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贵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高 勇

　　黎庶昌(1837-1897年)，字莼斋，遵义人，“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之一。从1876年始出使英国到1891年从日本回国，时间长达12年之久(中间有3年回乡丁忧)，是晚清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外交家之一，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与曾国藩的师徒情谊

　　道光十七年(1837年)，黎庶昌生于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沙滩村，与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共为沙滩文化代表人物。黎家书香气息浓郁，在家风熏陶下，黎庶昌自幼读书勤奋。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全国，在贵州黄白号军起义也呈燎原之势，乡试被迫停止，黎庶昌只能到京城参加乡试，结果是落第。第二年参加恩科考试又落第，在北京的黎庶昌颇为落魄。

　　那几年堪称乱世，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了圆明园;两宫皇太后由承德回京后垂帘听政;太平军和曾国藩的湘军困战于江南。都说高手在民间，内外交困中，慈禧太后下诏求言，各位民间高人不管有什么想法建议都可以直言上书，大家共议国事共商国策，只要不是砖头就行。

　　想想自己两次科考不中，心中的怨气正找不到地方发泄，遇到朝廷征文这难得的好机会，黎庶昌提起笔写下了两篇《上穆宗毅皇帝书》。两篇文章思维缜密，文笔绝妙，痛陈时弊，我截取两段与大伙分享，个别生僻词稍作注解。

　　宰相卿贰(次于卿相的朝中大官)，不择贤愚，但依铨次(选授官职的次序)以充数;督抚大吏不问能否，但凭资格以递升。分满汉以设官，则非官不必备之义。守令轻于迁调，实为扰乱生民之阶。民隐不得上闻(向朝廷呈报)，恩泽不得下及，疏通正途，而官方(为官之道)仍窒。求进直言，而极谏未闻。言财，则财日穷;言兵，则兵日玩;言教化，则教化不行;言风俗，则风俗不厚……

　　胥吏(小官吏)弄法，此不持大纲之过;百司旷官(不称职)，此不责实效之过;授官论铨次，进人以资格，此惰于量才之过。民隐不上闻，恩泽不下及，此粉饰太平之过;官分满汉，此畛域(界限)太明之过;轻用守令，此疏于民瘼(百姓的疾苦)之过;官方不澄，此不爱名器之过;直言不进，此畏闻咎失之过;兵日玩，财日穷，教化不行，风俗不厚，此安于积习不思变通之过。

　　从宰相骂到基层小吏，从当官看民族骂到言路不通，长期的写作经历告诉我，写完这样的文章，肯定会大呼痛快。自己倒是痛快了，家人麻烦了。黎庶昌慷慨进言的消息传到沙滩，族人一下子就炸开了，个个提心吊胆，怕被株连九族。

　　此后的结果证明大家的担心纯属多余，黎庶昌脑袋完好无缺，还摊上了好事——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 黎庶昌》)对家人来说，这是意料之外的大喜;对黎庶昌而言，这是买了张彩票，一不小心就中了头奖。

　　同治元年(1862年)年末，曾国藩接到上谕，曰：前因贵州贡生黎庶昌呈递条陈，言尚可采，当经降旨赏给知县，交曾国藩差遣委用。该员以边省诸生，抒悃(诚恳表达)上言，颇有见地，其才似堪造就。诚恐年少恃才，言行或未能等合，著俟该员到营后，由该大臣留心察看，是否有裨实用。不至徒托空言，附便据实具奏。(《清实录·同治朝实录 卷之四十七》)从这段谕旨大家就可以看出，朝廷只是觉得此人所言之事颇有见地，貌似可造之才，已降旨赏知县一职。这人还年轻，也不知道能不能干事(从古至今都有光说不练的主)，请曾国藩留心考察，并据实奏报。

