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发言摘登(一)

李德祥委员的发言

发挥商超主渠道优势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发挥商超主渠道优势，不断鼓起农民朋友的“钱袋子”。让利于民，让种植户得到更多实惠，一直是合力超市秉持的宗旨。2018年以前，德江县煎茶镇和复兴镇的老百姓主要以种植烤烟为生。后来，一位叫张国文的农户看到了种植西兰花的商机，就带领农民一起种起了西兰花。经过几年的发展，他们的西兰花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西兰花滞销严重。合力超市了解这个情况后，发挥商超渠道优势，帮助他们解决产品滞销的难题并利用合力超市这个渠道，深度挖掘“农户+农业合作基地+超市”的发展模式。现在，张国文的基地又吸收了近60户农户的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面积达到2100多亩，种植的蔬菜也增加了豇豆、豌豆尖、莴笋、线椒、黄瓜等市场销量大的单品，种植户月收入由原来的1500元左右增加到现在的2600多元。“钱袋子”鼓了，土地也不再撂荒了，农民朋友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像张国文这样，通过合力超市渠道作用实现更好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例子还有很多。

　　发挥商超主渠道优势，切实丰富广大市民的“菜篮子”。合力超市把丰富市民“菜篮子”作为己任，通过丰富品种、降低菜价、保证品质，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对于市民需求量较大的肉类、水果、蔬菜，通过“点对点”方式从企业合作的农业基地和农户中进行采购，既保证品质新鲜，又降低流通成本。在保证商品质量基础上，我们从“惠民”角度出发，坚持“保本微利”，以低于周边市场10%-30%的价格进行销售。尤其是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白萝卜、大白菜、莲花白等，我们一直坚持定价9毛9以下。其他商品也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力度，让老百姓能吃上平价菜、放心菜。我们还推出“周二特惠日”活动，每周二又额外精选了30多个老百姓日常购买较多的单品，价格比市场上低30%-50%，真正让老百姓买到新鲜、买到实惠、买出好心情。

　　发挥商超主渠道优势，积极拓展黔货出山的“新路子”。贵州山好水好气候好，农产品品种丰富，质量优良。但“酒好也怕巷子深”，我省不少优质农产品仍“养在深闺无人知”。比如都匀毛尖、湄潭翠芽等名优茶叶，虽然贵州本地人耳熟能详，但在全国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仍然很低。又比如威宁苹果，虽然品质和口感都很好，但是知晓率要比毗邻的云南昭通苹果小得多，有时为了卖个好价钱，不得不打着昭通苹果的名头。我们发挥渠道优势，从2020年底开始，配合产地，在全省合力网点打造威宁糖心苹果品牌，突出高原有机特色，实施差异化营销，威宁苹果销量得到很大提升。去年，仅合力超市这个平台，威宁苹果的年销售额就由过去的80万元左右增长到近400万元，增长了450%。

　　实践证明，发挥商超等流通主渠道作用，能够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促进规模化生产，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最终使农民和市民两头受益。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通过合力超市的渠道作用，更好服务民生，更好助力贵州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作出贡献。

陈婷婷委员代表民建省委发言

依托良好资源禀赋　大力发展新能源材料产业

　　我省锰、磷、铝土、镍、锌等资源富集，开采、加工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发展新能源材料具备坚实基础、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从产业基础看，磷矿开采及磷化工、锰及锰系电池材料、铝及铝加工、镍钴锰三元前驱体、三元正极材料等产能规模和产品质量位居全国前列。从产业集群看，我省已经形成以福泉瓮安磷化工产业园区、铜仁大龙开发区、贵阳国家高新区、黔西南义龙经开区为代表的锂电池材料产业集群。从产业主体看，我省已汇集了以磷化集团、中伟新材料、振华新材料、安达科技、宁德时代、川恒股份、贵州裕能等为代表的一批行业知名企业。从产业配套看，在电池成本中占比30%-40%的正极材料产业链初步形成，从中伟新材料的三元前驱体到振华新材料的三元正极材料，从安达科技的磷酸铁锂材料到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都是产业上下游配套关系。从产业发展空间看，目前我省共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汽车生产企业16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40余家，去年1至11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贵州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40万辆，产值突破1000亿元。总体上看，新能源材料产业作为我省十大工业产业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展现出十分广阔的前景，对于贵州实现工业大突破、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我省新能源材料产业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发展时间短，产业基础薄，抗市场风险能力弱;产业链条偏短，协作配套尚需完善;资源保障率和金融供给跟不上需求，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等。建议：

