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姐一起遇害的胡有猷烈士

□胡启涌

　　9月30日，是第七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凤冈县委、县政府在凤冈烈士陵园，为1949年11月14日与江姐一起遇害在重庆的凤冈籍革命烈士胡有猷，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凤冈县四大班子参加了揭幕仪式，县委书记王继松和烈士后人共同为烈士铜像揭幕，让这位牺牲了71年的烈士，在绵绵秋雨中“回家”。

从贵阳到重庆

　　胡有猷，又名献华，1912年农历9月1日出生在凤冈县城，1929年15岁时考入贵州省立师范学校。1936年，胡有猷在“贵阳国劳文化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学创办进步刊物《滇黔月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私立大夏大学读书，参加组织“读书座谈会”“战争科学座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出版《民先导报》，8月13日被当局逮捕，后经亲友保释出狱。之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中学教书，课余创办《小学教育周刊》宣传抗日。

　　1939年秋，胡有猷受党组织安排，离开贵阳与毛仁学一起来到重庆，准备去延安。是时反共高潮正烈，憾未成行，受安排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民主人士沈钧儒的赞许。“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被迫转移到川北。1943年又奉调回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先后以广益中学、寸滩中心学校、建川中学、第四育幼院教师、教导长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开展学运工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回。1946年重庆市建立了市委。1947年秋，重庆市委确定成立3个学运特支，即沙磁区学运特支，由刘国志任书记;南岸区学运特支，由赵隆侃任书记;北碚特支，北碚区学运特支，由胡有猷任书记。

　　胡有猷向社会公开的身份是北碚第四肓幼院教导长，他的妻子李昌琦也在该校当教师。胡有猷到北碚后立即投入工作，在北碚特支书记李家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处接管了乡建学院、相辉学院等校党的关系，并迅速建立起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和“六一”社员，领导这些学校的党员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当时相辉学院党的负责人是学生党员金成林，按规定，金成林每个月要回到重庆向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汇报工作。由于交通不便，特务搜查很严，加之他经常携带有宣传品和“违禁”书刊，容易暴露身份。为了党组织保密和自身安全，金成林向许建业提出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北碚学运特支。1948年2月，金成林的党组织关系通过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的冉益智(后来叛变)亲手转到了北碚，交给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著名的“挺进报事件”。4月4日，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被捕。金成林远在北碚一点不知情，他于4月底到北碚图书馆接头，特支书记胡有猷却没有来。一周后又去图书馆，胡有猷仍没有来。他不知道此时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叛变，并出卖了胡有猷和金成林等，胡有猷早已被捕。

　　与上级失去联系的金成林到处找曾经有过联系的同志，但都杳无音讯，他感知出问题了。5月，金终于收到重庆地下党的来信，用暗语告知“老杨(许建业化名杨清)生病住院”。金成林顿时明白许建业已被捕了。于是他趁学校放暑假，赶紧转移到重庆南岸长生桥的乡下老家暂避。

在第四育幼院被捕

　　1948年4月17日，重庆市委负责人肖泽宽、李维嘉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约定在北碚公园开会，不料冉益智被特务跟踪，于北碚图书馆附近被捕。冉被捕后在北碚受到审查，当天便叛变投敌，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及住处。当天下午，胡有猷在第四育幼院院长办公室被捕。特务担心胡有猷逃跑，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着走。同时还带走了妻子李昌琦和保姆，将两个孩子(胡庆国、胡庆生)扔给了邻居。后来，这两孩子由育幼院院长以胡的“表兄“身份，送到重庆市曹学慧处，再转交给胡有猷的岳母熊氏抚养。

　　在押解途中，胡有猷还机智地暗示北碚师范党员蒋启予的妻子，抄近路拦截了正在回家路上的蒋启予，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抓捕，蒋得讯后立即转移到隆昌老家。当天傍晚，紧铐双手的胡有猷被押到兴洒旅馆和一辆封闭式囚车上受审，他都以“不知道”回答特务。当时，李昌琦也关那里，胡有猷伺机用眼神暗示妻子设法通知同志们转移。后来，李昌琦出去后，及时按照胡的暗示落实，使党的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在严刑拷打下胡有猷坚贞不屈，使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特务无奈，“请“出叛徒冉益智出面劝降胡有猷，胡却大声呵斥叛徒冉益智，最后无计可施的特务只好把胡有猷关进了渣滓洞。

