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商治理良策　共助基层建设

——省政协“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支撑。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不仅是适应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基层高质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省政协始终高度关注基层治理这一重大课题，积极搭建协商平台，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在近日召开的省政协“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协商座谈会上，8位委员带着对基层治理的深入思考，围绕会议主题作了发言。本报摘登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张宏毅委员代表民革省委发言：

规范行政处罚　提升治理效能

规范行政处罚是优化涉企执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解决好基层行政执法尤其是行政处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议：

（一）夯实执法基础。一是科学配置执法力量。按职责任务配备监管人力，重点充实民生领域执法力量，构建梯队人才体系；定向招聘专业人才，建立法律与专业技术知识结合的系统培训机制，提升执法素养。二是健全法规制度体系。清理修订行政执法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统一表述、优化衔接；针对新兴领域出台监管制度与办案指引；尽快制定省级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健全全流程规范，建立相对集中行使执法权后的监管处罚衔接机制；发挥执法部门主动性，分层分领域细化量化现有裁量基准，增强可操作性。三是强化装备技术保障。结合财政实际，分领域制定全省执法装备标准，纳入刚性预算，优先保障民生监管领域。推广手持执法终端，降本增效。搭建全省统一案件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分析，支撑执法规范化。

（二）健全监督机制。一是提升内部监督效能。完善层级监督与同级监督机制，保障监督独立性与约束力；拓宽问题线索发现渠道，健全“个案”监督到“类案”监督机制，治“已病”更防“未病”。二是构建协同监督格局。建立人大、司法、纪检监察等多主体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形成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监督合力。三是建立省级层面监督案例指导体系。推动监督工作从 “经验型”向“规范型”转变；统筹内外部执法监督力量，明确分工、靶向发力，避免监督缺位或过度干预。

（三）完善保障体系。一是严格规范责任追究。树立“失职必追责、过错必追究”意识，明确执法过错判定标准与“失职”“失误”边界，规范追责程序；对严重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严肃问责并公布典型案例，以示警醒。二是健全激励容错机制。出台省级统一制度，明确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程序不受处分，有权拒绝不当干预。三是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外部监督部门、新闻媒体、社会群众理性看待正常执法事务，避免炒作，消除执法人员履职顾虑，保障公平公正行使处罚权。

黄琳委员代表民盟省委发言：

突出效能导向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重硬件轻服务”“重形式轻效能”“重管控轻协同”等问题仍然存在，建议突出效能导向，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软硬协同”的基层治理服务链条。在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硬件设施投入的同时，注重适配相应的服务软件和服务保障，实现作用发挥最大化。出台《数字化民生项目全周期管理规程》，按硬件资金投入的一定比例，同步配套技术应用和服务管理预算，用于建立“县乡技术专员—村级管家”两级运维网络，智能设备包含“方言语音交互+村级银龄课堂”适老化改造模块等，确保硬件设施真正发挥作用。

（二）强化“民生导向”的基层治理效能坐标。强化树立以民生为导向的治理效能观，优化基层治理考核评价体系，创建“可测量”的群众获得感考核体系，使基层干部的精力更好聚焦到深入群众、解决问题、提升服务上。全面实行“接诉即办”全链条服务机制，简单诉求单线直办、复杂问题联席会商，实现“首接负责、限时办结”闭环，突出“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治理效果。

（三）打造“条块贯通”的基层治理协同中枢。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的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作用，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高频、常见核心协作事项的责任主体与流程节点，通过打破数据孤岛和条块分割，畅通协作梗阻。推行容错清单，科学明确可容错情形（如应急处置中的技术性偏差等），消除基层“不敢协同”顾虑。重构激励约束体系，将“跨部门协作效能指数”纳入条线单位和乡镇街道的工作考核范畴，并突出联合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指标权重，构建有机联动、高效协作的治理格局。

喻理飞委员代表民建省委发言：

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　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目标。为进一步构建“政府治理有为、市场调节有效、社会协同有序、群众参与有力”治理新格局，建议：

（一）数字赋能，打通多元参与“最后一公里”。探索开发青年群体偏好的互动功能模块，考虑将线上参与活跃度作为基层治理评估的参考；深化探索“三事分流”机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诉求响应专班并试点“首接负责制”，完善服务链条；推动治理项目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引入社区规划师参与机制，使群众关切转化为具体项目设计。