　　一是政策赋能科技攻关。在省级层面统筹推动园区、产业和项目协同互促发展，避免雷同和恶性竞争。发挥政策赋能作用，研究制定专项政策，在创新平台搭建、关键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给予支持。聚焦新能源材料产业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集中优势资源共建公共服务平台，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切实解决“卡脖子”问题。

　　二是强化财税金融支持。建议组建新能源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市场为支撑的多元化投入体系。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基金组建，通过股权、债券、风险投资等方式注入企业。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激励企业创新的普惠性政策。进一步推进“政企银”合作，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简化贷款流程，扩大产业贷款规模，支持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三是提高要素保障能力。继续深化工业领域“放管服”改革，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围绕头部企业和领军企业需求，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和单项冠军。加强园区和重点项目用地、用电、用水和矿产资源保障，按照“要素随着项目走”的原则，由省级统筹专项配备用地指标，加强对全省项目用地的管理，不让行业发展因缺乏土地指标而丧失发展机遇。加大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力度，持续加强重点(优势)矿产资源“大精查”，着力提高勘查工作水平，实现增储上产。

付野秋委员代表农工党省委发言

推动重点行业“减污降碳”　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要求。贵州是全国重要的能矿资源基地，高碳行业如燃煤火电、水泥建材、无机化工、有色金属冶炼、钢铁等，体量大、覆盖宽、渗透深，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攻坚点。全面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既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

　　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存在的问题：

　　火电行业方面。低参数燃煤机组占比大，机组长期低负荷运行。

　　水泥行业方面。近5年来，我省水泥产量常年维持在1.07-1.14亿吨之间，但省内需求保持在0.84-0.97亿吨之间，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钢铁行业方面。企业集中度低，部分企业设备老旧，生产工艺原始、管理粗放，改造难度大。

　　化工行业方面。我省化工行业覆盖面广、子行业多、配套线单位能耗高。以合成氨为例，其生产综合能耗为每吨2033.65千克标准煤，较全国高出61.8%。

　　有色金属行业方面。全省单位氧化铝综合能耗每吨428.36千克标准煤，较全国高出12.5%。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循环再利用率有待提高。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减污降碳”协同体系。建立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协同管理机制，研究出台“减污降碳”协同方案，将二氧化碳纳入现有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实现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控“归一化”管理。推进重点协同“减污降碳”工作，加强工业领域节能减排，强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深入推进超低排放改造，鼓励先进协同减排技术示范应用。建立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动态评估长效机制，构建行业全过程信息化管控及评估平台。

　　二是严把产能关口，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深入开展水泥、钢铁、氧化铝等重点行业去产能攻坚行动，加大排放高、污染重的煤电机组淘汰力度。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新增产能，坚决遏制产能过剩和行业盲目扩张，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积极推动行业战略重组，实现园区化、规模化发展。

　　三是发展循环经济，强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推动重点行业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构建企业间多级串联循环使用，深化副产物交换利用、余热余压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工业废弃物高效综合利用，鼓励利用水泥窑、钢铁窑炉等生产系统协同处置城市污泥、生活垃圾，切实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

　　四是加强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既定目标。完善排污许可技术体系，制定协同“减污降碳”技术指南，鼓励烟气循环、煤气管道压力平衡等协同技术推广应用。鼓励重点行业积极研发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大力发展规模化储能、智能电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等深度脱碳技术，形成研究开发、应用推广、产业发展贯通融合的技术创新局面。

