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阳红色文化的“五个一”

□文/图  匡兴洪

这里所说的绥阳红色文化的“五个一”，指的是红军长征时期在绥阳留下的革命痕迹。

一座亭：即古镇郑场的乡里亭，原名叫讲乐亭，为演出川剧的戏楼，又称万年台。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红二师进占黔北重镇——遵义城。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月12日，红九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派遣第8团由湄潭挺进绥阳郑场。红军在郑场的讲乐亭处，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穷苦大众起来闹革命，推翻这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根据民众推荐和红军调查了解的情况，决定由“干人”（穷人）代表谭信章和贺四爷与红军接头联系，并选举谭信章担任区长，负责管理社会上的事务。“干人”当区长，这在郑场还是第一次，穷人感到扬眉吐气，长期被反动势力剥削的劳苦人民，现在挺起胸来当家做主人。红军还在郑场清算没收豪绅大户从穷人那里搜刮得来的不义之财，登记造册后，分发给穷人。群众真正感受到了红军才是穷人的队伍，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一座桥：是绥阳县城南的一座桥，《绥阳县志》记为“大通桥”，坐落在绥阳县南隅，横跨洋川河南北两岸，又叫南门桥，明万历三十年（1602）绥阳知县詹淑始建。它是绥阳的“迎红桥”：1935年1月14日，红九军团第8团，从郑场方向经官路场（清源），翻越永山坎，通过南门桥开进绥阳县城，绥阳的“干人”聚集桥头欢迎红军。

当时有两首红色歌谣，在民间广为传诵。

怀红情

当年红军过桥边，拉起咱手问暖寒。

远方虽去数十载，仍盼亲人再回还。

红军到绥阳

红军到绥阳，事迹传四方。

严肃军风纪，百姓心欢畅。

召开群众会，标语满城墙。

组织县农协，翻身求解放。

斗倒大地主，严惩土霸王。

打富济贫困，群众喜洋洋。

青年争入伍，勇敢上战场。

九十春秋去，人民永不忘。

一座庙：即绥阳中学文庙。1935年1月15日，红军进入县城后，发动和组织城区民众在县城成立绥阳县农民协会。这是红军在黔北成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协会主席由缝纫工人高海堂担任，副主席由理发工人姚朝珍担任。1月16日，红军领导农协会会员和群众，清算和没收土豪劣绅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开仓济贫，城区方圆10多里的穷苦大众赶来分物，领粮食。1月17日，红军在绥阳中学文庙召开军民联欢会，有1000余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和壮观。红军在绥阳中学文庙演出了“打倒蒋介石、王家烈”的活报剧。会上，红军领导干部和农协会副主席姚朝珍讲话。最后将从地主家没收来的衣物、铜圆等分给群众，并在县城外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群众切齿痛恨的恶霸、劣绅。红九军团第8团进入绥阳县城后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其目的是大造革命声势，扰乱川、湘之敌对遵义城的注意力，以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一条路：指的是绥阳县城西门的一条大道，是西大街的延伸，群众称之为新西路，为1930年绥阳第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张泽民投资所建。

1935年1月14日，红九军团第8团进驻绥阳县城，其团部驻在文庙，也就是当时的绥阳中学。红九军团第8团1、2、3、4营分驻东狱庙、禹王宫、万寿宫和新西路等地。在这些地方，红军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绥阳县人民政府将新西路命名为“红五路”。

一场重要的战斗：又叫红籽坝突围战。1935年3月，红军遵湄绥游击队的一支小分队由黄羊台（现属绥阳县小关乡）突围后，又撤到郑场镇境内的红籽坝，这支红军小分队共有12人，由余分队长带领。红籽坝山高林密，只有詹雨顺一家住在这里，小分队在詹家住了半个月。

4月的某日，一名战士去郑场赶集侦察敌情兼买生活用品暴露了行踪，小分队被200余武装团丁包围在詹雨顺家的泥房茅屋里，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时近黄昏，敌人恐红军趁夜突围，遂放火烧房，熊熊烈火冲天而起。战士们把仅有的子弹集中起来，在余分队长掩护下，打开了一个缺口顺势突围，结果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余分队长大腿受伤落入敌手。

余分队长在赵村坝受到敌人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秘密。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将其杀害。

余分队长牺牲后，敌人又组织数百人，梳篦式反复搜山，搜捕了5名红军战士，2人在送往绥阳途中遇害，3个送往郑场区公所当兵，后逃脱不知去向。敌人又继续搜山，又搜出3人后残忍杀害。

红籽坝突围战是红军长征时期在绥阳的一次重要战斗，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牵制敌人兵力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讲乐亭原址（今郑场大十字）

南门桥

位于绥阳县城西的红五社区

文庙原址

遵湄绥游击队“红籽坝战斗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