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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发布时间:2021-10-27

贵州会馆兴起与消亡史

  

思纯

 

  会馆之名最早见于明代,而盛行于清代。会馆一般以省为单位组织,也有以府、县为单位或由几个相邻县区进行合组的。京师大都以当地官僚士绅牵头组织,商业城市里多为外地工商行帮为主体组织的机构。历代均有纯同乡性质的会馆。会馆的职能一般是为了在商业经济发展上互相帮助,限制其他地区、行业的人的竞争,规定统一生产和业务范围,解决同乡、同行业主的困难,保护同乡、同行的政治权益及经济利益,调解防范异乡人的欺凌。

  清初,随着兵戈止息、社会稳定及人民的安居乐业,贵州各地城镇建设加快,商品经济由集市向城镇转移,各府州县商业勃然兴起,跃上了新的台阶。各省的商贾、商帮有感于此,纷纷往来于贵州腹地进行贸易,抢占商圈,竞争日渐激烈。随着商队群体不断增加、扩大,其中部分商贾落籍、留居贵州,在贵州的客籍商人越来越多。

  随着贵州各地经济的发展,各省的商贾在贵州纷纷建立会馆,其标志性建筑以各省民众崇祀的神主命名。如湖南会馆的观音寿福寺,四川会馆的川主庙(李冰),两广会馆的三圣宫、安徽会馆的禹王宫(大禹),福建会馆的天后宫(妈祖),江西会馆的万寿宫(许逊)。会馆一是同乡议事之处,一是精神寄予之所。以省城为例,各省在贵阳成立会馆始于清顺治时期(1644—1661),而全盛期则在乾隆、嘉庆、道光年代。其中成立最早,规模最大,会产最多的是湖南、江西、四川等会馆。

  湖南会馆成立最早,清初清顺治时成立的三楚会馆(后来改名湖南会馆,又改名两湖会馆)。江西会馆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四川会馆是清初由明末成立的川主庙改名。会馆的馆产主要来自民间,究其原因与清初经济凋敝、民众鬻产求生有关。经历明末战乱之后,贵州民众缺衣少食,无以为继,加之当时贵州经济比较落后,地瘠民贫,一遇天灾人祸,民众多有被逼卖田卖土者。会馆见此,乘机多方打探,及时购买,故大多数会馆拥有的土地多达数百亩。会馆通过佃租增大收入,维持一切开销。

  贵州各地的福建、云南、湖北、陕西等会馆成立较晚一些,除了会馆馆址外,也置有铺面、房产、田土、义园等会产,但为数不多。另外如冀、鲁、豫会馆,它们建馆就更晚,除了会址或置有较少田产、房屋外,较之前者规模更小。

  到了清末,贵阳已有湖南、江西、四川、云南、湖北、福建、江南、山陕、浙江、两广、北五省(冀、鲁、豫、秦、晋)等十一个外省会馆。清末民初之际,本省外地府、县亦在贵阳建立会馆,如兴义八属等会馆。

  省城是这样,各府州县亦不甘落后。如镇远就建立了八大会馆,它们是秦晋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江南(江苏、安徽)会馆、两广(广东、广西)会馆、两湖(湖南、湖北)会馆、四川(新川、老川)会馆、豫鲁冀会馆。这些会馆的存在,活跃了镇远的经济,使镇远成为贵州黔东地区货物的集散中心。

  黔北首府遵义,有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闽粤会馆。地处黔西南的兴义县,也建立起两湖会馆、云南会馆、福建会馆;黎平府所辖的古州厅(治今榕江县城),虽系原来的苗疆,经过“改土归流”后,也建有广东会馆、广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四川会馆;一些水陆码头也建有会馆,如黔南的黄平州和重安江、麻江下司等地。据《黄平县志》所载:“仅重安江一地,就有江西、湖南、江南(江苏、安徽)、四川等会馆”。

  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军阀割据、政治动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大批难民涌向西南,致使10万人口的贵阳猛增至30余万之众,以致各省会馆除驻军外,还大量收容了客籍难民。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各民众团体,掌握各省来筑难民的政治情况,采取申报、登记、审查等法律手段,以便有效管理,于是将贵阳的各省会馆相继改为同乡会。

  会馆从明末清初走到民国的近300年间,经历了无数的风霜雨雪、兵燹战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以致无法生存下去。究其原因,与民国年间的军阀割据、政治恶斗有关。以下事件最具代表性:

  清王朝覆亡后,各省军阀乘势而起,争权势,抢地盘,造成近20年的动乱局面。而贵州的会馆,由于收入丰裕,资金雄厚,便成了军阀掠夺鱼肉的主要对象。他们敛财惯用的伎俩是:强行入驻军队;肆意勒索蹂躏;以私印纸币兑换银元;派发债券……致使会馆损失惨重。

  民国元年(1912)初,唐继尧借贵州“公口(帮会)横行,局势大乱”之名,奉云南都督蔡锷之命假道讨黔,“代定黔乱”。滇军入黔颠覆贵州军政府后,唐继尧自任贵州都督,司令部设在龙井巷江西会馆中。唐继尧见会馆亭台楼榭、雕梁画栋十分幽雅,心中十分惬意。随后发现会馆中摆设的珍奇古董、名人字画,更是大喜过望,于是据为己有。为了对贵州人民敲骨吸髓,报经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后,唐继尧在贵州印制发行黔币纸钞300余万元(分两次印发);还推行滇军手票,强买商人物品作为军需,商家忍痛接受手票,却不能流通兑现。其他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各会馆的会员大多数是商人,都是直接的受害者。

  民国九年(1920),滇军李烈钧部路过贵阳,向各界勒派巨款,会馆大受其害。

  民国十二年(1923),贵州军阀刘显世印发兑换劵100万元,既无兑换期,又无利息,会馆是派购的主要对象,结果连本钱都收不回。

  民国十五年(1926),周西成入主黔政,铸银元,借此剥削人民的财富。

  据有关资料所载:国民党主黔时期,对会馆、同乡会派款勒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如“自卫特捐”从1949年2月16日至6月11日的100天中,税额增加1500百倍。江西会馆真武会成立后,原有基金150万元。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移交同乡会时,仅剩137208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贵州次年对各会馆进行清产,江西会馆房屋仅剩二十余幢,其他资产所剩无几。

  1951年4月,据会馆清产报告,江西会馆全部债款共约3.3亿元(旧人民币),其中农债2.3亿。经教育厅批准会馆变卖赔偿七栋房屋,未经市民政局核准仍卖出六栋以归还农债。最后,尚欠债款1.2亿元。

  1953年7月,各会馆清查财产将剩余资产及结存造册移交。如江西会馆将田土连同地契交归当地农民协会,由农民通过土地改革统一分配;将三元宫的乐善堂与积善堂合并,选出代表五人,负责造册移交。

  各会馆原创办的中、小学校,原拨有房产、田土作为校产,田土归农会,校产由政府接办。如江西豫章中学与导文中学并入贵阳第四中学。

  就这样,会馆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人们一段特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