　　入幕曾国藩大营，改变了黎庶昌的一生，而且成就了与众不同的事业。在曾氏大营的第一份职务是稽查保甲，这份工作实质上就是居委会加派出所，基本没有技术含量，在军营中更属偏门。黎庶昌心情低落，气势颓靡，闲得无聊就把读书当成排遣之途。每天凌晨四点，别人还在做梦，他就起床挑灯夜读。一次，曾国藩夜巡营房，走进黎庶昌室中，看见一位年轻人正在埋头苦读，觉得挺奇怪的，就坐下来和年轻人聊了起来。本来就是有想法的人，口才又还不错，黎的表现让曾很满意。此后，除了同事关系，两人又多了一层师徒关系，要是有空还经常坐下来谈文论道。黎庶昌深得曾国藩的真传，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陷南京，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曾国藩委派黎庶昌协助处理善后事宜。次年，曾国藩保举黎庶昌为直隶州知州，尽先补用。直隶州知州地位与知府平行，由此可见，曾国藩对黎庶昌很是看中，只是朝廷一直没有回音。曾国藩赴山东镇压捻军，黎庶昌追随左右，师生情谊日渐深厚。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黎庶昌留江苏候补。老师加恩人调走了，黎庶昌既有对老师的牵挂，又有对仕途的担忧，自然满脸愁容。从走进曾家大营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天天等年年等，等到花儿都谢了，还是没等来朝廷的任命文书。黎庶昌已经31岁，再这样耗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写信给恩师诉说抑郁之苦。曾国藩绝对懂得起，就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推荐，希望黎庶昌能入其幕府，同时等待补授实缺。

　　年末，曾国藩入京觐见同治皇帝及两宫太后，黎庶昌随曾入京。曾国藩的目的非常明显，黎庶昌也很识趣，到吏部四处活动，希望尽快补授实缺。结果还是未能如愿，只好黯然离京，回到丁日昌幕中。

　　同治九年(1870年)，漫长的等待终有回音，补授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知县。漫长的久等苦熬，9年才盼得这一实缺，原以为是件好差事，却未想初到吴江，就碰到一个大难题。吴江虽说是鱼米之乡，但因太平天国战乱，连年烽火，民生凋敝，苛捐杂税拖欠多达五千余石。谁家都没有多余的粮食，当地的民风又相当的剽悍，别说拖欠的了，就是按年该收的都无法征收。去了之后，黎庶昌就想着离开吴江。

　　中国的地方官(特别是县长一级)看似风光无限，其实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活儿。既要求生存，解决民生问题，又要求发展，解决出路问题;既要面对万千大众，当好领导，又要迎合上级领导，当好下属。没有闯劲干劲韧劲和高情商高智商，要把这活干得风生水起，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从在吴江的表现来看，黎庶昌并不擅长周旋于上级和底层之间，解决不了民生问题，也没有发展对策，一句话他不是当地方官的料。

　　所幸的是第二年，因天津教堂事件处理不当，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如果说曾只是黎的老师、恩人，肯定不够准确，还得再加上俩字——后台。就是背靠两江总督这棵大树，年末黎庶昌改任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知县，此后数年，黎庶昌一直在曾国藩的庇护下平稳做官。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曾国藩因中风在南京去世。既是老师，又是仕途的引路人，更是自己的保护神，失去了一个强大依靠，黎庶昌既伤感又迷茫。好在黎庶昌属重情厚义之人，不像那些失去一棵大树，就忙着再找大腿的薄情寡义之流。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抄录曾文，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此后，又收集整理曾国藩生平事迹，撰成《曾国藩年谱》12卷，还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传记文章，题为《曾太傅毅勇侯传略》，这些文献成为后人研究曾国藩的重要资料。

　　黎庶昌没有当地方官的天赋，却等待、徘徊在县官岗位上十年之久，即便等来了机会，还是浑浑噩噩，终无建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些不成功的经历，却成为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石。十年光阴里，和曾国藩至深至切的师徒情义让他实现了华丽转身，走上了一条当时鲜为人知现在仍觉神秘的人生道路。正是在这条路上，学术和仕途上都不咋地的黎庶昌迸发出绚丽的人生火花。

我国近代第一批外交官

　　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向各国派遣公使。黎庶昌随郭嵩焘、曾纪泽等先后出任驻英、德、法、西班牙使馆参赞。

