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会　难　期

——记恩师金应元

□龙志毅

　　1942年，我从家乡永善到专区所在地昭通报考初中。那时全专区11个县，只有昭通有4所中学，其余的县只有1所中心小学。

　　当时昭通最热门的是国立西南师范及其中学部，传说是蒋介石为了拉拢龙云，便将这两个面向全西南的学校放在他的家乡。

　　昭属11县来的考生，毫无例外第一志愿报的都是国师及其附中,但它一般一年只招两个班，类似考状元。其实考生的来源不只是11个县，还有会理、威宁等邻省地区。那一年国师附中中学部只招了38名学生，我有幸在这38人之列。

　　在此之前，师范部、中学部和全体教员及其家属均挤在武庙内。从我们那一学期起迁至离县城30里的闸上镇(今龙泉公园)。新校舍从闸上镇背后一直往坡上延伸，直至斜坡坡顶。学生宿舍和教室、教师宿舍混杂在一起。不愿意迁去的老师，家庭依旧在城里武庙内居住。遇到有自己的课时，便三三两两相约租马骑。那时女性大部分穿旗袍，骑在马上只好两腿外露，任人欣赏。我们一年级的教室排在最后三间教室的中部，有一天下午或上午，中间课休时，我和几个同学打打闹闹奔跑在前面的走道上。忽然一头撞在一个大汉的身上，吓得我不知所措，只见他楞了我一眼，一句话不说地走了。后来才听说他叫金应元，教“国文”的西北大汉。

　　第二个学期，也就是初一下，我接到的开学通知是到昭通北门外东狱庙报到。到后才知道师范部也搬回城里的武庙，闸上那一片新校舍全部不要了，为什么不要?公家的财产损失了多少?似乎不是学生应该过问的事。若干年后我返回昭通时特意去看了一下，那里早已成了一片荒地。

　　中学部和师范部搬回城里后，仍以武庙为本部。两处庙宇均已全部改造。东狱庙大殿为中学部原主任、全校原总教官禹如山家居住。二楼改成了几个房间，分给其他教员居住。金应元便是其中之一，我没有上去过。

　　开学后，金应元教我们的语文，我想到闸上的事有些胆怯。其实他上课挺认真，每遇课文有典故，他便把其来龙去脉讲给大家听，故而很受欢迎。

　　第一次作文时，他出了个启发学生思索的题目：“悔”。我经过认真思索，构思了三个情节，并假设了一个中学生“我”。第一段，学校春季旅行，“我”却想到平时学习紧张，生活清淡，早餐总是花生米拌稀饭，午餐没油水，只有星期日才能出校门改善生活。又想到“月中桂”的绿豆糕和鸡蛋糕，太有吸引力了。于是装病请假。躺在一二年级合住的大宿舍里。第二段，“我”充分享受了绿豆糕和蛋糕的美味，将它和平时枯燥而清淡的生活相比，明知旅行的乐趣，但并不后悔。第三段，夜幕降临，我回到宿舍，才发现空荡荡的大宿舍只有我一人，我无奈地躺在床上，窗外树枝在微风中摇摆，似人似鬼，我被吓得裹紧被子，想到旅行的同学们也许正在开联欢晚会，我后悔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金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上了讲台，并按照他的惯例，首先点了这次作文前三名学生的名字，并站起来亮相。然后全文宣读第一名的文章。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是第一名，故而在站起来亮相时有些手足无措，引来一片笑声。上台接过作文本，我发现他用红笔批了一段话：“记得在闸上时你是个调皮的孩子，然而你有如此好的成绩，使得我不能不另眼相看了。”我反复阅读这段批语，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在那个学期里我又先后得了两次“状元”，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了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教育部发现拉拢龙云的意图落了空，便开始调走国师大批优秀教师，禹如山也是其中的一个。同时也调来或招聘一批教师包括本地教师，并着手考虑学校搬迁的问题。禹如山走后，中学部主任落在金应元老师的肩上。新调来或招聘的教师良莠不齐，其中有一个教化学的广东人。我对化学课缺乏兴趣几乎到了接近于放弃的地步，他来上课那天我照例偷偷在看小说，只听清楚他讲的一句：XX可以制鞋膏，擦肥(皮)鞋。一口广东话，引来一片笑声。此人学识深浅不得而知，但生性风流，看上了本地招聘的图书管理员X小姐，经常献殷勤，出洋相的版本很多，当时昭通还很封闭，全校为此议论纷纷。

　　那时每周一上午第一课时是“纪念周”，共读总理(孙中山)遗嘱，教师或专家学者演讲，国师的“纪念周”都在校本部举行，即武庙。那里有一个狭长型坪地。两边为房屋，顶头搭有一个主席台，教师们坐或站立在前面，学生则站立在下面。中学部由北门外排队进城，一般只能站在最后面。有一次“纪念周”刚结束，忽然前面一阵骚动。我们发现有几个人扶着金应元老师往校医室而去，消息迅速传播：他被体育教师打了，都是那个广东人闯的祸!

　　中午我约起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金老师。他脸上缠着纱布，正坐在中间那间办公室里和分管教导的王老师研究工作。见我们来了，他们停了几分钟，他对我们的看望表示感谢，并说：打人的人已经认了错，事情已经过去了，告诉同学们不要再来看了，要以团结为重等等。

　　很快便到了寒假，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化，母亲赴昆明与二哥家同住。他们来信，要我寒假后去昆明上学。当时昆明与昭通之间尚无公共交通，偶有客货两用卡车，这种卡车停放在南门外较多，为了找车和上车方便，放假后我便搬到南门外的叙昆大旅社居住。两三天后便找到一辆客货两用车，第二天就要走，我便想到应该去看看金应元老师。

　　黄昏时候，我手握电筒，穿城而过，进入东狱庙大院。平时弦歌缭绕、人来人往的大院，此时却悄无声息，一片漆黑。我突然莫名地产生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在电筒光的照亮下，我在二楼找到金应元老师的房间。屋里除了几件公用的实木家具外，便一无所有。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说你从南端到北端穿城而过，辛苦了。他还说下学期他也要走了，辞呈已上报一个多月，至今没有回音。他正打算从威宁转车去重庆打听，如果不批，他就准备就地自己另找工作，开弓没有回头箭嘛。谈话间，我发现屋子的东边有一扇窗户，我知道那窗外是个操场，全体同学上早操的地方，半径约二三十米，再对面便是一片乱坟，也是政府和驻军杀人的地方。我们曾围观过驻军枪毙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他被按跪下，行刑者正要开枪时，他回头向行刑者说了几句什么话。现在是寒冬,窗户紧闭着，要是在炎炎之夏,透过敞开的窗户望到那片阴森可怖的刑场和坟场……我不禁毛骨悚然。

　　谈了约半个钟头，我起身告辞时，金老师突然说：等一等。他拿出一本小纪念册，又提起毛笔边思索边写下了“天涯海角，后会难期!”八个字。

　　我接过纪念册凝视着这句题字，两眼湿润了，几乎是跑着下了楼。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金老师，也没有他的行踪信息，连他送的小纪念册也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但那两句“天涯海角，后会难期!”的题字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作者系省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