彭玉荣委员的发言

加快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新突破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十三五”期间，全省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2%、连续四年位居全国前2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去年，这两项指标分别增长7.5%和11%，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但我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一是土地自然资源先天不足。耕地仅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0.05%;旱地比重大，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4.49%;耕地破碎，每块土地平均面积不到0.8亩;连片平整土地少，500亩以上坝区仅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7%;耕地质量差，绝大多数为中低产田土，高等级地仅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二是农业设施建设后天不优。全省耕地综合有效灌溉率40%，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机耕道路配套不足，高标准农田比例小、建设标准不高;土地“宜机化”基本条件差，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仅41.2%，比全国低30个百分点;物流冷链配套、农业生产现代化装备、农业信息化等建设滞后。三是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好。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三方责任不明确、利益联结不直接，未能发挥农民在种养环节的主体作用。四是农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农产品普遍存在“质优相不优，质优价不优”“有产品没价格，有特色无品牌”“渠道品牌强过产地品牌”的困境。五是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弱。特色优势产业大多产业链短且集中在中低端环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51%，比全国低17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为1.53︰1，远低于全国2.4︰1的平均水平。建议：

　　一是做足“山地”文章。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适当提高建设标准，与土地“宜机化”改造同规划、同实施、同验收、同投用。积极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分层分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全国有影响力的“贵字号”区域公共品牌，提高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水平。

　　二是做足“主体”文章。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本地龙头企业。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反租倒包”等模式，探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新机制，不能让企业把农民从土地上挤出去，也不能让农民简单成为企业的打工者，真正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形成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做足“科技”文章。以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为龙头，加大贵州种质资源库建设，建立南繁种业硅谷基地，提升农业良种化水平。通过大数据信息化技术，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土地产出率。以工业大突破为载体，推动设施装备升级和技术集成创新，提升山地现代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四是做足“市场”文章。实施产销精准对接行动，构建大中小微市场流通销售体系。实施“互联网+农产品进城”行动，依托农村电商，把贵州优特农产品卖到全国。实施“专精特优”农产品推介行动，面向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市场，建立贵州绿色优质农产品销售中心(专区)。

　　五是做足“服务”文章。搭建“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大数据平台，以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等为服务主体，拓展产业、农技、农机、销售、市场等全过程全产业链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产品主产区全覆盖。

汪文学委员代表九三学社省委发言

大力发展民宿新业态　推动贵州旅游大提质

　　近年来，我省始终把旅游业作为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重要战略支撑，旅游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民宿作为旅游产业供给端的一种新兴业态，在我省得到快速发展。初步统计，全省民宿客栈总量5000余家，床位数约10万张。

　　总体上看，我省民宿业发展迅猛，但基数小、规模小、总量小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早在2019年，浙江、广东、四川、云南、山东的民宿客栈数量就已超过1万家，与这些民宿业发达省份相比，我省发展仍然滞后，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少总体统筹规划。省级层面尚未出台相关规划，民宿发展缺乏行业规范和标准。民宿分布零散，未形成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知名度的民宿集聚发展区域，基本处于自我发展状态，同质化严重。二是自身特色体现不够。民宿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有别于酒店的体验感和主题性，而我省大部分民宿只是传统农家乐的升级版，缺乏对当地民俗文化、风土人情的挖掘，自身特色体现不够，对游客吸引力不强。三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受地理条件限制，民宿所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备。如部分道路狭窄、通讯信号较弱、水电供应不够稳定、购物距离较远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留宿时间，降低重游率。四是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民宿经营者多以当地村居民为主，未受过专业职业技能培训，缺乏营销管理经验，对民宿的理解较为表面，服务意识和服务品质跟不上，难以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为此建议：

　　一是加强发展规划引领。省级层面按照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结合产业发展条件、乡土人文风情、民族民俗特色，研究制定民宿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坚持主题化、差异化发展，深化“民宿+”，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用村寨文化体验、运动休闲、生态旅游、民俗旅游、健康养老等丰富民宿内涵，为游客提供望得见绿、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高品质旅游体验，让民宿经济成为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重要推手。

