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青年开展的抗日救国活动

□胡平原

　　遵义是一座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名城。抗日战争时期，遵义当地革命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活动。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也在这里播下了红色种子。

 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遵义的进步青年就自发组织起来，清查日货，在街头宣传抗日。1937年底，在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遵义各界抗敌后援会纷纷成立。不久，在这个机构之下，又组织起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前者是由遵义地方党政军绅商各界参加的上层组织，只开例会，不搞活动。后者则是各界青年的联合组织。“青抗”的领导成员有中共地下党员杨天源、谢树中、傅邦瑞等人。他们通过办壁报和组织唱歌等形式，团结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这些青年大都和社会上的绅士、商人有亲友关系，他们的活动也得到社会上层有力的支持。

　　譬如：新生百货商店的老板曾仲常、华纶绸缎店主人潘名挥、民生工厂会计李伯谦等都参加了“青抗”的歌咏队。潘名挥的妻子刘丽君拿出500银元到重庆买了一台钢琴，供歌咏队使用，并且还将潘家的房子借给“青抗”办宣传抗日的刊物。“青抗”的《会歌》表达了他们奋斗的目标。歌词这样写道：“我们是大时代的先锋队，新中国的主人翁，新的历史要我们来写成，旧的社会要我们来改造。太平洋上，响起战鼓，几千年的沉默，而今怒吼了。为国家民族求生存，为人类争取正义与和平。起来，青年朋友们起来，青年朋友们！战斗！战斗！冲锋向前，冲到鸭绿江边。”

　　再如：“青抗”每天在闹市中心贴一张《活路》壁报，内容有时事、新闻、短评等。有些短评是根据《新华日报》社论精神撰写的，宣传坚持团结抗日和民主。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之后，由南京迁到遵义的国民党陆军大学和军官外语班中有一些人也跟随国民党顽固派的腔调造谣说：“中共抗而不战，游而不击。”为驳斥对中共的诽谤，“青抗”又办起一个《游击队》壁报，大力宣传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绩，由遵义师范学校和一些中学的学生抄写，贴在街头。在抗战周年时，“青抗”出了纪念专刊《活路》。国民党顽固派们也办起了一个《扫荡》壁报，企图“扫荡”《活路》。广大人民群众不支持《扫荡》，不久，这个《扫荡》壁报就无踪影了。

　　“青抗”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形式多种多样。譬如：歌咏队不仅在街头宣传，唤起全民抗战，同时还在舞台上表演话剧、歌剧。如《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有时又在闹市中心搭设献金台，向群众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捐款用来慰问抗战军人家属。一些学校的学生还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写慰问信，表达遵义青年对坚决抗日军民的无比敬意。

　　1939年，国民党中央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国民党遵义县党部企图以遵义各界抗敌后援会“为共党张目”为由，逮捕《活路》的编辑人员，勒令《活路》停刊。遵义县长刘慕曾唯恐因此事引发群众的抗议行动，就将此消息透露出去。结果，国民党顽固派这一提案遭到出席会议的一些抗敌后援会的委员如汉学家赵迈康、遵义师范教师朱穆白（中共秘密党员）等人的坚决反对。赵、朱二人在会上义正词严地说：“青年爱国，有何罪过？大敌当前，万不可如此挫伤青年的抗日热情。”由于进步力量的斗争，使得国民党顽固派捕人的阴谋暂未得逞。但是，对于遵义青年的抗日救国活动，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当局就强行命令将“青抗”解散了。“青抗”解散后，遵义青年仍然变换方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二

　　“青抗”被强迫解散后，怀着满腔热情的青年们主动要求参加民众教育馆主办的民众话剧社。该社负责人詹健伦、胡滋椿等接纳了这批青年。“协记”绸缎店刘老板的几个女儿，也大胆地参加了民众话剧社的活动。他们上舞台、走街头、下农村，尽情地开展演剧和歌舞活动。有些小学的女教师和中学的女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青年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当时，恰逢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巡回合唱团来到遵义，他们和遵义民众话剧社的青年们一起，通过座谈、演唱等活动，建立了友谊。巡回合唱团希望在他们离开以后，遵义能够有一个比较正规的音乐团体来从事社会宣传和学校教育的工作。中共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于是，立即着手组建工作并将其命名为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简称“音教会”）。为了便于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办理立案登记手续，他们就邀请县政府督学夏雨屏领衔作发起人。“音教会”获准建立后，广泛吸收了中小学音乐教师和热心音乐教育事业的人士200多人入会。除设歌咏队、演剧队之外，还在城区13所小学组成13个儿童歌咏队，总称为儿童歌咏团。“音教会”的歌咏活动是由潘名挥和傅郎荣担任指挥。在1940年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游行的宣传行列中，500名儿童的歌声震撼了山城，博得广大群众热烈的赞赏。“音教会”的抗日活动也同样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便逐渐停止了活动。“音教会”停止后，遵义青年又变换另外的方式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三

　　在那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遵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只有10多人，而国民党设在遵义的军警宪特及军官学校等机构竟达20个之多，因此，党组织的活动时刻都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监视之下。在不足10万人口的遵义城，进行爱国民主运动是何等的困难！然而，遵义的共产党员每人都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在中小学和社会上坚持不懈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们的活动中心是老城小学。这所小学是全县的模范学校，校长吴开治是一位开明人士，校内的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非常团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苏步青等人的孩子都在这所学校读书，他们和其他的学生家长都同情和支持教师的抗日爱国行动。

　　学校还设鲁迅文学艺术奖金，鼓励学生读抗日书刊，唱抗日歌曲。每到周末，该校就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有益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浙江大学于1939年迁到遵义后，又给遵义的抗日救国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学校的抗日宣传工作出现崭新局面。浙江大学的各种学术活动和文化艺术活动，都反映了抗战、团结、进步的精神。一些教授如费巩、张君川、张荫麟等在遵义也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活动。浙江大学师生与遵义的进步青年亲密合作，相处十分融洽。潘名挥家几乎成了浙江大学参加歌咏活动的学生和本地进步青年的文艺沙龙。由于浙江大学的部分教师和学生在遵义城内6所中学和师范学校兼课，他们也把浙江大学民主进步的风气带进了遵义的各中学，从而扩大了进步势力的影响。 

　　皖南事变后，遵义上空笼罩着白色恐怖。1941年7月，国民党特务逮捕了老城小学的6位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徐继英、萧郎瑞、贺子波、潘名挥、傅邦荣等。此后，中共地下组织被迫隐蔽分散。但是，不少共产党员通过曾经联系和共同工作的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继续团结和联系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青年街头剧演出

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