贵州末任巡抚沈瑜庆与李鸿章的交往

□王珺偲

　　李鸿章(1823-1901)是晚清洋务重臣，权倾一时。贵州末任巡抚沈瑜庆(1858-1918)早年会试落第，窘迫之时得到李鸿章的举荐，入幕两江。沈瑜庆也在两江幕下十余年的历练中，逐渐干练成熟，最后成为一方大吏。

　　沈瑜庆的父亲沈葆桢(1820-1879)与李鸿章有同学之情，二人同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会试同科进士。在以科考取仕的时代，沈葆桢和李鸿章不仅同年中举，而又出自于同一房师，关系自然比其他同科同学更为亲近。

入幕两江

　　沈葆桢在世时，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要求子女“读书之余，并习章奏，及古近体诗，文肃公(沈葆桢谥号文肃)手自改削， 侍谈终日不倦。”并且聘请闽中著名学者作为塾师，教育子弟。

　　光绪十一年(1885)秋，沈瑜庆参加京兆地区的乡试，中得第四十九名举人。次年，沈瑜庆会试落第，以恩赏主事签分刑部广西司行走，这只是一个候补的官员，按照当时规定只有考中进士才能直接担任官职，候补官员要等到有空缺后，论资排辈才能上任。所以，沈瑜庆就在北京一边与同龄士子相交来往，一边读书备战会试。

　　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沈瑜庆几次会试均落第。这一年的夏天，沈瑜庆在北京中暑，身患重病，经过三个月的医治才捡回一条性命。沈瑜庆病愈后，离开北京到上海，再辗转回到福州。对科考会试仍不死心的沈瑜庆继续复习，参加第二年春天的会试。

　　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沈瑜庆参加会试落第，经过这数年的读书求学，导致家中经济拮据，沈瑜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他需要一份能养家的差事。沈瑜庆想到了父亲的“同学”李鸿章，时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高权重。

　　沈瑜庆从北京南归福建时，到天津特意拜谒了李鸿章。沈瑜庆见到李鸿章后，说到自己会试多次落第，景况艰辛，又因身体原因，不能久居北京学习，想请李鸿章这位世叔在南方谋求一个差事。

　　这次见面，李鸿章爽快地答应了沈瑜庆的请求，他还赞许沈瑜庆“少年明干，才器颇佳”。并且修书一封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李鸿章在信中写道：

　　“询其景况甚艰，不能久居京秩，以南洋去家较近，差使尚多，将谒崇阶，乞备驱策，以资历练，且籍薪水以为家计。”

　　此时，曾国荃在两江任上正在筹备开办江南水师学堂，李鸿章想到沈葆桢在福州开办船政，沈瑜庆必然能得到其父的船政工作经验，特意举荐沈瑜庆到水师学堂任职，说沈瑜庆“从事船政，规模得失，闻见能祥。若使备员其间，可收督察之效。”

　　李鸿章向曾国荃举荐沈葆桢可谓尽心尽力，除举荐任职水师学堂外，还举荐他到上海机器局任职，这都是每月可得数百两白银的高薪职位。李鸿章在信的最后还写道：“鸿章与文肃交好四十年，视其子弟，不同恒泛。”足见李鸿章对沈瑜庆的关心关照。

　　在李鸿章的举荐下，沈瑜庆拿着这封亲笔信，前往两江总督曾国荃幕下谒见。次年，在两江总督幕下檄总办江南水师学堂。沈瑜庆在家学的影响下，按照父亲办理马尾船政学堂的章程和经验，将江南水师学堂办理得井井有条。

书信求官

　　光绪十八年(1892)，刘坤一任两江总督，又委派沈瑜庆檄办盐务，虽然这两份差事都不是“体制内”的官员，但这是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职权重大，薪资丰厚。

　　时光如梭，沈瑜庆在两江总督幕下，从创办江南水师学堂到署理盐务再转到上海檄办吴淞清丈工程局。此时距李鸿章的举荐已近十年，沈瑜庆也从三十出头的青年，走向老成干练的中年，但是沈瑜庆入仕为官的经世致用思想仍然不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两江总督下属的淮扬海道道台一职开缺，这是一个管辖淮安、扬州、海州地方，兼盐法、漕务、海防的重要职位。沈瑜庆已经具备任此职的资历和能力，他有心竞争此职。

　　沈瑜庆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手下任职数年，深得信任，刘坤一也有意让其担任，但是地方督抚只有保举权，最终需要朝廷掌管人事的吏部决定认可才行。这时，沈瑜庆给有世交的李鸿章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在朝中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与关照，顺利入仕为官。