　　二是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充分发挥我省传统村落多、民族文化丰富的优势，加大乡土风貌、文物遗迹等保护力度，挖掘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类文化产品，深度挖掘与整理侗族大歌、苗族姊妹节、瑶族医药、花灯戏、苗年侗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举办各种特色民族旅游节庆活动，建成一批有文化、有故事、有体验、有品味的民宿，让游客尽情欣赏自然美景、融入民族生活、感受人文情怀。

　　三是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完善民宿重点发展区域内水电设施、通讯设施、停车场、消防应急等基础设施，全力推进主要交通干道、重点景区景点到民宿的道路建设，进一步畅通环线道路，给游客提供便捷的出行保障，让消费者能够既拥有宁静的假期又不远离城市生活的便利，提升民宿的整体形象与竞争力。

　　四是创新民宿经营模式。引进优强企业，通过租用农村闲置资源或农民入股土地等形式，完善“专业从业者组织+农户”经营管理模式，充分运用专业人员的管理运营和农户的住宅或劳务，大力发展中高端乡村特色民宿旅游，满足不同层次旅游人群的住宿及消费需求。加强与职业院校合作，加强民宿从业人员专业培训，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推动星级酒店与民宿结对互助，开展专业指导，进行轮岗锻炼，提高民宿从业人员的整体服务水平。

潘玉凤委员代表黔东南州政协发言

以培育全国龙头企业为目标　引领我省中药材产业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从资金支持、品种选择、技术服务、主体引培、利益联结等方面精准施策，推动贵州中药材产业迈上新台阶。但调研发现，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中药材供给能力结构性失衡。2020年，我省中药材种植面积711万亩，总产量206.68万吨，农业样本企业省内销售额3.23亿元，工业样本企业省内购进中药材原材料2.4亿元，两项销售额均较低，与我省中药材种植大省地位不符。二是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不完善。我省主要以自留种为主，种子质量参差不齐。加之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较低，仅有30万亩种植基地和4个中药品种符合原GAP规范要求。在原料加工方面，经营主体较少、工艺装备落后、生产线水平不高，全省现有初加工能力仅占总产量的22%，存在较大的加工缺口。流通环节缺少大型集散中心，甚至出现省外药材供应商(如亳州)从省内农户采购后，再销售给本地制药企业的情况。三是中医药工业企业发展遇到一定瓶颈。我省中医药工业缺乏全国性龙头企业带动，中医药产业在精深化、链条化、集群化发展中成效不突出，定价自主权能力弱、市场竞争力弱。

　　为做强做优中药材产业，把我省中药材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建议：

　　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补齐结构性供应短板。聚焦市场需求大、纳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的道地品种，推行“多县一带”产业布局，推动“黔药”优势品种连片发展。关注制药企业需求，通过政府接洽、行业协会对接等方式，开展“订单式”中药材供应。结合部分制药企业特殊需求(如野生药材)，有计划开展部分珍贵药材的生态化种植、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有效补足中药材种植的结构性短板。

　　二是以药材质量为核心，加强标准化种植管理。深入开展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通过补贴、赊购等方式，加大优良品种、优质种子(苗)推广力度。严格按照《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年》要求，健全完善中药材绿色生产技术规程。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带动农民按标生产、规范管理，推动中药材全过程标准化生产。

　　三是以培育全国龙头企业为目标，做大做强民族制药工业。按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通供应链”的全产业链发展思路，着力培育和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引领带动强、市场渠道广的产销一体化中药材龙头企业。加快组建大型中药材贸易集散地，借鉴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先进经验，利用贵州大数据产业优势，打造“平台+实体”的中药材产品市场，积极争取中药材定价权。加大对省内制药企业的政策倾斜力度，协助企业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增加企业发展机会。鼓励和引导大中型制药企业，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龙头企业，高规格建设中医药产业园区。

