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的德量

□赵柒斤

　　古装大剧《清平乐》的热播，北宋诸多名人再次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黑化”北宋“三朝贤相”韩琦，就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其实，韩琦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非常突出，欧阳修也是他极力举荐的。《宋史》评价他：“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1008年生于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的韩琦，字稚圭，“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20岁考中榜眼)。”从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等冷门职务干起，28岁拜“右司谏”(正七品谏官)。任谏官3年，他屡次犯颜直谏，“前后七十余疏”，严厉抨击“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尤其他“连疏时任宰相、参知政事(副宰相)庸碌无能”，结果导致“四个庸官同一天被罢免”成为当时特大新闻，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京华”。可见，韩琦30岁左右就以至真至纯的高尚官德赢得了民心。

　　韩琦虽为文官，但却是北宋朝廷为数不多的“鹰派”人物，他极力主张加强边防军事力量、主动反击西夏、契丹的侵略。《宋史·列传卷七十一》载，康定元年(1040)，从四川“活饥民百九十万”归来的韩琦“进枢密直学士(正三品)，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西夏元昊大举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军“三川口大败”后，韩琦与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一道出任夏竦的副手。尽管范仲淹“加强防守”策略与他“先发制敌”的战略截然相反，但经历几次贸然出击的失败后，韩琦信服了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战争中，韩琦主动承担责任的官德在“好水川之战”中也表现无疑：“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中计大败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夏竦派人“收散兵”，从任福尸体上找到韩琦写给他的军令，就上奏朝廷战败的责任不在韩琦，但韩琦“亦上章自劾，犹夺一官”。

　　宋夏议和后，出任枢密副使的韩琦与参知政事范仲淹及另一位枢密副使富弼共同推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嘉佑元年(1056)，因“新政”遭到守旧派极力反对而被贬的韩琦重回京任职，当一个月三司使(财相)就升为枢密使(军委主席)，第二年又出任宰相。然而，圣眷正隆、大权在握的韩琦并未像后来的王安石、司马光那样疯狂报复“反对派”，即便对先前弹劾乃至诬陷他的政敌也都网开一面，容人之量可见一斑。

　　从宋仁宗到宋神宗，韩琦“执政三世，或病其专”。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不赴文德殿坐班，专权跋扈。尽管宋神宗为此贬了王陶，但韩琦坚决请求辞官。熙宁六年(1073)，回京的韩琦仍“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他自我安慰：“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年后，68岁的韩琦在家乡病逝。千年来，韩琦的人品官德，尤其容人之量一直被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