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娄山麓红一片

——黔北苏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申  翔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进入黔北地区后，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在中央机关及各部队中迅速展开了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工作。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遵义苏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积极支持红军、踊跃参军，为中国革命和长征作出重大贡献，彰显了他们对党和红军政治主张的高度认同，以及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决心。

■黔北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

按照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决定，红军进入遵义后，随即派出由李坚真、邵式平、谢唯俊、洪水、贾拓夫等人组成的工作组深入地方开展工作。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及各部队也抽调大批干部参与地方工作，广泛推进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组通过散发《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告民众书》等文件，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

余庆是受红军影响最早的县，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和红六军团曾三次转战于此，播下革命火种。中央红军进入余庆后，在红六军团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余庆县军政委员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政权组织，并在龙溪区、白泥区、敖溪区、松烟区等地建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等基层政权。同时，还在一些乡镇建立了“农民协会”“商人协会”“青年先锋队”“红色教师队”及“赤卫队”“武工队”等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余庆的政治影响，唤醒了民众的革命觉悟。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进入湄潭县境，迅速成立苏维埃抗捐委员会（也称苏维埃湄潭县革命委员会），其主任、副主任代行县长、副县长职务。在红军的帮助下，委员会随即在城区及周边也成立了双修寺、北街、观音洞、黄家坝、兴隆场等分会，后扩展至永兴、牛场等地，共建了12个抗捐委员会分会，并组织群众武装抗捐军，同时开展了分土豪田地的前期准备工作。

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区（当时的遵义县县城）后迅速开始了红色政权建设。遵义县的苏维埃政权是长征路上红军建立的最为完善的政权组织，毛泽东、博古、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出席了1月12日的成立大会。这期间，红军在遵义县（今三城区）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和尚稽、懒板凳、团溪、鸭溪、青坑、刀靶水、回山乡、礼仪乡、文武乡、三岔乡等13个基层苏维埃政权组织以及赤色工会、革命先锋队、儿童团和大量的土地革命委员会、农协会、贫农团等群团组织。抓紧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在遵义县各地建立了18支赤卫队和游击队。

桐梓是中央红军两度建立地方县级政权的重要区域。 1935年1月12日，桐梓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任命皮鞋制作工人刘树柏为县长，随后桐梓县南郊、西郊、东北郊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红军二渡赤水再占桐梓后，由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专门组建工作组，帮助指导成立了桐梓县革命委员会，并组建了桐梓赤卫队（后来参加红军遵湄绥游击队）。其间，红军还在松坎建立了老街、新街两个基层政权以及桐梓县农民委员会、贫民委员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1935年1月25日，红九军团攻占习水老县城官渡（今属赤水市）后，随即召开群众大会，组建了由红军和地方群众组成的习水县革命委员会，并着手开展相关工作。但由于军情紧急，红军很快撤离官渡并一渡赤水。习水县革命委员会虽于行军转战中仓促成立，但发挥了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

红军在遵义期间还派出小部队到绥阳、凤冈等县建立了基层政权和群众团体。红军撤离遵义后，留下来的红军干部还策动绿林武装，组建“黔北救国义勇军”并攻占正安县城，成立了正安县临时政府。

苏维埃政权在黔北广泛建立、轰轰烈烈开展工作的同时，中央还批准组建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和中共遵义县委。这也是长征路上中央直接批准成立的首个地方省级党工委和县级党组织。

■黔北苏区群众拥护支持红军

成功的政策宣传让党和红军赢得了黔北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红军在黔北各地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如中央纵队9号进城时，数千士农工商涌向遵义城南欢迎红军；红军还专门组织了庄严的入城式。遵义，也由此成为红军长征中受到群众欢迎程度最高的城市。

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积极配合红军开展各项工作，包括打土豪、筹集军费、加工军粮、生产军服等，为红军转战和休整提供了有力保障。

例如，湄潭苏维埃政府动员80多名缝衣工、数百名辅工，依靠30多台缝纫机实行三班倒作业，仅用12昼夜便赶制出棉衣、夹裤、被子等8000余套，让湄潭成为红军长征路上加工军装最多的地区。同时，当地还筹集了大批军粮和军费，让全军都换上了冬装。湄潭也因此成为红军休整时间最长、物资补充最充分的地区之一。对此，老红军、原红九军团后勤部部长赵熔在其《长征日记》中作了翔实生动的记载。

黔北苏区群众千方百计支持红军：有的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过乌江、四渡赤水；有的帮助红军赶制服装、鞋袜、加工军粮；有的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有的积极参与打土豪、破盐仓，为红军筹粮筹款；有的帮助红军采购药品物资、收治红军伤病员……

遵义县城太平洋药店老板谌明道，在得知红军急需医疗器械和药品后，主动将店里整瓶整包的西药和器械开出清单按进价送到红军卫生队，红军收下后，按市场价格支付款项，保障其合理利润。红军撤离遵义后，刘伯庄、刘芷庄、张鑫华、田庆云和谌明道等贤达受红军委托，开设贫民医院，收治500多名红军伤病员。此外，当地印刷厂工人全力支持红军，开机印制《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告民众书》以及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出路在哪里？》等文告，为遵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赤水县第七区（今习水淋滩）区长刘纯武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并为其提供就业及回乡路费支持。其中，10多名痊愈伤病员加入淋滩区（后划入赤水县）护商队，后来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红军党支部。这支队伍在全面抗战期间为党作出重要贡献。