　　四是以抢占市场为抓手，走好品牌化发展之路。聚焦“道地”“药食同源”等优势单品，加大对名优品牌、知名商标、标准化认证、原产地认证的培育和保护力度。从产业链升级、“黔药”品牌打造、质量管控体系建设、扩大“定制药园”规模等方面着力，打造一批地域特色突出、产品特性鲜明、市场占有率高的区域公共品牌。深化产学研合作、致力引智育才、加大金融支持创新、推动建立产业发展基金，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王园园委员代表致公党省委发言

高度重视海外仓建设　助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外仓是跨境电商和跨境零售本土化重要的境外节点，是带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我省应高度重视海外仓建设，助力贵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我省发展海外仓具备的条件和机遇

　　一是有政策有借鉴。2021年，国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培育一批优秀海外仓企业，推进海外仓标准建设。我省可借鉴浙江、广东、天津、四川等地先进经验，完善中国(贵阳、遵义)跨境电商综试区“六体系、两平台”建设，支持企业加快重点市场海外仓布局。

　　二是有依托有基础。目前我国海外仓数量逾2000个，总面积逾1600万平方米，主要布局在北美、欧洲、亚洲，业务范围辐射全球，贵州可依托这些海外仓“借仓出海”。我省跨境电商出口对象主要是东盟、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物流基础设施良好、电商市场成熟，非常适合做海外仓业务。

　　三是有优势有空间。我省在装备制造业、大数据、能源、化工等领域有比较优势，可与国外有需求国家和地区合作，生产制造当地适销产品，必能稳步发展海外仓业务。

　　二、我省发展海外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跨境电商处于起步阶段。我省在去年7月才正式开通“跨境电商B2B直接出口”“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等业务，且未与周边省份形成区域联动，目前只有美国、波兰、缅甸、肯尼亚、香港5个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

　　二是外贸经营人才极为短缺。我省服务开放型经济的会计师、涉外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服务人才，以及银行、商务等机构的外贸经营人才极度短缺。

　　三是大数据优势未有效发挥。但目前我省还没有为海外仓供应链提供类似服务的海外仓供应链大数据企业。

　　三、我省发展海外仓的相关建议

　　一是发挥数据优势，提升服务功能。建议由商务、大数据发展管理部门牵头成立专班，依托贵州大数据产业先发优势，积极创建海外仓供应链大数据服务联盟。建设“中国(贵州)海外仓智慧云脑”，搭建大数据海外仓服务平台，迭代升级在线营销、柔性供应链、推广品牌等服务功能，引导海外仓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为我省外向型产业提供机会洞察等大数据分析和赋能服务。

　　二是借力优质资源，丰富业务体系。基于我省已有的5个海外仓逐步拓展业务，积极与重庆、四川、广西、云南等周边地区开展合作。以班列为节点，打造头程和多式联运等方式的海外仓物流体系，推动从单一仓储物流节点向集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售后维修等一体化服务的海外运营中心转变。通过“前店后仓”“前展后仓”模式将省内产业链向目标市场集中、向周边市场延展。培育引进一批集关、汇、税、供应链金融等服务一体化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推动更多中小型出口企业成功出海。

　　三是搭建合作平台，提供人才支撑。与对外经贸高校、协会等加强合作，联合施行“外贸经营人才培养计划”，培养更多外贸人才。搭建外贸产学研合作平台，深化外贸教育领域分工合作，提高多领域、多层次外贸人才培育能力。鼓励区域龙头企业、商贸流通企业与大专院校协作，定向培养企业所需专业外贸人才，为助推贵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何枢委员代表民盟省委发言

