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活跃的“地摊经济”

□赵柒斤

　　近段时间以来，“地摊”一词登上热搜。其实，“地摊”是一种古老的商品交易方式，从人类起源开始就有摆地摊的影子，可谓历史悠久。而宋代“地摊经济”，无疑历史上最火爆。

　　秦汉时期，集贸市场似乎实行了“划行规市”，有直市、狱市、肉市、军市、官市、关市等;按经营时间划分，有早市、大市、夕市和夜市。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金布律》曰：“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有买(卖)及买(也)，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这说明，秦汉时期摆地摊必须货真价实、明码标价、诚实经营，否则就犯法。

　　唐代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即设有围墙的“坊市”里摆地摊、从事交易活动，盛唐时的都城长安，商业非常繁盛，颁政坊有卖馄饨的摊子，胜兴坊有推小车卖蒸饼的小铺子，辅兴坊有卖胡麻饼的挑子……可当时实施最严厉的“宵禁”制度，《唐律疏议》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坊市闭门后及开门前，无故行走者都将被打20鞭子，更别说摆摊了。“宵禁”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摊经济”的丰富和发展。

　　历经五代十国战乱后，宋代的安定，彻底摧毁“坊市”特别是“宵禁”制度，为商业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营造了优越环境。宋初，为医治战争创伤、进行战后重建、恢复和发展生产，宋太祖赵匡胤专门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于是，从城市到农村，商业形式也变得更加的灵活多样。北宋首都开封、南宋的首都临安，沿街商铺随处可见，挑着货担走街串巷络绎不绝。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分卷二、三，用数千字介绍了“州桥夜市”“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饮食果子”“相国寺内万姓交易”“寺东门街巷”“马行街铺席”“诸色杂卖”等摊铺交易盛况：“……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貛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炸冻鱼头、姜豉、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冰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芥辣瓜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金屈)刀紫苏膏、金丝党梅……”“……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毎日至晩。毎群万数。”

　　即便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从战乱中逃出来的人稍作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地摊经济”很快盛况空前。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谓：“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即便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临安城内摆摊设点买卖仍然络绎不绝，“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南宋文学家周密、耐得翁分别在史料笔记《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展示了当时杭州及江南“地摊经济”空前繁荣之景象。

　　宋朝“地摊经济”缘何如此火爆?其一，政策推动。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后蜀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强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就地摊经济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太祖鼓励地摊经济发展的“最高指示”被以后的赵宋皇帝当成国策继承下来，偏安一隅的南宋京城出现“大街买卖昼夜不绝”也就见怪不怪了;其二，柔性管理。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对商贩侵街、影响市容、阻碍交通等从不轻率粗暴清理。譬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者，上(皇帝)以劳扰不许”。为解决此类问题，宋朝廷集思广益，最后决定实行人性化管理：即在街道两旁适当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占道的红线，越过红线占道摆摊设点者才受到处罚。《清明上河图》中虹桥两头立的4根“表木”，就是红线。既照顾商贩生计、推动商业发展，又不妨碍市容和交通;其三，减免税费。《宋史·志·卷一百二十七》曰：“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刬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根据宋人笔记“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等记载，史学家推测宋代商业的平均利润为10%左右，而政府税费又是决定商贩获得利润的重要因素。宋朝的商税有“过税”(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的税，税率为2%)和“住税”(对店铺与城镇摊贩收取的税，税率为3%)。另外，对少数特定商品收取10%的抽税(实物折算)，各项加起来，宋朝的商税高于商品价值的10%。为防止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随意加重商贩税赋，从宋太祖开始，朝廷就多次下令，“无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诸税务监官买商税人物者徒一年，若为人买及托买者各杖一百”。同时，对因税务监官购买商贩物品致其亏损的行为按“致绕减税钱，各计所亏，准盗论”，从而避免了执法人员以权压人，随意侵害商贩利益;为防止官府勒索商贩，朝廷及时颁布《免行条贯》，规定免除各商行对官府的供应，各商行按获利多少，分三等按月或季交纳免行钱后，官府所需物质不得再向商行摊派。如此一来，官员便无法利用权力勒索商贩，交纳免行钱的商人也没必要巴结官府，进而有效地预防了官商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