在桐梓，群众积极响应红军号召，配合攻打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阀，缴获了大量财物。在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大量群众协助红军从土豪家把稻谷挑出来，组织城内外9架水碾、6架牛碾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桐梓城区南郊、西郊革命委员会还发动缝纫工人和大量辅工，赶制了3000余套军装支援红军。

红军用实际行动和严明的纪律赢得了黔北群众的信任，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黔北深入人心，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污蔑红军的各种谣言不攻自破。群众深切认识到，红军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是广大劳苦大众的子弟兵。在红军的影响下，遵义各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根据老红军和群众回忆，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遵义各地扩红约5000人。

■为苏维埃政权流血牺牲的黔北儿女

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次撤离遵义，后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并在遵义转战，最终又跳出重围实现了北上的战略目标。红军撤离遵义后，国民党卷土重来疯狂地对没能随军撤离的红色政权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进行报复迫害，遵义一时之间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根据《中国共产党遵义县历史（第一卷）》记载：红军第一次撤离遵义，黔军柏辉章率部尾追红军，在龙坑场至南门关一线示威性地屠杀群众三天，计有633名无辜群众惨遭屠杀。柏辉章部便衣队队长戴良臣一个人杀死有名有姓的群众就达40多人，无名无姓者不知多少。螺蛳堰（今三合镇）斗争委员会詹万成，老蒲场（今新蒲新区）武装游击队队长张士臣，团溪扩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罗福元、游击队队长张占成，龙坪游击队队长李泽恩等数十位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及群众团体、群众武装骨干都在敌人屠刀下英勇牺牲，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一些为红军带路、协助红军打土豪的进步群众也被以“卖客”为名杀害。

在湄潭，红军撤离后，苏维埃抗捐委员会遭到报复性迫害，一批领导骨干惨遭杀害。苏维埃组织领导朱茂林、梁友轩、吴银州、陈桂良、张文彬、刘长富等被严刑拷打后杀害于湄潭城南。高坪抗捐委员会委员王德成，永兴常海荣和鱼泉陈甫清、李文彬等进步群众也被杀害。

在桐梓，红军撤离后，反动武装杀害了为红军带路的泥水工周长。红军二渡赤水再占桐梓后专门为周长召开了追悼会，以感谢桐梓群众为红军所作的贡献。桐梓南郊革命委员会主席杜少云在红军撤离时因正在乡间做扩红工作，未及时得知消息，怀揣苏维埃政府印章追赶红军，最终没能追上而流落他乡。几经辗转，他于1949年桐梓临近解放时回到桐梓，而且又像当年迎接红军那样，将解放军迎进了桐梓县城。

长征途中，红军以崇高的革命精神，走出了每300米就倒下一位红军烈士的悲壮征程。在红军精神的感召下，长征沿线特别是黔北苏区的英雄儿女，也同样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革命成果，在共和国的革命史册上写下了自己的责任、忠诚、信仰和担当。

■苏区薪火光耀后人

中央红军在遵义的建政活动及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动员，使党和红军的政策在黔北大地薪火相传。原遵义县、桐梓县、湄潭县、赤水县等红军频繁转战的地区，成为贵州党的组织恢复和发展最早、最快、最完善的地区。党组织的健全，为黔北儿女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全民抗战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1935年8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派中共党员杨天源回到遵义，开展中国工农红军遵湄绥游击队的恢复重建工作。杨天源组织建立了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反帝拥苏同盟”，该组织成员后来大多数成为了共产党员，为遵义县委和其他党的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奠定了组织和干部基础。这一时期，遵义县党组织恢复最快的城区火烧舟、尚稽等地，都是红军当年活动影响较大的地区。在党的组织下，中国工农红军遵湄绥游击队于1936年7月正式恢复，一度发展至100多人，拥有长短枪 90余支。游击队坚持红军的政治原则和斗争目标，重点打击恶霸、豪绅和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游击队的活动给国民党地方当局以极大的打击，后来虽因游击队领导牺牲和被害而被迫解体，却在遵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面抗战期间，受党的政策感召，大量遵义进步青年离开家乡，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战场。这一时期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家庭条件优渥，在家被称为“少爷”“小姐”，且多为文化青年。这些进步青年在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主要从事文化战线的工作。

在湄潭，中共贵州省工委联络曾参加红军遵湄绥游击队的共产党员何恩余等人，于1938年春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至1948年共在湄潭建立了11个党支部、党支工委等党的组织，并在农民、学生和广大群众中开展工作，对推动全民抗战和迎接全国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8年，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化名邓杰生到桐梓，以县兵役局科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组织恢复工作。在邓止戈、秦天真等人以及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指导下，桐梓党的组织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在秦天真、黄大陆（两人也先后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影响下，在贵阳开馆行医的严伯寅、张荣贞夫妇主动将其医馆转变为贵阳地下党组织交通站。他们夫妇的众多子女也投身革命工作，涌现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副官袁超俊（严金操）、革命烈士严金甡、八路军中的“金嗓子”严金瑄等10余位革命者，全家为抗战事业倾尽了心血。严伯寅夫妇的壮举，被董必武赞誉为“培养了这么多革命儿女”。

（作者系遵义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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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红军山陵园内的红军烈士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