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会馆兴起与消亡史

□厐思纯

　　会馆之名最早见于明代，而盛行于清代。会馆一般以省为单位组织，也有以府、县为单位或由几个相邻县区进行合组的。京师大都以当地官僚士绅牵头组织，商业城市里多为外地工商行帮为主体组织的机构。历代均有纯同乡性质的会馆。会馆的职能一般是为了在商业经济发展上互相帮助，限制其他地区、行业的人的竞争，规定统一生产和业务范围，解决同乡、同行业主的困难，保护同乡、同行的政治权益及经济利益，调解防范异乡人的欺凌。

　　清初，随着兵戈止息、社会稳定及人民的安居乐业，贵州各地城镇建设加快，商品经济由集市向城镇转移，各府州县商业勃然兴起，跃上了新的台阶。各省的商贾、商帮有感于此，纷纷往来于贵州腹地进行贸易，抢占商圈，竞争日渐激烈。随着商队群体不断增加、扩大，其中部分商贾落籍、留居贵州，在贵州的客籍商人越来越多。

　　随着贵州各地经济的发展，各省的商贾在贵州纷纷建立会馆，其标志性建筑以各省民众崇祀的神主命名。如湖南会馆的观音寿福寺，四川会馆的川主庙(李冰)，两广会馆的三圣宫、安徽会馆的禹王宫(大禹)，福建会馆的天后宫(妈祖)，江西会馆的万寿宫(许逊)。会馆一是同乡议事之处，一是精神寄予之所。以省城为例，各省在贵阳成立会馆始于清顺治时期(1644—1661)，而全盛期则在乾隆、嘉庆、道光年代。其中成立最早，规模最大，会产最多的是湖南、江西、四川等会馆。

　　湖南会馆成立最早，清初清顺治时成立的三楚会馆(后来改名湖南会馆，又改名两湖会馆)。江西会馆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四川会馆是清初由明末成立的川主庙改名。会馆的馆产主要来自民间，究其原因与清初经济凋敝、民众鬻产求生有关。经历明末战乱之后，贵州民众缺衣少食，无以为继，加之当时贵州经济比较落后，地瘠民贫，一遇天灾人祸，民众多有被逼卖田卖土者。会馆见此，乘机多方打探，及时购买，故大多数会馆拥有的土地多达数百亩。会馆通过佃租增大收入，维持一切开销。

　　贵州各地的福建、云南、湖北、陕西等会馆成立较晚一些，除了会馆馆址外，也置有铺面、房产、田土、义园等会产，但为数不多。另外如冀、鲁、豫会馆，它们建馆就更晚，除了会址或置有较少田产、房屋外，较之前者规模更小。

　　到了清末，贵阳已有湖南、江西、四川、云南、湖北、福建、江南、山陕、浙江、两广、北五省(冀、鲁、豫、秦、晋)等十一个外省会馆。清末民初之际，本省外地府、县亦在贵阳建立会馆，如兴义八属等会馆。

　　省城是这样，各府州县亦不甘落后。如镇远就建立了八大会馆，它们是秦晋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江南(江苏、安徽)会馆、两广(广东、广西)会馆、两湖(湖南、湖北)会馆、四川(新川、老川)会馆、豫鲁冀会馆。这些会馆的存在，活跃了镇远的经济，使镇远成为贵州黔东地区货物的集散中心。

　　黔北首府遵义，有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闽粤会馆。地处黔西南的兴义县，也建立起两湖会馆、云南会馆、福建会馆;黎平府所辖的古州厅(治今榕江县城)，虽系原来的苗疆，经过“改土归流”后，也建有广东会馆、广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四川会馆;一些水陆码头也建有会馆，如黔南的黄平州和重安江、麻江下司等地。据《黄平县志》所载：“仅重安江一地，就有江西、湖南、江南(江苏、安徽)、四川等会馆”。

　　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军阀割据、政治动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大批难民涌向西南，致使10万人口的贵阳猛增至30余万之众，以致各省会馆除驻军外，还大量收容了客籍难民。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各民众团体，掌握各省来筑难民的政治情况，采取申报、登记、审查等法律手段，以便有效管理，于是将贵阳的各省会馆相继改为同乡会。

　　会馆从明末清初走到民国的近300年间，经历了无数的风霜雨雪、兵燹战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以致无法生存下去。究其原因，与民国年间的军阀割据、政治恶斗有关。以下事件最具代表性：

　　清王朝覆亡后，各省军阀乘势而起，争权势，抢地盘，造成近20年的动乱局面。而贵州的会馆，由于收入丰裕，资金雄厚，便成了军阀掠夺鱼肉的主要对象。他们敛财惯用的伎俩是：强行入驻军队;肆意勒索蹂躏;以私印纸币兑换银元;派发债券……致使会馆损失惨重。

　　民国元年(1912)初，唐继尧借贵州“公口(帮会)横行，局势大乱”之名，奉云南都督蔡锷之命假道讨黔，“代定黔乱”。滇军入黔颠覆贵州军政府后，唐继尧自任贵州都督，司令部设在龙井巷江西会馆中。唐继尧见会馆亭台楼榭、雕梁画栋十分幽雅，心中十分惬意。随后发现会馆中摆设的珍奇古董、名人字画，更是大喜过望，于是据为己有。为了对贵州人民敲骨吸髓，报经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后，唐继尧在贵州印制发行黔币纸钞300余万元(分两次印发);还推行滇军手票，强买商人物品作为军需，商家忍痛接受手票，却不能流通兑现。其他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各会馆的会员大多数是商人，都是直接的受害者。

　　民国九年(1920)，滇军李烈钧部路过贵阳，向各界勒派巨款，会馆大受其害。

　　民国十二年(1923)，贵州军阀刘显世印发兑换劵100万元，既无兑换期，又无利息，会馆是派购的主要对象，结果连本钱都收不回。

　　民国十五年(1926)，周西成入主黔政，铸银元，借此剥削人民的财富。

　　据有关资料所载：国民党主黔时期，对会馆、同乡会派款勒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如“自卫特捐”从1949年2月16日至6月11日的100天中，税额增加1500百倍。江西会馆真武会成立后，原有基金150万元。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移交同乡会时，仅剩137208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贵州次年对各会馆进行清产，江西会馆房屋仅剩二十余幢，其他资产所剩无几。

　　1951年4月，据会馆清产报告，江西会馆全部债款共约3.3亿元(旧人民币)，其中农债2.3亿。经教育厅批准会馆变卖赔偿七栋房屋，未经市民政局核准仍卖出六栋以归还农债。最后，尚欠债款1.2亿元。

　　1953年7月，各会馆清查财产将剩余资产及结存造册移交。如江西会馆将田土连同地契交归当地农民协会，由农民通过土地改革统一分配;将三元宫的乐善堂与积善堂合并，选出代表五人，负责造册移交。

　　各会馆原创办的中、小学校，原拨有房产、田土作为校产，田土归农会，校产由政府接办。如江西豫章中学与导文中学并入贵阳第四中学。

　　就这样，会馆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人们一段特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