狱中斗争

　　相辉学院的金成林、乡建学院支部书记甘光余、党员吕雯然等都因为冉益智的出卖先后被捕。但金、甘、吕都是由胡有猷发展和领导的，冉益智只知其人，未曾谋面，所以不敢与他们“对质”。敌人只好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面临叛徒指认和敌人酷刑，胡有猷始终没有变节，使他发展的党员甘光余、金成林、吕雯然等人都没有暴露身份，最后都以“赤色群众”保释出狱。所以乡建学院、相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基本未遭到破坏并保存到重庆解放。

　　胡有猷在狱中，还给大家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坚定狱友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胡有猷由于多次受刑身体已极度虚弱，但是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减，他与难友们唱歌、下棋、讲革命道理，有效的团结了大家，坚定了大家的革命斗志。在最后的日子里，胡有猷预感到敌人快要对他们下手了，他利用“放风”的机会，把党内的一些秘密口授给未暴露身份的金成林。1949年1月，金成林获释出狱后，及时向川东组织作了汇报。同时，胡有猷还设法给妻子带出纸条：“我出不来了，要好好把孩子养大成人。”他有四个孩子胡庆中、胡庆国、胡庆新、胡庆生，名字末尾四字联起来就是“中国新生”，深深倾注了他把毕生献给党的无私情怀。

遇害电台岚垭

　　重庆即将解放时，敌人便对狱中的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1949年11月14日下午，敌人确定对江竹筠(江姐)、李青林、胡有猷等30人下手。

　　据红岩纪念馆原政研室主任孙丹年老师说：“特务事先在电台岚垭挖好了一个大坑，11月14日下午，特务徐远举秉毛人凤之命，将30名革命志士押上一辆吉普车，到歌乐山下后全部下车，在特务的押送下步行走上电台岚垭。30人中只有江竹筠和李青林是女士，当时李青林的腿因受刑已断，由两名特务扶着上山。当行至山腰时一人挣脱特务往山下跑，被特务开枪击中牺牲，最终只有29人被押到电台岚垭。”到电台岚垭后，特务对29名革命志士进行集体枪杀，然后合葬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土坑里，掩埋后在上面植上花草以掩盖罪行，时胡有猷37岁。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四十七军先头部队5个营进入山城，重庆宣布正式解放。12月13日，在被俘特务的指认下，解放军在歌乐山电台岚垭挖开29名革命烈士的合葬坑。后来，政府通知29名烈士的家属到现场辨认遗体时，胡有猷的妻子李昌琦生病在床，加之在亲人被杀害的打击下，卧床难起，特委托母亲熊氏去辨认。在现场，经过熊氏仔细辨认，认定一具遗体是胡有猷，因为死者穿的一双布鞋正是她亲手制作的。英雄埋青山，当时亲人没有将胡有猷的尸体领回安葬，而是与装有死难者的331口棺材一起埋葬在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和祭奠。

英名照万古

　　1950年初，西南军区政治部和中共川东特委(原地下党组织)联合组成“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大规模对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松林坡的殉难者进行资格审查。1950年1月15日，在杨虎城将军的追悼会上，“审查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烈士共236人，名单中却没有胡有猷，胡有猷亦成了待定烈士。

　　山城刚解放，百业待兴，再加之烈士资格审查是一项繁冗的调查性工作，时重庆市第七区人民政府(区长郑汇东)，于1950年9月4日致函凤冈县人民政府，转交“民烈证”(证号15号)给胡有猷的大哥胡有守。函中写到：“查胡有猷同志系贵州省凤冈县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前被特务逮捕。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蒋匪特务屠杀殉职。其爱人李昌琦同志系本区头塘人，解放后已参加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工作，其子胡庆国、胡庆生已由政府供给生活费用，一切均无困难。特将胡有猷同志“烈属证”一件寄回贵县，请准予登记，按烈属优待条例给予优待，并希望“烈属证”交其家中妥为保存，为荷。”

　　1983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组成12人的复查小组，第二次对军统重庆集中营殉难的烈士进行审查。同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公布了已审定的第二批烈士共42名，名单中包括凤冈籍烈士胡有猷(公布时写成胡有犹)。1983年10月15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正式认定胡有猷为革命烈士。

　　“捐出生命，换来光明。光照万古，名留汗青。”凤冈县政协副主席王宏在《悼念胡有猷》一诗中饱含真情地写道。

胡有猷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