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上世纪初新文学运动的衍变

□张　骏

　　中国文学所依据的载体是中国文字、语言，而中国文字与语言自古以来就分成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有别的系统，即“文言分家”：书面表达与口头表达似乎始终是两个不同系统。二十世纪初，一些新派诗人和政治改革家如黄宗宪、黄远庸、陈独秀等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试图改革文体，提倡新诗，并在一些新创办的杂志、报纸上用白话文进行著述。文学改良、新文学发生，悄然展开。只是这种改良局限在少数知识人范围，尚没有构成对传统文学和语言的严重威胁。

　　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部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胡适有相当关系。著名历史学者马勇先生，在《新文学运动缘起：一个历史学的解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9.3)一文中，详尽地从历史学的角度，细密地梳理了胡适的文学革命之缘起、论战到运动兴起的全过程。

　　1915年，赴美留学已是第五年的胡适，拿下了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准备秋季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继续深造。这时，一份主张汉字拼音化的宣传单，激怒了胡适，胡适就“中国文字的问题”专门撰写了“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论文。他认为，汉字所以不易于普及，其原因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教授方法的不完善。中国文字本有文法，这是学习文字语言的捷径，所以他建议将汉字文法学列为汉语教学的科目。但中国文字的未来出路究竟何在，胡适也没有明白的方案，只是他在1915年的夏天，确实意识到中国文字可能分为死的和活的两个方面，白话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

　　这年暑假，胡适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等正在康奈尔大学度假，胡适的观点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争论。梅光迪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胡适的判断，他们的争论逐步从文字问题转向文学，这是一个巨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胡适常常表达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的意思，“文学革命”的口号就在那个夏天由这样几个青年在异国他乡乱谈中提出来了。

　　胡适此时相信，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为宋词，并没有什么玄妙的道理，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而已，更近于说话。这种文学理念无论如何不能被梅光迪所接受，他于1916年春致信胡适，表达自己的不满，以为诗文截然两途，自古亦然。

　　在梅光迪、任鸿隽等人的反复刺激下，胡适的思想在1916年春天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他坦率地承认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文学革命不是别的，只是用白话去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去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梅光迪、任鸿隽等人在胡适的启发下开始让步，承认白话自有白话的用处，承认白话文学在小说、戏曲、词曲、演说等几个方面可能较文言优越，这自然是胡适的胜利。争论的焦点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白话是否可以做诗。

　　胡适相信，一旦用白话征服了诗的王国，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基于此，胡适于1916年7月正式宣言不再做文言韵文，文言诗词，专心用白话尝试做诗作词作韵文。

　　差不多经过一年的讨论，关于新文学的思想逐步成为一个系统，至1916年9月，胡适清楚地表达了心目中或理想中的新文学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条件，这些条件约有八事：

　　1.不用典;2.不用陈套语;3.不讲对仗;4.不避俗字俗语;5.须讲求文法;6.不作无病之呻吟;7.不摹仿古人;8.须言之有物。

　　当他将这八条意见写信告诉陈独秀，陈独秀表示非常佩服，又建议胡适切实作一篇改良文学的论文。不到一个月，胡适就写了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2卷5号即1917年1月1日发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将胡适一年来的思考系统化。陈独秀看到《文学改良刍议》之后，觉得胡适的姿态太过保守，他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并宣示自己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

　　陈独秀之外，赞成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以声韵、训诂学大家的身份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论，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趋之若鹜，紧随其后?所以钱玄同的支持格外宝贵，此后文学革命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转变为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新文学也就这样运动起来了。

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