　　在史料中，我没见到黎庶昌会英文的相关记载，在千千万万知县中，为什么偏偏选中黎庶昌呢?原因很简单，我介绍完上面的两位人物后你就自然明了。郭嵩焘与曾国藩是湖南老乡，随曾创办湘军，是曾国藩的老部下，而曾纪泽是曾国藩次子。如果再加上驻美公使，曾为曾国藩幕僚的陈兰彬，晚清首批外交官就是曾家军，黎庶昌由一名政绩平平的知县转身成为第一批外交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欧洲5年，游历十国，黎庶昌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瞪着大眼睛看身边的稀奇玩意儿，并写成《西洋杂志》一书，成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英国乌里治制炮厂试放鱼雷和来福大炮，生产大炮炮筒，校准加工来复线，铸造炮弹;葛美尔制钢铁厂浇铸兵舰铁甲。巴黎印刷厂全套生产过程，巴黎电气灯局里电灯的内部构造及工作原理。西班牙的收割机、剥玉米器。德国的瓷器厂、花纸厂……这些在科考落榜时，给朝廷上的万言书中被自己诅咒的“奇技淫巧”，如今让他大开眼界。

　　各国的政体活动，更是让他瞠目结舌，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都有议会。法国议院讨论问题时，众绅(现在称议员)上下来往，人声嘈杂，几如角斗，毫无肃静之意。法国总统马克蒙辞位，上午宣布，下午就成平民一个。西班牙更换内阁，十一点君主批准，十二点各位大臣俱已退位。瑞士无君主上下之分，一切平等。和专制君主淫威四溅的皇权制度相比，这些都是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即使政治上最保守的人，看到这些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反感科举制度，他自然关注别国的教育。在英国，习书算、地图、勾股、开方之法，这是小学的事。小学毕业就得自谋出路，天资聪颖的，继续学习天文、机器、医术、化学、电学、气学、力学等技艺，这叫上大学。在他看来，国之致富，盖本于此。此外，巴黎的街道、下水道，巴拿马运河修建方法的讨论、评审，英国法庭审讯……这一切让黎庶昌看清所谓天朝只是自诩，“夷狄”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发达以及经济的繁荣，是天朝无法比拟的。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在欧洲攒足了外交经验，黎庶昌为出使日本大臣。(《清史稿·本纪二十三 德宗本纪一》)5年的欧洲历练已经让他的举手投足和思维理念颇具外交风范，44岁的黎庶昌已是正儿八经周旋于日本政界的资深外交官。

　　上任的第二年就遇到棘手的事情，这事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在朝鲜。估计你会问，朝鲜的事和中国驻日本大使有啥关系?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一个大背景就是当时的中日朝三角关系很诡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朝鲜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一些士官因为一年多没领到军饷而聚众哗变。当时的朝鲜正在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搞改革，聘请了很多日本人来训练军队，日本人自然就成了哗变士官的打击对象。起义部队和随后加入的市民焚烧了日本公使馆，7名日本人死于非命，日本驻朝公使仓皇出逃，国王李熙被软禁，顽固派首领李昰应重执国权，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壬午兵变”。日本一直都在扶持仇中亲日势力，朝鲜要变天，再加上自己人被杀，日本国内立马决定偷袭朝鲜。为什么要偷袭，就是让中国军队来不及救援，一举拿下朝鲜，做成既定事实。

