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都司路——

三河水汇之地，黑羊箐枢宗之区_(上)

□宋晓勇

　　今贵阳城区都司路，长仅约一公里，每当上下班高峰期，车流量大，水泄不通，便有一些无奈的司机谐其音戏称为“堵死路”。如果他们稍微了解一下这段路的历史，或许就能坦然面对今天的拥堵，因为这条路的繁忙是历史性的。

　　文史资料显示，这条路极有可能是贵阳地区成街历史最悠久的道路。古老的贵阳城，极有可能就是以今天的都司路一带为起点逐渐沿革扩展开去的。旧时，这条街道的两旁官衙林立，是名副其实的“官路”。蒙元时期的一方最高军政机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明廷在贵州行省的最高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以及贵州卫、镇抚司、西察院、集全省生员举行乡试伦才大典的贡院等衙门;清代的贵阳守备署、贵筑县署、贵筑典史署、贵阳营等，都曾设衙于这条街道的两旁。

　　可以想见，旧时，这条路上来往各衙门公干的官员、书办、役吏等络绎不绝。历代品官出行皆有舆卫，少则四、五人，多则十来人。举着职衔牌，还有各种标识着身份等级的执事，铺陈开来，以填塞路面为能事。若两官的舆卫遭遇，还要按照“遇于途”的礼仪规范避让，这条街道岂有不堵的。

　　依据现存文献的记载，只能将这条街道的历史追溯到蒙元时期。然而，历史所特有的因循沿革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不以文献是否有载为转移。它甚至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潜移默化的左右着一个区域方方面面的发展趋势。俯察历史，明清以降，处在贵山之阳的这座城市能作为贵州的省会不为无因。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早期权重一方的官僚机构皆设官衙于这条街道上，以此带动和辐射，又在历史因循沿革的巨大力量的推动下，遂一步步奠定了今日贵阳作为一省首善之区的地位。以故，追溯这条街道的得名历史，似乎并不是一件消遣解闷的无聊之事。

　　普遍的观点认为，明廷在各省设置的军事指挥机构“都指挥使司”又简称“都司”。古刻本方志中，为节约版面，职官表中对有明一代的“都指挥使司指挥使”一职就常简刻为“都司”。因此，今都司路应以明廷的贵州都指挥使司曾设衙于此而得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原无什么可说的。但是，从得名的肇始“诱因”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再往前追溯——明廷的贵州都司衙署为何会设在这条街道上?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难逃历史因循沿革的窠臼。

　　即以民国时期的“贵阳县”署试举一例。在笔者收藏的一幅民国二十五年刊印的贵阳城图上，当时的贵阳县署在今市府路旁与今市中级人民法院(其地即民国时期的“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驻地，所在路段因此也叫“司法路”)东向毗邻的地方。结合清道光《贵阳府志》所附贵阳府城图分析，民国时期的“贵阳县”署，其地也就是清代的“贵阳府”衙所在地。

　　又综合《明实录·穆宗隆庆实录》、明万历《贵州通志》、郭子章《黔记》及清道光《贵阳府志》的记载，自明隆庆三年三月丁未日，程番府由今惠水县迁入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城)，并更名为“贵阳府”，且明廷“铸印给之”后，即就原“文明书院”遗址地(在今市府路中级人民法院东向毗邻的地方)辟为贵阳府治所。终明一代，该府衙一直在“府桥”(今已易名为市府桥，“府桥”即以明代贵阳府署设在此桥西侧而得名)西向几十步的地方。沿革到清代，其地也就是满清王朝的“贵阳府”衙所在地。

　　据何辑五所作《贵阳市政府成立纪事》碑文记载，民国三十年七月贵阳设市以后，为给市府腾名字，当时的贵阳县更名为贵筑县。又为了给新成立的市政府挪地方，新更名的贵筑县并从今市府路中级人民法院旁移治花溪。随后，民国的市政府班子于次年六月三十日迁入，其地遂为民国贵阳市政府的机关所在地。于是，在民国三十三年的贵阳城图上，今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的那条街道，其名字理所当然的已由之前的“司法路”更名为“市府路”。

　　《贵阳市南明区志·历史遗迹》在记述明、清时期的“贵阳府署”、民国时期的“贵阳县政府”及“贵阳市政府”遗址，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贵阳市人民政府”的原址地时，都有“即今市府路15号原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记载。这不仅说明，明、清时期的“贵阳府”、民国时期的“贵阳县政府”及“贵阳市政府”都曾“同址办公”，而且，及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地址又曾一度作为新中国的贵阳市人民政府机关办公地长达几十年之久，直到2006年7月6日，市人民政府从这一地址迁往城西的观山湖区为止。