（二）创新激励，打破资源整合“中梗阻”。持续推动民政、综合治理等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减少重复采集负担；探索设立基层创新容错试错清单，对具有潜力的试点项目（如数字民情地图）给予阶段性培育支持，同步完善社工职业发展通道，力争持证社工比例稳步提升；针对一些区域、领域权责模糊的问题，探索建立多方协同的责任配置机制，推动形成共识性责任框架。

（三）双治融合，打造基层善治“新引擎”。把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法治理念相结合，因地制宜激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在城市社区与农村地区分类施策，支持基层创新自治载体提升参与实效性；注重将法治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引导通过协商调解等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逐步营造理性维权的基层治理文化氛围。

何林委员代表民进省委发言：

进一步加强村委会组织管理和行权监督

村委会是乡村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为进一步强化村委会组织建设和依规行权管理，加强村党支部监督功能，建议：

（一）强化组织建设。严格选人标准，明确村干部的资格条件，不仅看重致富能力，更要强调政治素质、道德品行、法治观念和群众基础。建立后备人才库，动态培养和储备村级后备干部，解决村干部队伍衔接问题。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提高村干部法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二）健全管理机制。严格落实村级事务“四议两公开”制度，全面规范村内重大事项决策程序。制定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履职事项清单，明确议事范围，清晰界定哪些“重大事项”必须集体决策，督促指导村级组织提高基层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同时，创新村民参与管理机制，探索推广“村民议事厅”“板凳会”“院落会”等协商议事形式，激发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热情。

（三）落实财务制度。全面推行“村财乡管”，在坚持村集体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由乡镇级部门对村级财务进行代理记账和监管，规范收支流程。推动党务、村务、财务公开的常态化、规范化，特别要全面公开惠民资金发放、集体资产租赁、工程项目等群众关心的内容。加强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管，建立“三资”台账，规范集体资产资源的发包、租赁和处置程序，防止资产流失。

（四）强化监督制约。激活内部监督，强化村党支部监督职能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对村务决策、财务收支、工程项目建设、惠农政策落实等进行全程监督。畅通村民监督渠道，设立村民意见箱、公开监督电话、建立微信群，鼓励村民通过合法途径对村委会工作进行监督和质询。强化乡镇党委、政府责任，既要加强对村委会的指导，也要加强监督，定期督促村委会及时整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推动纪检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形成有效震慑。

胡英明委员代表九三学社省委发言：

提升“造血”功能　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力

近年来，随着服务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社区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基层社会治理挑战持续加重。为切实减轻财政压力，增强社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良性循环，建议：

（一）整合资源联动，形成“造血”合力。进一步加强县（市、区）直部门、街道、社区及辖区企业之间的横向协同，提升各方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度，最大化整合利用各类治理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积极作用。

（二）兴办服务事业，增强“造血”动力。社区可以以“服务居民、方便生活、促进就业、维护和谐”为宗旨，树立“围绕服务办商业，办好商业促服务”理念，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依法创办社区电商、代办、代购、社区食堂、托幼、养老、家政等便民服务实体，在为居民提供优质生活服务的同时，提升“造血”功能，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力，逐步达到良性循环。

（三）盘活闲置资产，挖掘“造血”潜力。可由民政、住建、发改等部门牵头，属地街道配合，在确保不影响公共服务、城市品质和整体形象的前提下，将社区内位置偏远、零散、难以独立开发的“边、卡、吊”等闲置资源，有条件地交由社区进行合规盘活运营，并将产生的收益用于反哺居民自治和服务工作，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石邦林委员的发言：

健全工作事项清单和准入机制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近年来，贵阳贵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聚焦基层减负增效，探索建立村（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和准入机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为进一步优化机制、提升效能，建议：

（一）健全刚性约束的准入退出机制。一是严格准入流程。明确向基层派任务必须经过“部门申请—合法性可行性必要性审查—县级党委政府批准”的流程，审核重点包括“是否有法规依据、是否匹配基层能力、是否提供保障条件”等，未经审批的一律不得下派。二是畅通退出渠道。定期深入基层了解清单运行情况，结合法律法规立改废、群众需求变化等情况及时优化，经相关程序清除不适合需求、不符合规定的事项，确保清单始终“接地气、能管用”。

