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珍：西南文化教育拓荒者

□高 勇

　　尹珍(公元79年-162年)，字道真，东汉牂牁郡毋敛县(今独山、荔波一带)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在夜郎故地，他率先走出大山到中原求学。学成回乡后，开办学馆，培育学子，传播文化，“于是南域始有学焉”。

毕其一生教化千家万户

　　很久很久以前，黔中大地是未开化之地，早期更甚，如果要问甚到什么程度，先来看个成语。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遣使者到西南，汉使在滇国(今云南)逗留期间，滇王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从后来发酵的效果来看，这个问题堪称千年之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这就是“夜郎自大”的由来。细细推敲，贵州人确属无辜躺枪。问“汉孰与我大?”的不是夜郎侯而是滇王，“夜郎自大”应改为“滇王自大”。背了两千多年的黑锅，贵州人比窦娥还冤!还有，即便汉使到夜郎国后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不能怪罪贵州人，夜郎国太闭塞了，就是井底之蛙。当时的夜郎国在西南夷也算是响当当的大国，但和东并朝鲜，南至越南北部，西逾帕米尔高原，北抵蒙古，拥有辽阔疆域的汉武帝国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提问题的人决不是狂妄自大，是真没文化。

　　夜郎自大是西汉的事，那东汉的尹珍为何人?做何事?有何成就?这些问题早在南朝，史学家范晔就作了高度概括：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尹珍一生的三个关键词就是生于荒裔、外出求学、回乡教书，其最大贡献就是“南域始有学焉”。

　　其实，尹珍家族不属本地人，是外来户。汉武帝在位时，立志开发西部，汉通西南夷道……募豪民田(耕种)南夷(《史记·平淮书》)。修路、移民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来自川西和川南的豪民们带着依附于他们的劳动者成群入黔屯垦，形成了贵州历史上第一次官方主导的大规模移民。据《后汉书》和《华阳国志》记载，迁入贵州的豪民主要有龙、傅、尹、董等家族。其中，尹氏的住地就在今黔南州的独山、平塘、荔波一带，尹家应在这一时期来到贵州。外来户的身世使得尹珍的视野较当地人宽广，这或多或少对他的外出求学起了助推作用。

　　出生豪民之家，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其他不甘平庸，立志成才的中外优秀才俊一样，随着年岁的增长，学识的积累，尹珍已经是茂才了，茂才就是大家熟悉的秀才。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叫刘秀认为秀才的“秀”字挑战了皇权至尊，改“秀才”为“茂才”。

　　茂才尹珍上进心极强，学业初成后便琢磨如何继续深造提高。在当地拜师求学?放眼望去周围就没几个识字的，自己当老师还可以。继续自学成才?难度有点大。想来想去，只有走出黔山，到名师汇集的京师才是最好的选择。公元99年，20岁尹珍翻越绵延群山，历经车马劳顿来到洛阳，找到了仰慕已久的经学大师许慎。看到这位从偏远贫困山区来求学的年轻人，大师非常感动，欣然收为徒弟，自己也多了个助手。

　　尹珍叩拜许慎自有道理，有必要先对许慎作简要介绍。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人。自小就研读《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俗称五经)及诸子百家著作。书读多了，有了自己的理解，就想知道别人是如何解读的，于是四处收集各类读本。如果只是随手翻翻也就罢了，偏偏许慎爱较真，一对比才发现各家对五经的解读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混乱不堪，而且还有不少硬伤。这可了得，鱼目混珠是小事，误人子弟那可是千秋罪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传递正能量就得去伪存真匡正视听，于是许慎就写了一本《五经异义》。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在五经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获得了《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许慎》)的美誉。

　　许慎还有一项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经典之作，就是至今仍被视为汉学经典的《说文解字》。该书是中国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收字10506字，按540个部首排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通俗点说，《说文解字》就相当于现在的《新华字典》，这本“字典”收录了大部分先秦字体以及汉代以前的不少文字训诂，是今天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如果没有这本书的流传，今天的人们不可能认识秦、汉以来的篆书，更不要说商代的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金文和战国的古文了。

　　《说文解字》是许慎一生最精心之作，前后花费了半生的心血。四十出头，许慎就完成了《说文解字》初稿，觉得不够好，沉下心来继续完善。漫长的校正期里，不断将新的发现和收获补充进去，他的研究更加精深。这一完善，就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60岁时《说文解字》最终定稿，将心血之作献于朝廷之后，许慎就在家乡教书育人。这样的治学态度，如此的淡泊名利，只能说世间无双许叔重!

