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　表　的　故　事

□夏 昕

　　上世纪六十年代，手表还是稀罕物件。那时，谁有一块手表，会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戴手表的人也感觉很自豪，爱显摆的人则会有意把袖口挽得高一点，以便露出手腕上亮闪闪的手表。

　　那时候即使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手表，因为凭票购买，而没有一定的关系，是很难搞到购表票的。那时乡村里还比较贫穷，因此，戴手表的人少得可怜。我上小学时，老师当中多数都没有手表，教师办公室里有一个马蹄钟，值班老师根据马蹄钟的时间来敲上课和下课铃。在当时，手表不仅是掌握时间的工具，而且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儿时，村里有一农妇戴手表，村里人眼界大开，大人小孩纷纷跟在她身后，像看把戏。据说，农妇家有个台湾亲戚，回大陆探亲时，赠送了一只手表给她的丈夫，她丈夫嫌做事戴表不方便，她便戴上了。因为表链比较长，她的手腕比较细，于是她便捋起长袖，将手表戴在了上臂，又因袖子时常会滑下来，她干脆将长袖剪成了短袖。那时，人们不习惯穿短袖，也没钱做短袖。

　　人们故意跟在她后面问时间，她也故意放下手臂歪着头来看，随便报个数，别人也不知道准确时间是多少，其实她根本不认得表上的数字。

　　儿时这种叫“手表”的东西，没钱买，我便想着自己“制造”。我就找来姐姐写字的圆珠笔，在手臂上画个圆圈，圆圈内画上短线，在中央画个点，再由这个点向圆圈内圈的短线上画三根线充当时针、分针、秒针。再在手腕的下方画一圈铁轨似的线，作为表链子。就这样，一只贴在皮肤上的蓝色手表“制作”完毕。小朋友看到故意问：“什么时间了?”我便装模作样地瞧瞧“手表”，郑重说道：“六点十五分了。”

　　1972年底，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用家里的全部积蓄八十多元钱买了一块上海产的“宝石花”牌手表。这块表银色表盘的上方嵌着一枚金色闪光的仿真宝石，秒针上有一个红点，在暗处能反光，让我爱不释手。上一次发条，指针能马不停蹄地走上两天，对这只手表，我十分爱惜，洗脸洗手时，生怕手表沾上水，总是把它取下来，待手脸擦干净后再戴上;睡觉时，我把它压在枕头下，它轻微清脆的“滴答”声像催眠曲伴我入梦。有次在学校搬抬课桌时，表壳被蹭了一条印迹，我心疼了好半天，爱人也埋怨我说，做事前怎么就不知道把手表脱下来。这第一块手表，后来在搬家时不慎丢失，让我懊恼了好长一段时间。

　　手表丢失后，上班、出差、接送孩子又无法掌握准确的时间了，逼得我们继续节衣缩食，好再买一块表。不久，学校因为我教学工作成绩突出，分给一张钟山牌表票，钟山表价格当时只有三十元，价廉物美，我心里乐开了花。

　　那块钟山表用了几年之后，由于一直没有擦油，出现了走走停停的毛病，我有了干脆买一块好一点的新表的想法，爱人也很支持，她说，这几年我们有了新的积蓄，修旧不如买新，那表也该换了。于是，我花了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块上海牌三防全钢表。那块钟山表，尽管我不再需要它了，它也派不上别的用场了，但它承载着过去，见证着变化，我舍不得丢掉，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看到它，我会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