（二）建立省级统筹的清单管理体系。一是依法明确事项。制定省级统一的《村（社区）工作事项指导目录》，区分“法定职责”（必须干）、“协办事项”（配合干）、“负面事项”（不用干）三类清单，与乡镇（街道）、网格清单交叉比对、查缺补漏，从源头厘清基层权责边界。二是强化市县衔接。各市（州）、县（市、区）结合地域实际，编制工作事项执行清单，农村地区侧重乡村振兴、农业服务事项，城市社区侧重养老托幼、便民服务事项，确保清单既符合省级规范，又贴合基层实际。

（三）构建权责对等的履职保障机制。一是强化人财物匹配。明确职能部门下派任务时，必须按照“1项任务+1套保障”原则，同步下沉专业力量（如派驻技术人员）、工作经费（按任务量核定）和协调权限（如跨部门协调事项）。二是优化服务支撑。认真落实“减环节、减时限”要求，优化事项办理流程，提供帮办、代办、上门办等服务，通过“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大幅提升村（社区）服务质效，提高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意率。三是分层培训强能力。采取“省级提级培训、市县重点培训、街乡全面培训”模式，强化各级各部门对清单的理解和执行，推动形成“派任务看清单、加任务走准入”的共识和习惯。

（四）完善常态长效的动态监督机制。各级专项机制办、党委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等部门开展常态化监测，加大监督暗访和跟踪落实力度，对随意增加村（社区）负担的行为“零容忍”，形成有力震慑。

李钢委员的发言：

加强业主委员会建设管理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住宅小区成为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物业管理成为关系居民幸福生活的“大民生”。为切实解决小区业主与物业协调难、业主委员会成立和管理难的问题，建议：

（一）健全矛盾调解机制，及时化解物业纠纷。借鉴“枫桥经验”，引入专业调解机构和律师，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前端。建立物业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规定调解处理的时间期限，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加强对物业的监管，建立“红黄绿”服务评级机制，动态评估物业履职情况，对服务质量差、投诉率高的物业进行曝光和处罚，限制违规物业参与政府项目投标，组织物业企业负责人旁听典型案件庭审，促使其提升服务水平。

（二）完善政策支持，解决业委会组建难题。进一步细化《贵州省物业管理条例》，制定出台配套政策文件，如《业委会工作指导手册》《业委会财务管理办法》《业委会监督管理办法》等，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简化业委会成立手续，设立“业委会孵化基金”，按小区规模给予一定启动补贴。建立工作指导小组，为业委会的成立提供全程指导和帮助。加大执法力度，对阻挠业委会成立和履行职责的行为，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三）加强培训和监管，提高业委会履职能力。定期组织业委会成员参加业务培训，提升法律法规、物业管理、财务管理能力。鼓励小区党员、退休干部成为业委会成员，积极参与管理。通过政府补贴、社会支持、共有部分经营收益等方式，根据工作量和绩效对业委会成员给予一定补贴，提高履职积极性。强化业委会日常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纠正和处理业委会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建立监督评价机制，对表现优秀的业委会进行表彰奖励，对不合格的业委会进行督促整改或重新选举。

戴拥军委员的发言：

靶向施策　精准发力

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近年来，汇川区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着力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阶段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更好聚焦基层治理难题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建议：

（一）推动减轻基层行政负担。结合基层实际逐步减轻不合理的行政负担，将属于乡镇（街道）以上政府的权限从社区（行政村）剥离。激发基层自治动力，让村民（居民）成为自治主体，引导村民（居民）制定适合于本地的自治章程和村民公约，并以此为基础完善议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协商制度，进一步推广“积分制”“楼栋自治”等有效做法，逐步推动移风易俗，真正推动社区（行政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目的和效果。

（二）推动共享与共治一体化。加强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强化数据共享与应用，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和共享交换机制，推动省、市、县层面统筹建设治理信息综合平台，有效整合党建、综治、城管、民政、卫健等业务系统，逐步实现“一网统管”“一网通办”。同时，充分考虑基层实际需求和操作便利，降低系统进入门槛和操作难度。

（三）推动法治与自治相融合。进一步健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指导社区（行政村）聘请法律顾问，引导群众树立法律维权意识。同时，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组织各级各类法律服务队伍深入村（居）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

（四）推动专职与专业相统一。支持乡贤参与自治，鼓励基层干部参加社会职业资格考试，定期针对基层干部开展系统性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干部法律法治素养、协商议事能力、应急应变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数字应用能力。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科学完善基层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结果运用，努力做到人岗相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