加强母婴护理服务新业态监管　促进母婴护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实施，母婴护理服务的社会需求急速增加，特别是母婴护理行业“月子中心”“产后康复机构”等与妇女儿童健康密切相关的机构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母婴护理新兴业态，处于生活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的交叉领域，开展的服务内容差异较大，收费在1万至5万元不等，这些机构主要提供产妇产后恢复、婴儿喂养等服务，帮助产妇尽快恢复身体并提供婴儿喂养知识。在实际工作中，母婴护理行业，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监管主管部门导致监管难。母婴护理行业涉及面广，从行业监管看，涉及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商务、人资社保等部门。在实际运行中，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商事登记管理，商务部门负责监管家政行业，卫健部门负责监管相关业务。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仅从事母婴生活照料服务的“月子中心”不应当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范围，从事诊疗活动的“月子中心”应当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范围。由于有关业务难以清晰界定，导致出现监管“真空”，潜在安全风险较多。二是缺乏行业标准导致门槛低。未出台母婴护理行业标准及规范，也未明确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等，导致母婴护理行业存在准入门槛低、投入门槛低、技术门槛低的“三低”现象。三是缺乏规范培训导致隐患多。除医疗机构开设的“月子中心”有专业的护理人员外，其他经营主体开设的“月子中心”，其照护人员多为非专业性的“月嫂”，绝大多数不懂医学护理知识，仅参加短期培训后便上岗，无行业培训基地提供再教育及更新新技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

　　一是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联动，建立母婴护理行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市场监管、商务、民政、发改、公安、人资社保、妇联等部门组成，形成合力统筹协调母婴护理行业管理工作，指导落实监管责任，定期协调研究解决母婴护理行业运行中的相关事宜，有效解决持证(照)经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等问题。

　　二是成立母婴护理行业协会。提高行业自我管理水平，在民政等部门指导下，成立母婴护理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广泛推行服务承诺、服务公约、服务规范，建立投诉化解机制，实现行业自律。发挥协会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作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是规范母婴护理行业标准。制定出台“母婴护理行业标准和规范”，对“月子中心”等与妇女儿童健康密切相关机构的服务质量、卫生安全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按照“谁审批谁监管”原则，会同相关部门对从业人员开展清洁消毒、营养管理、康复护理、心理疏导、卫生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促进母婴护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童辉、闵江涛委员代表青联界别发言

强化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　增强搬迁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因其在主体、内容和方式上具有特殊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我省易地搬迁的192万人，分布在949个安置点、845个集中安置区，要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社区治理必须跟上。从调研和平时了解的情况看，我省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有待加强。安置区党员人数少，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有待提升。二是“人户分离”现象较为严重。一方面，一部分搬迁群众惦记“三块地”，不愿迁户籍。另一方面，劳动力长期外出就业也导致了“人户分离”。三是集体经济“空壳”情况普遍。村级集体经济融通互转难，迁出地耕地等资源利用难，安置社区公有资产盘活难，房屋维修资金和物业费收取难，后续非农产业项目获取支持难，这“五难”导致安置社区财力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运转全靠县级财政划拨支撑，影响了安置社区两委号召力和凝聚力。四是社区工作力量比较薄弱。安置地管理服务人员极为短缺。跨县跟踪服务成本高。如册享县百口乡整乡搬迁分别安置到册享县城、义龙和兴义。3年来，全乡干部要组成若干工作小分队“每周两班倒”，在安置点和原迁出地之间穿梭开展跟踪服务。五是养老服务设施管理运营难。调查数据显示，我省搬迁安置社区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达13.2%，但超过95%的安置社区老年服务中心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为此建议：

　　一是着力加强社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重点对社区有文化、有管理能力、热心从事社区服务的居民进行培养，吸纳合格者加入党组织，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号召力。大力引进大学毕业生担任社区干部，优化干部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提高社区干部薪酬待遇，吸引社区外就业的优秀人员返回社区就业创业、参与社区治理，助力社区和谐稳定、繁荣发展。

　　二是着力培育壮大社区集体经济。探索试行村级集体经济转接存续为社区集体经济，夯实社区集体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纽带作用，将迁出地集体耕地打包流转或经营，盘活迁出地耕地。成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或社区合作社，依托社区物业管理兴办社区集体经济实体，吸纳社区人口聚集就业，促进社区高质量发展。设立后续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社区集体经济发展。