　　一位叫宫岛诚一郎的日本议员，和黎庶昌一直私交很好。朝鲜兵变发生后，两人小酌时，宫岛无意中谈到了中日朝三国关系和两人的友情，满脸的愁情别绪，表情很反常。谍战片中的地下工作者无一例外都有嗅觉灵敏、行动敏捷的特点，黎庶昌也不例外，预感日本将派军队到朝鲜镇压兵变(这无疑会激化中日关系，宫岛对离别的伤感也正在此)，赶回家后赶紧向国内发电报。关于电报的内容，两份权威史料记载不同。先来看《清实录》是怎么说的，叠接黎庶昌电信，朝鲜乱党滋事突围日本使馆，并劫朝鲜王宫。日本现有水兵七百余步兵七百前往朝鲜，中国似宜派兵前往察看情形相机办理等语。(《清实录·光绪朝实录 卷之一百四十八》)《清史稿》中只有一句话，却显得很紧急，日本将袭朝鲜，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 黎庶昌》)从后来清政府的反应来看，后者更像是事实，更符合谍战片的节奏。但是也不能就此认定《清实录》记载有误，因为《清实录》中出现了“叠接”“等语”，说明黎庶昌发了不止一份电报，收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接到黎庶昌的密电，马建忠、吴长庆、丁汝昌等率领的北洋水师很快就拔锚起航，不早不晚恰恰比日军提前半天到达朝鲜仁川港，旋即赶赴汉城，逮捕了闹事军官头目，摆平了骚乱。正在赶往朝鲜途中的日舰知有备，还，言归於好。(《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 黎庶昌》)

　　光绪十年(1884年)，因母亲去世，黎庶昌回老家丁忧。也在这年四月，光绪皇帝在内外臣工中征求建言。就是在上次的征文活动中捞到好处，对于此类事情，黎庶昌肯定是积极响应。在向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呈递的《敬陈管见折》中，提出“稍稍酌用西法”，用铁甲巨舰装备水师，效仿西洋诸强造火车建铁路，系统规划改造京师街道，保护发展商务，试行财政预算，委派亲贵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与上一次的万言书相比，这次的征文内容不管是视野还是深度，不管是政策还是具体举措，不知好了多少倍。文中的很多内容其实就是在外多年，自己总结的别人的好方法，这些对当时的中国是很先进很值得学习的。好倒是好，只是没上次那么幸运，折子还没送到太后及皇帝手上，就被总理衙门原封不动给退了回来。

　　拿到退回来的万言书，失望是肯定的，但黎庶昌很淡定(没点火给烧了)，把万言书传到朋友圈中，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纷纷点赞，也算是多多少少有点社会影响。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守孝期满的黎庶昌再渡东瀛，还任出使日本大臣。在日本前后7年时间里，黎庶昌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搜集散落在日本各地的中国历代古籍。凡在国内失传的，不惜以重金求购，买不到的，就出钱影印。藏于日本宫廷秘阁寺观的珍本，就以大使身份通过外交途径去商量影印。经年累月，汇辑刻印成《古逸丛书》26种共200卷，多为国内绝迹的唐、宋、元版古籍，文献价值极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回国后，黎庶昌调任四川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兵备道员就是既可监督军事行动，又可带兵打仗的道员，隶属兵部管理。海外12年的工作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上任后这位道员基本没干和军事有关的事，而是设学堂，倡实业，建病院，整武恤商，百废具举。(《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 黎庶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早已明晰日本的狼子野心，更了解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黎庶昌上书朝廷：日本蓄谋久矣，朝鲜犹其外府也。战固难胜，让亦启侮。为了不让大清战败，更不能受侮，毛遂自荐东渡日本，靠自己的人脉关系展开游说，为国分忧，可惜当事者弗纳。(《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 黎庶昌》)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庶昌捐银万两充作军费，鼓励前方将士杀敌报国，盼望着传来好消息。好消息没盼来，失利的消息倒是一次接着一次。每一次听到消息，他都痛哭不止，终日不食，一直到北洋水师彻底覆灭，黎庶昌已是神志恍惚。

　　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坚强，当身体遭到重创已是奄奄一息，在手术台上经过百般手段终于被抢救过来的时候，你会想象到胸膛里的那颗心脏，不管主人遭遇了什么样的不幸，依然顽强地自我搏动着，这就是澎湃的生命动力。人有时也很脆弱，一个人整天长吁短叹，心痛到神志不清时，再强壮的身体也架不住疲惫的灵魂，更何况是体质较弱的黎庶昌。

　　从知县到参赞，又到大使，再任军职，这位当过不称职的地方官，周游了欧洲列国，阅尽了人间美景和强国政事，既是外交官又兼职情报工作，专心于变革图强的超级跨界王，最终还是被他钟爱的国家彻底击垮。光绪二十二年，病回故里，次年(1897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沙滩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