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那些与疫情相伴而生的艺术

□本报记者 万里燕

　　文学界有个说法：“无伤不成文，无悲不成诗。”回顾人类艺术史，太多传世之作伴着悲剧而生，由此产生了“悲剧艺术”。悲剧艺术是美学范畴，即黑格尔所说的“悲剧性的艺术”，其悲剧性可以渗透到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影视等艺术门类。悲剧艺术的魅力在于能极大的震撼观者的心灵，在其中对命运、邪恶或某种社会情势作斗争时虽败犹荣、虽死犹生的意识存在，能够最大程度的唤起人们一直以来与自然与命运抗争的不屈记忆和庄严气概。

　　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我们的祖先就暴露在无时无刻的危险之中，与自然搏斗，与野兽搏斗，与疾病搏斗，与命运搏斗，战争、灾难、疾病、饥饿、死亡像一片巨大的阴云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头上。当下的我们已习惯了安逸的生活，但对抗苦难的基因已深深刻下。因此，无数伟大的艺术伴随着悲剧而生。

　　现今的人类，借助高度发展的工业制造业及科技医疗，已能从容应对绝大多数自然灾害，但我们依然不可小看自然的力量，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与其它物种的战争实际上从未停止，其中最惨烈的莫过于人类与病毒的战争。

　　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2000年之前，有百岁老人寿诞时还能当做新闻，大家啧啧赞叹，短短二十年光景，现在百岁老人已经不再如凤毛麟角般稀罕。民国时期的国人平均寿命35岁，到2017年已达到人均寿命76.7岁。除了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格局总体平和之外，医疗水平的飞速发展是人均寿命极大提升的关键因素。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一场风寒就能轻易夺去性命，于是慢慢放松了对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敌人的警惕，直到两个月前，一种之后被命名为covid-19的头戴“花冠”的病毒横空出世。

　　目前，除了正在恢复中的中国，境外疫情严重形势节节攀升，大部分地区都在疫情肆虐下停摆了各种生产活动。艺术活动向来是人群聚集的领域，比如展览、拍卖会、各种演出等，因此受到疫情最直接的冲击：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即将举办50周年之际，原定于2020年3月19日至3月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已宣布取消;原定于2020年3月18至22日举行的 Art Central也宣布取消;原定于2020年5月7至10日在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的台北典亚艺博会将延期至2021年;佳士得拍卖宣布将原定于在3月香港巴塞尔期间举办的“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夜拍”将延迟至5月底香港春拍期间举行;美国纽约地区计划将3月纽约举办的亚洲艺术周系列拍卖延期至6月份……国内外各种博物馆、美术馆、文艺演出等等也在第一时间全面停止。

　　面对疫情，艺术看似已无能为力，但回望历史上的重大疫情，艺术实际上都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回应，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如果看过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就会知道这部小说的背景就是在中世纪欧洲闻风丧胆的黑死病肆虐之时。这部世界上第一部短篇小说，被誉为文艺复兴文学的旗帜性作品，讲述了十个年轻人为了躲避黑死病疫情，一起来到乡下一座别墅里，为了打发无聊，决定每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记录了人类对疾病的恐惧，同时通过看上去“离经叛道”的情节，表达了人们对于现世幸福的追求。

　　但不可思议的是，令人胆寒的黑死病竟然是文艺复兴的催化剂，对整个人类文化特别是艺术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诞生了无数瑰丽的艺术宝藏，但若转换视角，便会发现这整个艺术故事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包括米开朗基罗、伦勃朗、汉斯·霍尔拜因和提香都在创作的同时，与瘟疫作着斗争。

　　油画《死亡的胜利》是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1562年创作的一幅油画，描绘了当时黑死病流行时的景象。画面中死神骑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率领着死亡之马，向人们进攻。画面左下方画的是已倒下去的皇帝及枢机主教，画面的右下方画的是不知危险迫在眉睫、依然卿卿我我的恋人。这幅画揭示了画家在瘟疫流行时的领悟——死亡对于人的打击是一律平等的，在死神大军面前，无人可以幸免。

