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省会贵阳，既是抗战后方重镇，又是西南交通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这一时期贵阳的衣、食、住、行又是怎样的情形呢?1942年3月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贵阳市指南》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现摘录整理于后，以飨读者。

抗战时期贵阳市民的衣、食、住、行

□罗登宜

衣　着

　　关于抗战时期贵阳市民的衣着，《贵阳市指南》中这样写道：贵阳市民衣着，大致皆如外省，抗战以后，贵阳成为后方重镇，人口骤多，因之衣着花样，亦因时而繁。街巷所见，穿最流行之新式西装革履者有之，披风旗袍者有之，青蓝短衣裤者，草鞋布鞋者亦有之，形色不一，盖有后方重镇中，服饰之特异点。初来贵阳人士，每以为苗胞衣着，必非常奇异，实则夷胞衣著多以汉人相同，仅苗胞各异，男苗胞多喜大布缠头长褂束腰，女苗胞短衣褶裙，或青衣黑色，或花蓝色，且喜戴银饰。布匹皆自纺自织，耐久实用。因气候关系，贵阳市民，除少数老年人外，穿着皮料者极少，且不论冬夏，一般贫苦人民，多着草鞋，全身皆著棉衣裤者亦不少。贵阳在目前(即抗战时期)，虽为西南交通枢纽，来往行人，络绎不绝，然因运输困难，一切衣物价值，不免较为高昂。然以北比重庆、昆明，则贵阳物价，不能不算较廉。一般行客之感觉，以脱离贵阳，携带衣物不便，初来贵阳，又感衣物制备不易，因此出售旧衣及购买旧衣之风，在贵阳颇为流行，亦适应行客眼前之需要。贵阳之三数家拍卖行，即专做此项代售旧衣物之商店。此种拍卖行代售之衣物多为绒呢皮毛织物或首饰钟表等，较寻常价值稍廉，尚有出售旧衣物之地，在公园路至金沙路一带，售古董书画者，亦多在此区域。

　　贵阳是一个移民城市，早在明、清时期，就有大量的外籍军屯、民屯、商屯人员及宦游入黔者移驻贵阳，并定居贵阳，繁衍生息。抗战时期，为了逃避战乱，又有大量的外籍人员先后进入贵阳。随着外籍人员的不断增加，对贵阳市民传统的服饰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抗战时期贵阳市民的衣着服饰，形态各异、花样繁多，既有传统的汉族服饰、民族服饰，又有流行的西装革履。

餐　饮

　　关于抗战时期贵阳的饮食业，《贵阳市指南》中这样写道：贵阳中心城区，酒楼茶社盛多，每家均顾客拥挤，在近二三年来尤为显著，对于行客饮食问题，当便利不少。为于本年(1942)内，一因生活程度渐高，一因政府明令禁酒，筵席较为减色。但小食店之开设，则如雨后春笋，应时所需。据有关机关之统计，贵阳小饭馆小食堂之总数，在二三百家以上，不可谓不发达，至菜肴口味，因五方杂处，各省风味具备。其招牌名称如天津馆、燕市酒家之代表北方，苏州茶室、南京酒家之代表京沪等等，可以顾名思义，随意选择。余如杏花村、西湖饭店以川味胜，迎宾楼、松鹤楼以苏味名，均可得而言者也。西餐有贵阳招待所、冠生园、福禄寿等处出售。茶点有生生园、五羊茶室、乐园等处出售。冠生园亦在上午售茶点。至小食品店，有专长一味者，如培养正气，味道深长，为炖鸡粉面;孙裕顺、伊斯兰为牛肉各味;苏得盛为肠旺面;乐园为包饺;浔阳食品店为锅贴;老不管为馄饨。均可随各人嗜好，择其售味。有本地食馆，本无索小费之陋习，给予多少，茶房绝不计较。自京沪饭店增多后，小费加一已成为各饭店之规定矣。本市茶馆，属于地方性质者，其习惯与四川省为近，多是品清茶嗑瓜子，间或代售糖食，其中大部分且多聘人说书，以吸引顾客。一般店伙计苦力，于休息时间，多尘集于此种茶社，以恢复一日之间只疲劳。每夜九、十点钟则正是生意兴隆时候。此类地方茶社，多集中于威西路、威清路、南京街、普定路、三才路、南明路等偏僻地方，总数近一百五十家，大十字一带则绝无仅有。茶社属于外省性质者，则多是品茗之外，兼售点心。其营业时间，多订于早晨及夜晚，此异同之点，亦不可不知。