　　三是着力推进搬迁安置属地管理。及时交接搬迁人口信息，重点将跨县域的搬迁家庭及个人信息和相关帮扶资料档案转移到安置地并做好相关管理服务。实行干部编制调整与辖区人口增减挂钩，从迁出地调整相应的行政事业编制到迁入地，满足安置社区治理与发展对干部职数的需求。遵循“钱随人走”原则，实行安置地人财挂钩，根据安置人口确定财政转移支付，并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项目资金切块划入迁入地，确保各级补助资金及时“放水到田”。

　　四是着力提高社区养老托育服务水平。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和运营经费保障力度，引进专业化养老机构团队经营、管理养老服务机构，分门别类提供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引导更多市场主体承接老年事业、兴办老年产业，通过事业产业双轮驱动，让安置社区老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汪海波委员代表遵义市政协发言

全力扶助城镇困难群众脱困解困　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掉队

　　当前，我省城镇困难群众基数较大，以低保救助对象为例，截至去年底，全省城市低保救助对象60.8万人，低保金累计达29.8亿元。

　　我省城镇困难群众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受保障的基本生活困难人员，主要包括低保对象和特困供养人员，需要长期依赖社会保障。二是低收入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临时困难家庭，其中支出型困难家庭是指由于大病、重残、多子女上学等大额刚性支出导致入不敷出的家庭。三是容易致贫的脆弱人群，如老年人、残疾人、单亲家庭、社会矫正人员等。

　　导致他们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政策保障力度有限。虽然城市低保、特殊困难及低收入家庭等能享受电费减免、公交减免等优惠，但由于补贴资金较低，相比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享受补贴的同时，仍需通过申请临时救助解决因各项费用缴纳造成的基本生活困难。二是就业形势不太乐观。城镇困难群众中有劳动力的群体，大多存在脱离社会时间较长、文化素质偏低、技术能力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就业和岗位的需要。三是自身问题不容忽视。困难群众本来就缺少就业机会，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体弱多病或身有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人员，部分困难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如社会矫正人员，在遇到就业、收入等方面的困难之后，容易形成吃低保的心态。

　　为切实解决城镇困难群众脱困解困问题，推动在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精准识别脱困对象。借鉴精准扶贫成功经验，科学分类制定城镇困难群众标准，准确界定脱困对象，运用大数据平台建立城镇困难群众电子档案，联网共享数据信息，准确掌握其家庭构成、收入来源、致困原因等信息，实行“一次采集、动态调整、资源共享”，以精准识别保障精准施策。

　　二是稳步提高保障标准。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逐步提高城镇低保补贴标准，减轻城镇困难群众生活负担。对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中断社会保险或没有落实社会保险待遇的城镇困难群众,重点帮助其落实各项社保政策。分类落实财政资助城镇困难群众参加医保，落实大病保险待遇。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因地制宜配租廉租房、公租房或发放租赁补贴。全面开展“救急难”工作，提高急难救助标准，让遭遇各种急难情形致使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居民得到及时救助。

　　三是加大扶智扶志力度。以就业再就业作为重点，开辟就业绿色通道，开展就业免费培训指导，促进城镇困难人员就业脱困。对招用城镇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在给予社会保险补贴的基础上，配套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强化政策引导与激励。加强教育帮扶，贯穿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切实把减免学杂费、补助生活费、发放助学金等有效举措落到实处，让城镇困难家庭子女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四是建立解困长效机制。加快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三位一体”城镇困难群众解困大格局。全面落实政府购买服务，有针对性地帮助城镇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救助服务工作站。加强对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政策扶持，建立完善社会工作积分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救助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李德祥委员　　　陈婷婷委员　　　付野秋委员　　　彭玉荣委员　　 　汪文学委员

潘玉凤委员　　　王园园委员　　　　何枢委员　　　　童辉委员　　 　汪海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