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自古产茶小考

□韩 进

　　古代贵阳产不产茶，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至少史志中明朝已有大土司向朝廷贡茶的记录，清乾隆时也有贵州乡贤、大才子周渔璜向乾隆帝推荐花溪赵司茶的记录。清代开阳还有梅仕奇将军专为朝廷办贡茶的记载。但至少在唐代，好像并无贵阳贡茶或产茶的记载。大名鼎鼎的茶圣陆羽论茶的《茶经》中，就没有谈到贵阳产茶。他只说“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其思、播、费、夷，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之后没有贵州或贵阳二字。贵阳文人写的几篇论茶的文章，也只提到陆羽说的“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夷州之后，便用省略号。我的文章也是这样，有些羞羞答答，似乎因为陆羽没有提到贵阳，就不好硬说唐代贵阳产茶。那么明明贵阳产茶，产好茶，又身处黔中，陆羽既然说“茶之出黔中”，又为何不提到贵阳呢?

　　我想首先要弄清“黔中”包不包括贵阳。最早的黔中是一个郡，是湖南沅陵在汉置县之前的称谓。原属楚国，称“黔中地”，辖沅陵本地及西边600里地盘，(大致包括今贵州省东北和重庆市东部大片地区)。公元前280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兵攻占“黔中地”，秦国以此置“黔中郡”，扩大了该郡的地域，但尚未含当时的贵阳地区。西汉时以其地改名武陵郡。唐天宝、至德间又改为黔中郡。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分江南道置，治所在黔州(今重庆彭水)。此时今贵州省大部分地区才纳入黔中郡(扩大的地盘)，而今贵阳市和安顺市周边也才开始称黔中地区。又因现在称的黔中地区属黔州(彭水)之南，才有贵阳黔南之说。黔灵山弘福寺山门上有“黔南第一山”题字，为国家原副主席董必武所写。不时会有人误解：这里不属黔南嘛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当代说的“黔中”指贵州省中部贵阳与安顺地区，与唐代的“黔中郡”没有关系。

　　陆羽(茶经)大约写成于唐天宝十三年(754)至大历十二年(777)左右，所以他将已纳入原黔中郡的播州、思州、费州、夷州地区称为黔中，称赞这些地区的茶好。当时离播州才200多里的今贵阳市，叫矩州，是少数民族部落长统领地区，并未纳入朝廷编户统治，没有城池。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据有矩州地盘的彝族首领普贵归附宋朝，说自己是矩(当时读音：贵)州人。宋太祖《敕普贵书》中用了矩的同音字贵，说“唯尔贵州，远在要服。”宋徽宗宣和元年，行政区划中才用“贵州”作地名。到明代，今贵阳城始称贵州城，又因贵州宣慰司府在城内，所以又称宣慰司城。官府行文，统称贵州城。宋开宝七年即974距陆羽完成《茶经》写作的公元777年左右，已推后200年，陆羽不可能预先知道后来有贵阳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还有好茶是贵州(贵阳)产的，所以只提到同为黔中郡的播州、思州、费州……不提贵州。陆羽未到过贵州考察。这并不能说陆羽没提到，贵阳地区自古(唐以前和唐之后)就不产茶。我想以后我写文章，大可理直气壮写“陆羽《茶经》中提到的播州、思州、费州、夷州，以及当时他不可能知道的贵州(贵阳)均产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在普贵内附宋廷(974)之前及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便有紧邻贵阳的八番(惠水地区)少数民族领主内附朝廷。《宋史·蛮夷传》记载：乾德五年(967)，“知西南夷南宁州(惠水)蕃落使龙彦瑶等遂来朝”。继后又有龙汉塘、龙汉濬、龙汉光、龙光显、龙异岂等朝贡不绝，各授官职(土官)。熙宇六年(1073)“龙番、罗番、方番、石番八百九十人入觐。”……各部落领主和土官入觐，无不贡上方物：名马，珍贵药材，好茶、奇珍异宝等。这当中，好茶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讨皇帝老儿欢心。自宋代起，土司纳贡少不得好茶。明万历年间，水东宋氏大土司、贵州宣慰使亲领的十二马头地区每年纳贡的芽茶，就达70余斤(按旧制16两1市斤计算)。到清代，开州(开阳)南贡、花溪赵司的贡茶也很有名。

　　云南和贵州，自古是茶的故乡。贵州梵净山、务川县、赤水和平乡均发现树龄达数百年，高7米至12米的古茶树。据近年调查证实，贵阳的古茶树也不少，开阳县南龙乡中桥村有数十株，花溪久安乡有古茶树五万多株，久安村有集中成片的古茶树上千株。据此看来，贵阳周边可能还有古茶树，有待进一步发现。

　　以上情况表明，贵阳自古产茶，产好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