　　从以上记述中不难看出，抗战时期贵阳的餐饮业是比较发达的。拥有大小餐饮店三百余家，而且菜肴的味道各省风味具备，不仅有中国传统的菜肴，还有西餐馆。其食品的品种繁多，有炖鸡粉面、牛肉面粉、肠旺面、包饺、馄饨、锅贴等。同时，还开设了许多茶室，兼卖点心，茶室里还聘请有说书人说书。顾客可一边品茶、吃点心，一边听人说书，好不惬意。茶室既有本地人开设的，也有外地人开设的。贵阳本地市民所开的饭馆、茶室，从来不收取顾客的小费。自从外地的商人进入贵阳开设饭店、茶室以后，才形成了向顾客收取小费的习惯。

建　筑

　　外省商人进驻贵阳，在贵阳开设旅馆、饭店、茶室，不仅促进了贵阳旅游业、餐饮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贵阳市民居建筑的改革与发展。 关于抗战时期贵阳的民居建筑，《贵阳市指南》中这样写道：年来旅馆饮食店各业蓬勃兴起，装修门面，竞作市招，贵阳市容因而改观者不少，建筑更为近代化，且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二四”(即2月4日)曾一度惨遭敌机滥炸，房屋被焚不少，然年来政府与人民合作，积极从事建筑，时至今日，贵阳最近来黔人士日增，每日黄昏前后，闹市汽车呜呜，游人踵趾相接，盛况无异各大通商都市矣。本省为木材产地，建筑以木料为主。惟一般住户多作石板镶砌天井院地，平滑滤水而耐久。故贵阳旧家宅，多为木器瓦房，前后配置有合硼石板地之天井，其用砖四面砌围墙者，谓之封火砖墙，须较大之住宅始有之。房屋喜多开窗户，天井广阔，故光线充足，空气流通，为贵阳旧时房屋之特色。寓所大多喜配腰门于宅门外，腰门之高低及宅门之半。宅门向内开，腰门则向外开。通常开宅门而闭腰门，所以防小儿之走失，杜乞丐犬豕之任意闯入也。正屋之前，多有三四尺深之台阶，呼为厅口，其上多置雕花方圆石凳一对，为家人纳凉之所。习尚种花，每家院内必有盆栽花草，亦有以竹、桃、石榴等树，植于院内。树下置大合硼石缸以养金鱼者。故凡中产之家，入其庭院，无不生机盎然，青翠可喜。较之通商各埠，大多数人，窒居于衙堂房屋亭子间中而日奔驰于名利之场者，其苦乐正不可同日而语也。贵阳仿西式之建筑，民国八年(1919)以后始有之，然交通不便，钢铁与水泥不易运输，所谓洋房，均是砖砌灰糊，用钢骨水泥者尚鲜见也。抗战以来，省府鉴于人口激增，而城区过狭，原有住宅已不敷，分配划辟河湾全部为新住宅区。新住宅区之范围，东西南三面均临南明河，北临小溪，东北抵观风台山麓，占地也万二千七百余市方丈，适据城南胜景之中心。其地先由政府全部照价征收，加以统筹整理，设计一切道路及公共建筑，划定宅地号数，再由人民请领，自行建筑住屋，其建筑之方式及房屋占地与庭院之比例，均有规划定之。其设计之公共建筑，除道路、广场、桥梁、下水道、电灯、电话各项而外，尚有公园、图书馆、菜场、给水、冷藏及防空壕等各种设备以及邮电警察，都市住宅区所需要者略备，宅划分为一百八十号。现时该区马路业已完成。省府建有南明堂，其余住宅林立，多新式立体建筑，蔚然为筑市新兴繁盛之地，毫无以前荒芜景象矣。

