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　牌　记

□龙志毅

　　前年读了《熊庆来传》后，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他的旧居，云大主教学楼会泽院旁边那幢二层小黄楼，增挂一块云南起义期间，云大学生会(当时称自治会)曾在此办公的牌子。我在笔记中写到：我与熊校长颇有缘分，曾在他的旧居办过公，连最先进的自动电话也是在那里学会的。

　　1949年熊庆来远赴法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期间正值山乡巨变，换了人间，他滞法未归。后来又害了脑溢血，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虽然出院，但后遗症令他半身不遂。他便顽强地练习用左手写字，继续数学研究，而且有了两本著作。直至周总理视察云大时，对他在云大的工作，特别是他对华罗庚的发现和培养，予以肯定，并建议楚图南教授以同乡身份沟通，使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国。被安排在中科院数学所与华罗庚一道工作。七年后“文革”中受迫害而死。“文革”前夕，著名文学家、云大校长李广田，也住进这幢小楼。同样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文革”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幢小楼挂了“熊、李故居”的牌子，供人瞻仰。读了《熊庆来传》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科学和文化名人的故居再挂上一块那个时期进步青年群体活动中心的牌子，对这栋小楼的历史、对后人的教育不是更有意义吗?但我居住贵阳，怎么知道其申办手续呢?

　　我便写了一封信给天祥中学老同学，和我同届考进云大现已退休多年的杨一兵教授，请她打听一下，需要办什么手续?杨一兵自云大毕业后曾调到天津，几经周折又回到云大当了中文系教授。她曾是天祥校友会负责人之一。丈夫已去世，大儿子在广西民族大学当博导，在昆明的子女也未同她住。她和保姆住了一套位于云大东二院比较宽敞的房子。我和秘书小夏曾去过她家，彼此都较熟。她打听后说：按规定需要个人申请，层层审批，但校友会的人都认识你，我就代劳了。果然几个月后批下来了，但因她出国旅游，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是耽误了一段时间，直至五月份才告诉我。我便决定四个子女全家去昆明一趟，让他们认认亲友、受受教育。

　　筹备过程中，杨一兵、云大档案馆的郭老师和小夏互相在手机上沟通，按疫情防控要求将一行人的健康码提前报备，并在翠湖宾馆订了房间。像剪彩一样，什么工作都准备好了，红绸已经拉开，只需轻松地剪上一刀。长子龙隆一家三口6月8日由深圳直飞昆明;女儿龙吟则提前一天前往;龙泉一家四口是和我一同坐高铁前往。龙隆就职于深圳由马洪创办的综合开发研究院当研究员，为中央的智库之一。三子龙跃刚出院，也于10日乘高铁到昆明，其妻在贵大教书，儿子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因疫情困在了实验室，继续他的高端科学实验。此行家人中的十二人已有十人聚集在昆，为近年所罕见。

　　我们于9日中午乘高铁出发，下午两点到达昆明，下午三时半我们一行按行程计划到云大东二院接上杨一兵，顺利通过校门疫情检查到达会泽院。迎接我们的有原校长、党委书记高发元，现任副校长杨泽宇，东陆校区管委会主任王伟志，云南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李怀宇以及为我们事前操办的档案馆郭老师，云大专门为此事安排了一个挂牌仪式。

　　我们在众人的陪同下进入小黄楼，这座上个世纪20年代修建的法式建筑，经历了近90年的风雨，略有变化，我记得一楼门厅是一个丁字形的会议室，从楼上下来的楼梯在室内。现在会议室已不存在，楼梯就在门厅一侧，而且上楼的楼梯很陡，加上在修缮，便没有上去。只在楼下看了新挂的牌子，上书：“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会址，1949年5月30日—1950年5月1日”。墙上挂了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简介，列了五条那时做过的事项。不知为什么，我提供的组织学生战地服务这一条没写上，提不提呢?已经写了还要叫人家取下重写?有必要吗?何况那只是我一个参与者的经历，当时我还在系里属个人经历，但是学生会领导的昆明保卫战结束后，法律系派去学生会的人调走了，才叫我去顶替。但民青关系留在系里，我便两边跑，算个人经历。顺便说几句：从卢汉起义到昆明保卫战期间，我都在系里参加活动。昆明保卫战刚结束时，才要我去学生会任宣传总干事，顶替刚调出的法律系派去的XX，其时党和民青的组织系统未公开，关系都留在系里，学生会其他系派去的也如此，大家心照不宣，和谐共处，决策者的经历又该如何写?这么一想故而没有提出。至于时间从1949年5月算起，也可勉强，那时经历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九九整肃，第一条中提到的“决定营造和平解放气氛，走北平道路的事项”，是上届学生会办的事。我请杨一兵提供的资料也许正如她自己所说“因疫情在家避难”晚交所致。校方安排了看二楼的陈列馆，想到楼上陈列资料文献也许还没有整理到位，加上法式楼梯太陡，虽然孙女漩漩、孙子游游、涛涛一直在左右搀扶，还是没有上去，签了名，大家鼓掌合影，挂牌仪式便结束了。

　　然后，我们便被邀请到会泽院二楼会议室休息，并互相交换书籍、照片。我们带去的除了此前云大档案馆提出收藏我的文学作品全套。是小夏接到要求后，在网上新购的，我家中已无整套存书，是否齐全，我没有细看。另外，有一张摄于1950年三月的“云大学生会全体干事留影”。是若干年前在北京聚会时曾在云大学生自治会主持过工作的向文甲送我的。他是贵州福泉人，是铁道部教育局长。学生自治会当时是公开组织，直接受云大党支部领导，没设主席。据我所知，党支部那段时间先后有王裕昆(后为昆明市团市委副书记)、张宁生、吕增龄等人。学生会和学联有指导关系和配合关系。现在来到它的诞生地，往事历历、故楼依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与高发元前校长、杨泽宇副校长、东陆王伟志主任，李怀宇主任、郭老师等云大师友浅聊云大今昔一刻来钟，又到楼外合影留忆，便挥手告辞。

　　在云大的活动结束后，龙泉陪我回宾馆休息，我要龙隆带领全体家人参观西南联大和云南讲武堂旧址。西南联大从什么角度看都值得参观。何况还有一二·一运动的四烈士墓和闻一多、李公仆的衣冠冢。云南讲武堂是上世纪与黄埔、保定齐名的三所军官学校。从这里曾走出两位开国元帅朱老总和叶帅，国际的还有越南的武元甲和朝鲜元老崔庸健，以及龙云、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将官则不计其数。

　　至此，“挂牌”或“看牌”的任务已完，明天再请与昆明的亲戚见见面，便可回贵阳。此行一切费用自理，无可挑剔。但并没忘记自己是党龄将近七十年的党员。临行前特委托小夏向政协离退休支部书记陈海峰报告。得到的回答是：“注意安全!”这算党组织正式认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