　　再来看看明廷的贵州都司衙门的沿革。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明白无误的指出：“贵州都指挥使司，在会城中西，即元八番顺元等处都元帅府。”由此可见，若以明廷的贵州都司衙门作为该路的得名诱因，显然无视蒙元时期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存在。因为，若蒙元时期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不设衙于此，大概明代的贵州都司也不会在此设衙，路名“都司”就有可能落户在其它街道。沿革到满清时期，贵阳城守营游击署，其地亦即前明之“都司署”。清道光《贵阳府志·祠宇图记第五》记载：“贵阳城守营游击署，在府城内西南隅，明为贡院地，后改为都司署。顺治十七年改参将署，康熙三年改副将署，八年改游击署。”可见，虽历经元、明、清三代计六百多年的变迁，明代贵州都司衙门所在地上的公署，其军事机构的属性一直未有改变。

　　俗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似乎并不仅仅描述官员之对于铁一般牢固生根的衙门你来我往的景象。一个“铁”字也彰显了官衙受历史因循沿革的支配，其属性的顽固性。在封建社会，这种属性的顽固程度甚至很少受到朝代更替的影响。至于皇都、省会、府治等的因循沿革则更是如此。那么，就有必要穷追，蒙元时期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为什么会设在今天的都司路?

　　关于这个问题，现存文献并无明确记载，但仍然可以根据一些线索来探佚一番。南宋时期对今贵阳及其周边地区影响颇大的宋永高就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宋永高，万明曾孙，亦以荫拜官。嘉定庚午(即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下同)，诏永高招降南夷，以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对此，明嘉靖和万历《贵州通志》、明万历郭子章《黔记》，以及清康熙、乾隆《贵州通志》等皆踵而记之。

　　那么，宋永高的官衙机构对当时地方军政、民政的管理而言有何作用呢。《宋史·职官七》记载：“经略安抚司，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即干机速(笔者按：机速，即机密紧急的事)、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中央朝廷对经略安抚使的领导仅仅体现在“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模棱两可的语境中，其它的事情均听其“便宜裁断”。

　　关于宋永高“镇南都总管”的头衔，《宋史·职官七》也有记载：“帅臣(笔者按，经略安抚使可称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在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就是说，为了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略安抚使能有效的“绥御戎夷”，给他们又加上了“都总管”的头衔，使他们不仅可以管民，还可统兵。由此判断，经略安抚使若不加“都总管”衔以统兵，大概在名义上是没有实权的。

　　那么，说到底，宋永高的官衙与今天的贵阳城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清道光《贵阳府志·土司上》记载：“宁宗嘉泰元年(笔者按，即公元1201年，下同)，(宋)永高克麦新蛮(笔者按，今贵定地区，古称麦新，下同)，自号麦新为新添军(笔者按，此处‘军’，为宋代专在边疆地区设置的一级行政区划，与府、州同属于路。下同)，使其子都胜居之。嘉定二年(笔者按，即公元1209年。下同)，永高移居贵州，贵州即矩州也，朝廷因命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

　　民国《开阳县志稿·政治·土司》又记载：“永高者，景阳长子存孝之裔，而锡华之曾孙也……嘉泰元年，永高入贡，旋克麦新蛮，又自号麦新为新添军，使其子都胜居之……嘉定二年，永高移居贵州……朝廷因命永高为经略安抚使……”

　　民国三十年七月，贵阳设市后，首任市长何辑五(名应瑞，字辑五，何应钦胞弟)在民国三十一年六月所作《贵阳市政府成立纪事》的碑文中，在追溯他所辖城市的历史沿革时，也将南宋嘉定间宋永高官衙迁址矩州作为沿革中的一道坎来记述：“(贵阳)于晋则属晋乐，于唐则属矩州，其治所均难确考。迄宋嘉定中设经略安抚使，嗣改金筑寨为金竹府……”

　　近年所修《贵州省志》之《大事记》记载：“嘉定二年，宋永高受命任贵州经略安抚使，移居贵州城(今贵阳城。笔者注：此为原文注释)。”

　　上述凡引文中提到的“贵州”在当时仅仅是个地名，而非今天西南一大省的概念，其地望范围大致是今天贵阳及其周边的地区。用之表示一座城池的话，当时的“贵州城”沿革而来，就是今天的贵阳城。可知，在平定麦新并命其子宋都胜镇守后，宋永高将其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的衙门迁到了当时的贵州城、也就是今天的贵阳城。据此，一种观点便认为，以南宋嘉定年间宋永高将其治所迁入作为该城从“矩州”到“贵州”的更名之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