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义(1906—2000),贵州贵阳人,我国著名农业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在贵州建立组织的召集人和主要负责人。曾任贵州农学院院长、贵州省科协主席、九三学社贵州省委第一届主委、贵州大学名誉校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和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中国刺梨之父”罗登义
□谢文飞
立志为民众营养健康求索探路
上世纪上半叶,中华大地政治腐朽、军阀混战、列强欺凌、战火连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物质贫乏、食不果腹、营养不良。出生于晚清时期的罗登义,自小就经历着那个时代的风霜洗礼。他有一个梦想:“让民众吃上富有营养的食物,国民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成为了他毕生的追求和事业。
1922年,17岁的罗登义在贵阳南明中学毕业,向父母要了100元钱的路费,走出贵州大山来到发生五四运动的北平求学。其父亲是晚清时期的秀才、拔贡,官本位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要求罗登义报考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好从政当官。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和贫弱苦难的民众,面对着人生的抉择,罗登义违背了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北京农业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专业,从此,走上了与民众健康直接相关的农业生物和营养学研究的道路。
自大学时代起,罗登义就着重于民众的营养问题开展研究,涉及到窝头、爬山豆、高粱、小米、黑小豆、莜麦、玉米以及各类水果和蔬菜等。在致力于生物化学、营养学研究的70余年,发表了《窝头之消化试验》《黑小豆中维生素含量之测定》《各项因子对于刺梨中丙巳两种维生素含量之影响》《北平农民膳食之营养问题》《黔北民众之营养》等主要学术研究论文58篇,出版《刺梨探索与研究》《民众营养》《蛋白质之营养化学》《谷类化学》等7部研究专著。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登义在对华北地区民众的膳食营养问题研究中发现,小米、玉米、莜麦等作为华北地区贫苦工农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营养成分中,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种类不全、营养价值不高。为了改善贫苦工农的膳食营养问题,罗登义通过动物饲养开展了一项成功的实验:黑小豆与黄小米、糜子米等植物彼此蛋白质之间具有显著的补缺作用,如混合食用,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将大幅增高。这一发现和研究形成了《华北膳食中之蛋白质问题》《黑小豆与数种谷类蛋白质间之补缺作用》等10余篇公开发表的重要成果,为改善贫困工农膳食营养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在贵州乡野发现维生素C、P之王刺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为躲避烽火,100余所高等院校辗转迁徙、流亡办学,涌向交通闭塞、物质贫乏的西部山区。在浙江大学西迁途中,罗登义应邀受聘为浙江大学农化系教授,几经辗转,历尽艰辛,1940年初迁到贵州的遵义湄潭,罗登义也随之回到了土生土长的贵州大山里,在湄潭工作生活了7个春秋,主讲生物化学、营养化学和食品化学三门课程。
浙江大学在战时西迁湄潭办学的7年,物资极其匮乏、教学科研设备严重不足、交通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正是这7年,浙江大学师生发扬“求是”精神,克服困难,孜孜以求,教学科研取得了累累硕果,涌现了不少科学界泰斗和领军人物,如九三学社社员王淦昌、程开甲等,浙江大学也崛起为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
这7年,也是罗登义在生化营养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的7年,奠定了他在生化营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7年间,罗登义在西迁办学的艰苦条件下,对170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生长在贵州山间不起眼的刺梨却极富营养价值,是维生素C、P之王。他在对比分析研究中得出:每百克刺梨果肉中,维生素C平均含量2391毫克,高出猕猴桃约9倍、綦江红桔约100倍、梨子苹果约500倍……维生素P含量5981毫克至12895毫克,高出柑桔类约120倍、蔬菜类约150倍,在所有水果中,高至60倍不等。罗登义还通过学生进行生理试验,得出人体吸收利用率高达约70%,正常人每日吃半个刺梨即可满足维生素C、P的生理需要的结论。
后来,罗登义在《刺梨的生物化学》研究论文中激动地写道:“真是天赐吾人养生的新山珍!”
罗登义对刺梨的研究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果,震动了当时的学界,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将刺梨以罗登义的名字命名为“登义果”。
赤子之心造福桑梓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了杭州。深处山区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是那个年代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是去杭州?还是留在贵州?担任着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的罗登义选择留在了家乡,到贵州大学农学院挑起院长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前后,联合国营养研究所、联合国农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都分别聘请罗登义,但罗登义还是坚持了他的心愿,留在贵州为家乡的农业生物科研事业和人才培养呕心沥血,奉献毕生精力。
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贵州大学农学院更名为“贵州农学院”,罗登义担任院长,但只有一个农艺系,几十个教职工和一百多名学生。这样条件的农业院校,是极不利于推动贵州的农业和经济发展的。作为院长,罗登义白手起家,兴建校舍,不断建立农、林、牧等学科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专家教授,扩大招生规模,完善科研设施,创建科研机构,提升教育科研水平,为国家和贵州本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科委在主持研讨全国科研规划中,来自农业化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一致提出:“全国水果营养品质研究任务,非罗登义教授莫属。”1963年,受国家科委、农业部委托,罗登义在贵州农学院建立了生化营养研究室并担任主任,而后建立了基础生化、动物生理生化研究室,为贵州建立了农业生物化学研究基地,还相继建立森林生态研究室、麦作研究室、刺梨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创办《贵州农学院学报》《贵州农学院丛刊》等,大幅提高了贵州农学院的办学和科研水平,为贵州农业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和人才支撑。1997年,根据发展需要,由罗登义担任30余年院长和10余年名誉院长的贵州农学院与原贵州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贵州大学,罗登义任名誉校长,此时,罗登义已91岁高龄。
在罗登义九十余载的人生中,从事农业生物化学、营养学科研教育70余年,他从事的大众营养研究对我国营养学和食物中微量元素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研究的刺梨,如今已作为一项具有地域特色、绿色健康的产业,在贵州种植面积达200余万亩,投产面积60余万亩,产量17余万吨,生产总值30余亿元,贵州已成为全国刺梨产业主产区;由他一手发展起来的贵州农学院与原贵州大学组建合并的贵州大学,已成为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
“文革”时期,贵州的“造反派”对知识分子批斗的口号是“把大大小小的罗登义揪出来”,罗登义被扣上全省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受到极力批斗,蹲过牛棚,受到艰苦劳动的残酷体罚。后来在与人提及此事时,罗登义却这样说:“学术权威,谈何容易!这实在太夸张了,把我提得太高了。在生物化学、营养化学研究方面,其实我只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他还说:“我以为研究科学,不应该是为研究科学而研究科学,研究科学应该与促进人类进步联系起来,与提高物质文明联系起来,我决心研究营养学,研究刺梨,是与上述思想有关系的。我想为落后的贵州尽一点力量。”
2000年8月,罗登义悄悄的走了,永远沉睡在他深深眷恋的故土。其子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罗登义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墓志
葬我于桐岭之阳兮,望我乡邦。
乡邦繁荣昌盛兮,守我学庠。
学庠弦诵不绝兮,慰我无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