　　提香是才艺最多的意大利画家之一，擅长景观，肖像，神话和宗教等多种主题。1576年瘟疫袭击了威尼斯，提香高烧不退死亡。《圣母怜子》是提香死前的最后一幅作品，作品描述了在一个大的壁龛背景下，圣母支撑着基督的身体，尼各底母跪在台阶处，造型可能是提香的自画像，表示他看到即将死亡的基督的脸，预示着自己也即将面对死亡。

　　14世纪开始，很多画作都纪念了这段瘟疫蔓延流行的黑暗历史，其中许多画中都出现了一个鸟嘴医生的形象——黑色的斗篷、诡异的面具、含义不明的木棍，这其实就是当时身穿“隔离防护服”的医生，他们穿着泡过蜡的宽大衣物，将长长的鸟嘴里塞满药草用来过滤空气，用玻璃片遮挡眼睛，拿木棍掀开病人的被单或衣物。鸟嘴医生出现在哪儿，就说明瘟疫降临到了那里。

　　在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中，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无法控制病情的传播，政府选择对病患(或疑似病患)进行全家隔离。在他们的家门上画上红十字，以标记患病，禁止这些患病者走出家门。但患病和未患病的家人关在一个房间中，无疑是提前宣判了未患病者的死亡。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在英国的大规模传染病爆发，超过10万人死于这次瘟疫之中，足足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丽塔·格里尔在1665年创作了《大瘟疫》，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伦敦街头的景象：在一片混乱中，远处的晚霞显得如此突兀。画面正中间的人们正在把死者的尸体倒入火坑中烧掉，浓烟与晚霞对抗着，弥漫在整个城市中。在画面的左下角，隐藏着这场瘟疫的病原，当时的伦敦政府并不知道这场瘟疫从何而来，于是下令大量屠杀猫狗，殊不知真正的罪魁祸首老鼠还在整个城市中横行。

　　暴发于1918年的一场名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性感冒造成全球5亿人感染，其中5000万到1亿人死亡。1918年10月，奥地利绘画巨子席勒因流感病逝，而就在三天前，他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爱迪斯也因这场流感先于他过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尽管席勒病情危重，悲伤不已，这位画家仍挣扎着创作了一幅作品，描绘了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庭，这就是即将被流感卷走的席勒一家。画家爱德华·蒙克也未能逃脱病魔的侵害，他在《患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中，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裹着晨衣而坐，传达着痛苦的病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艾滋病在美国开始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它对纽约艺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激活了一场20世纪最高效的艺术家主导的政治运动。当时基斯·哈林、大卫·沃纳洛威茨、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等著名艺术家都因此病去世，一些名气稍逊的艺术家也同样留下了各自艺术的印记，记录、抵抗、纪念这场事件。

　　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将现成品的堆放与艾滋病主题进行结合，《无题(完美的情人)》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两个使用电池的挂钟被设置在相同时间一起走动，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一致，直到最后，其中一个挂钟完全停止走动。这件作品可以被视作一个隐喻，描绘了不可避免走向分离的情侣，也可能指艺术家本人及他的情侣，二人的生命都面临着艾滋病的阴影。

　　“艾滋病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从最广泛的文化上说，而不只是局限于当代艺术。”美国作家罗伯特·阿特金斯说道。艾滋病也不再是一个狭窄的主题，而是成为艺术家们为少数群体争取同等权益的触发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艾滋病相关艺术运动让人们意识到：艺术也可以参与社会问题的谈话，并且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回望人类历史，会发现光明与黑暗并行，美好与毁灭同在。恶土中总会诞生爱的花朵，绝望中总有希望潜在。死亡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但在死亡表达的背后，我们看到对生命的渴求和信心——这是人类生生不息，经历自然磨难繁衍至今的根本。没有一个黑夜是永不会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