　　沈瑜庆在信中谈到了因得到李鸿章举荐，来到两江总督幕下任职后，经过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德能。信中这样写道：“职道奉公一书，需次江南，于今十年，内外要差，均已备历。”然后开门见山地给李鸿章提出了“目前淮扬开缺，职道系特旨在前，理应顶补”的想法。但由于”谋之者多，不得硕德一言，恐无以谢于众口。”恳请李鸿章致函给相关要员“切实说项，迟恐无及”，如果能够“得公奖借，其用情自有着落。”

　　沈瑜庆在信的最后，依然叙述了父亲沈葆桢与李鸿章的相交情谊，并表达了自己知恩图报之意：“我公之不能忘情于故人子，犹故人子不敢自外于公。缕缕上陈，当蒙鉴许。”

思旧留挽

　　李鸿章收到了沈瑜庆的书信后的第二天亲手写了一封回信，在回信中，李鸿章告诉沈瑜庆，淮扬海道道台一职已经有人补缺顶空了。并对沈瑜庆说，即使此职位是空缺，也不会直接举荐于他。其原因李鸿章在信中这样说：“夫某也贤，某也能，此当言者也;某应署，某应补，此不当言者也。”

　　李鸿章还告诉沈瑜庆，平时要好好历练积累自己的贤德与才能，至于做官、升职的快慢，那是需要讲究“因缘”;举荐贤能与是否能做官是两回事，这也是冥冥中的命运。

　　然后，李鸿章回忆了与沈瑜庆的父亲沈葆桢同在曾国藩帐下效力的往事。那时人才蔚起，举荐贤能的人也非常多。然而，沈瑜庆的父亲沈葆桢在从来就没有去要过官职，还常常被安排去做一些苦差累事，曾国藩以及朝廷没有忘记他，最后成为朝中重臣。当然，李鸿章所说的沈葆桢的经历也是自己的经历。

　　接着，李鸿章把自己比作昔日的曾国藩，为国家举荐人才是是分内之事，像沈瑜庆这样有才干的故人之子更是“岂其暂忘”，还会“顾欲以八十之年(笔者注：时年李鸿章78岁)，分舍人之馀光”。最后，李鸿章给沈瑜庆提出了“勉尽职业”的要求，而出仕为官也需要“守己待时”。

　　沈瑜庆出任淮扬海兵道的想法虽然落空，但他在家学的影响以及在为幕十余年间，不仅谙通官场仕道，而且形成较为宽广的眼界与格局。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北方扩张，清政府也在保守派的鼓动下大肆“排洋”，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诏书，向当时世界十一国列强宣战，一时间国器飘摇。面对这道“愚蠢”的命令，各地总督、巡抚都在寻找化解这个危机的办法。

　　这时，外国人聚集的经济重镇上海也是躁动不安。沈瑜庆在上海与负责对外经济贸易的太常寺少卿盛宣怀商议认为：“东南半壁华、华洋杂处，万一有变”，则“全局不堪设想”，因此“宜与洋人定约，租界、内地，各担责任，俾宵小不得滋事”以保证东南局势的稳定。

　　沈瑜庆遂致电联络湖广总督张之洞，赶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面陈看法，均得到认可。两位总督又将意见发报给李鸿章，并请李鸿章全权办理，最后李鸿章用“乱命不受”来拒绝执行慈禧太后宣战的命令，又与各国领事签订友好盟约，保证了东南各省的稳定。

　　在这场危机中，沈瑜庆以独到的见解和认知格局，得到了李鸿章以及其他总督们一致的认可赏识。次年(1901)夏末，在几位总督的举荐下，沈瑜庆如愿以偿地入仕为官，出任四品官职的淮扬海兵备道道台。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远在淮安的沈瑜庆回思种种，写下一副挽联：

　　舟楫共济，袍泽同心，并世遂无其人，天步艰难，公欲九原作随会;

　　始因饥馑，再误土木，当时亦非得已，国殇凭吊，我有一篇《哀馀皇》。

　　上联用“舟楫共济，袍泽同心”来追忆李鸿章与父亲沈葆桢一起在剿灭太平军、主办洋务运动中追求富国强兵的理想，他们“并世遂无其人”，但是“天步艰难”，李鸿章一生都为国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生最难掩的伤痛和耻辱，在沈瑜庆的下联中道尽“甲午”失败的原因：“始因饥馑”是从1876年开始，长达近四年的大饥荒，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挪用赈灾;然后“再误土木”暗指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作为臣子的李鸿章“当时亦非得已”，才酿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样的“国殇凭吊”，沈瑜庆写下的长诗《哀馀皇》中分析了更多的原因。

　　沈瑜庆这副挽联，是对李鸿章一生中恳公允的功过评价，也是沈瑜庆对晚清政治时局的自我见解。沈瑜庆的入仕之路，得到了李鸿章的关照提携，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实业岗位上得到了历练成长，终成一方大员，封疆黔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