　　以上记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抗战时期贵阳民居建筑的材料、布局与特色。同时，反映“二四”轰炸以后，贵阳市民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重建家园，在三年的时间里，不但恢复了原有的民居，还新建了占地面积12700余市方丈的新城住宅区，并完善了各种市政建设的配套设施，使贵阳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充分体现了贵阳市民的勤劳与智慧。

　　抗战时期的贵阳，既是西南四大公路线的中心点，也是桂、滇、湘、川、黔五省交通必经之地，因之旅客南来北往，日见频繁，大凡旅客抵达其地，寻择旅社，当为先决问题。《贵阳市指南》载：抗战时期的贵阳，旅馆林立，有设备俱全之新式旅社，亦有“安寓客商”的旧式客栈，总数在三百家上下，营业均称旺盛。开设旅社者，多为黔籍，外省人较少。除了私人开设的三百余家旅社、客栈外，还有机关和社会团体主办的贵阳招待所、同乐社和青年会等旅社，较私营旅社自甚清静。

交　通

　　《贵阳市指南》中这样写道：贵阳市位于黔省中心，公路纵横，有黔川、黔桂、黔湘、黔滇四大公路干线，绾毂西南五省之交通，抗战至今，以交通关系，其地位日益重巨，蔚为西南之枢纽，陪都之屏藩。市区交通，除汽车外，人力车当占重要位置，车辆总数已达千余。市区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最普遍，乘肩舆之风，在贵阳过去曾极为普遍，年来则日渐减少，街上已属仅见。盖因从前贵阳街巷狭小黑暗，屋檐相接，且碎石铺道，高低不平，不特汽车通行不能，即通行人力车之街巷，亦只有数条，故过去市民喜乘肩舆，其原因或在此也。建设新贵阳，必须从街道入手，且贵阳水源困难，尤宜多辟火巷，以利交通，兼稗防空，省府于年前计划新修街道，分期举行。第一期工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间动工，现已全部竣工。如毓秀里、颜家巷、王家巷、新中街、六座碑、福德街、苍后街等宽阔街道，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固均为狭小之弄也。现第二期工程，由市府照计划办理，其应新修街道，如永乐巷、乐群路、陕西路、龙泉街、红石街、南通路、会文路等所有路线，业经订定地图公布，于(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动工。

　　从以上记述可以理解到，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以前，贵阳的街道十分狭窄、昏暗，加之路面均用碎石铺就，高低不平，别说汽车，就连人力车也难以通行，所以，在此之前的交通工具多为肩舆(即贵阳人所说的滑竿)。1940年后，城市的街道才得到拓宽改善，随着城市街道的改造拓宽，过去的交通工具肩舆逐渐被汽车、人力车所取代。抗战时期贵阳城内的交通工具，汽车、人力车总计在千余辆，市民出行的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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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二四”轰炸。《贵阳市云岩区志》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2月4日中午12时，日本飞机18架侵入贵阳上空，疯狂投弹轰炸，轰炸后即向贵定、都匀、荔波方向飞走。12时55分，省会解除警报。此次被轰炸地区，东至二浪坡(今中山东路)与护国路交接处，西至中山西路先知巷，北至光明路(今省府路)口，南至中华南路贯珠桥，以大十字为中心的贵阳繁华地区炸毁殆尽，史称“二四”轰炸。

　　抗战时期贵阳的物价。由于战乱，物资运输困难，入住贵阳的人口又日益增多，因此导致贵阳物价飞涨。《中央日报》记者王新命在1942年3月9日《贵阳印象》一文中写道：人说贵州山高，我说贵州物价比山更高。贵阳米价相当的贵，本月(即1942年3月)五日之前，每斗已涨到七十元，五日便涨到七十二元。这对于以食为天的一般人，的确是一种威胁。

　　抗战时期贵阳主要街道上的商店多是二层至三层灰条粉刷的简易门面，全市98万平方米的住宅很多是临时搭建的棚户。图为当时的黔灵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