　　投身仰慕已久的导师，尹珍倍加珍惜，刻苦研习五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当时正是许慎苦心撰著《说文解字》之时，尹珍也加入其中当助手，得到了《说文解字》的真传。抄抄写写中，尹珍的书法技艺也大为提高，顺带成就了一位著名书法家。

　　八年后的公元107年，28岁的尹珍学成归来。他没回黔南，而是在条件稍好的鄨县(今绥阳县、正安县一带)开馆招收学生，启蒙教化，由此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之路，并为此奉献了一生。

　　当地老百姓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文明、道德和风俗，默默耕耘、游走四方的乡村教师尹珍也在这一时期成为教书育人、文化传播的先进个人，在今黔渝两地声名远播。汉，尹珍……从许慎受五经还，巴渝之人始知学。([嘉庆]《四川通志》)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清]郑珍《遵义府志》)一尹子而綦江、南川、正安、绥阳、桐梓皆之。先生教授时，黔蜀地相接，其影响遍及“綦南两邑”。([民国]《南川县志》)

耄耋之年官至刺史

　　公元153年，学者应奉任武陵郡(今湘西北、黔东地区)太守，大兴学校，全面清除陋政，施政方面也注重威恩并举，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拥戴。

　　尹珍已经74岁高龄了，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那个年代，这个年龄绝对算是高寿。年事已高且久为人师，学业育人都已成名的尹珍没有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是赶赴武陵拜应奉为师，继续求学。这只能说明，对他来说学习是一种意境，一种生活方式。活到老学到老，自乐其中的人生态度，值得所有人学习。这次他学的不是行政管理，也非领导艺术(这些对乡村男教师来说一点用都没有)，而是“谶纬 [chèn wěi]”。这两字现在很生僻，但在当时绝对是热门。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就是将一些自然现象伪托为自然灾难或政治变故的征兆，编造成隐语或预言。“纬”是用发展的儒家经典去解释神学迷信。通俗点讲，谶纬就是典型的披着学术外衣的封建迷信。

　　看了上面的介绍，估计各位会问了，既然是封建迷信，为什么在汉朝就成热门学科了呢?为什么古稀老人都追风赶潮趋之如骛?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先来看看汉代的儒学。西汉时期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之所以能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除了具有学术价值之外，儒学还有政治价值。时代在发展，学术研究就得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学者都是聪明的，喜欢在继承中不断发展，而发展顺不顺利，就看能不能服务政治。大名鼎鼎的儒学家、思想家董仲舒同志算得上绝顶聪明，他把西周以来关于“天道”“天命”的思想观点，与战国时期被神化的阴阳五行学说相融合，独创了天人感应理论。这个理论的独到之处就是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同起来，用社会现象去解释自然现象，又用自然现象去说明社会现象，形成了天与人互相感应的神学关系。这够玄吧，玄得博得无数眼球。没有最玄，只有更玄。后来的谶纬学又继承了天人感应理论的衣钵，继续发扬光大，增加了诸如祥瑞灾异、占星望气和神化帝王之类的东西。看到这些东西，最开心的就是皇帝。不管哪个皇帝(即便是无德无能、歪瓜裂枣的主)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上天的代言人。说归说，要让别人相信这些鬼话，就得找个依据。踏破铁鞋无觅处，现在最为详实的理论依据就摆在跟前，天助我也!谶纬学随即上升为国家意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谶纬学风行一时，编造预言成为一种时尚。

　　其实，谶纬也并非全是鬼扯的东西，包含了许多天文、历数、地理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长期并行。历史已经证明，不管是人还是事，只要沾上迷信这东西，又被人拿来当工具使，结果都很惨。本来就是人为编造的，皇帝可以编出君权天授的故事，想造反的也能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逐渐认识到“谶”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潜在危险，魏晋以后就屡加禁止，隋炀帝正式禁毁，“谶纬”也就成了历史名词。

　　回归正题。年逾古稀的老尹凭着天赋和勤奋，很快精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学成后，还是回乡继续传道授业解惑，成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的一方名师大家。成名成家固然可贵，最可贵的是老尹具备了教育工作者清贫乐道的优秀品质。学习充电的目的就是教好书，即便已经成名成家，始终怀揣一颗平常心，坚守在三尺讲台，不为别的，只为传播知识教化他人。

　　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些事由不得自己，比如学而优则仕。和现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不同，当时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就是看经学素养，只要精通五经之一即可为官。都快八十的人了，尹珍也没想过要做官。出身豪门，又有启蒙教化等善举;既是经学大儒，又精通谶纬，(尹)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侍)郎……对于当官这事，有些人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对尹珍来说只能是无意插柳柳成荫，而且还是身居高位的省部级官员。此后，尹珍的老师应奉也因治理地方有成效，从地方调到中央，世叔(应奉字世叔)为司隶校尉，师生并显。(《华阳国志·卷四 南中志》)司隶校尉就是现在的纪委干部，负责监督京城百官。师生二人同朝为官，名显一时，传为佳话。

　　162年，尹珍官至荆州刺史，成为一方诸侯，可惜卒于任上，享年84岁。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两千年来，受尹公影响，其授学之地尊师重教，人文蔚起，形成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现象。推崇尹珍为地方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在其正安县新州镇的墓地旁，也是曾经开馆教学的地方，当地人扩建了务本堂，黔渝多地也建有尹公祠、尹公堂等等。唐朝，今正安县一带被命名为珍州。民国时期，为纪念这位先贤，特呈准中央政府，将正安县划出一部分，另设一个新县，称为道真(尹珍字道真)县。([民国]《贵州名贤传·尹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