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研究的引路人

——回忆我与叶永烈先生的往事

□周继厚

　　惊悉著名作家叶永烈于5月15日去世，享年79岁。叶先生的辞世，让我深感悲痛!

　　叶先生一生写作出版300余部著作，3000多万字，堪称我国科普文学的开拓者、纪实文学的集大成者。本人少年时就曾读过叶先生编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那个时代最好的精神食粮，很多百科知识，都是从书中懂得的。成年后，因为收藏研究红色文物，系统读过他写的多部纪实作品，可以说是叶先生的超级粉丝。我的藏书中就有三十多部叶先生的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色三部曲”。

　　叶先生是我敬重和喜爱的，为数不多的，著作等身的，真正“将其一生，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之中”的作家。我与叶先生曾有书信交往，是叶先生鼓励我、引导我走上了收藏研究之路，先生一席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毛泽东像章之谜》一书中，曾引用了叶先生的千余文字，还因此造成误会，叶先生专门撰文予以纠正，同时也在文中表达了对一位收藏者的赞佩。本人曾经有两次机会拜见叶先生，但都未能如愿，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对于叶先生严谨的学风，对于叶先生的关爱，本人心存崇仰之心和感激之情，特写此回忆文章，表示哀悼缅怀!

特殊的研究

　　本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收集毛泽东像章，对收藏爱好情有独钟。出于对叶先生的仰慕，1991年5月间曾经给叶先生写过一封信，汇报自己的收藏情况，也谈到了收藏的顾虑。当时很多人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导致收藏研究相关物品顾虑重重、纠结矛盾。1989年我在《君子兰》报连载发表《精美的艺术品——毛泽东像章》，就有不同的声音传来;我还知道1990年《安顺晚报》记者马正全顶着压力发表介绍本人收藏毛泽东像章的新闻图片;身边的人也频频告诫：你收藏别的什么东西不好?非要收藏像章……当时，自己作为三十来岁的教师，刚刚出道上路的收藏者，真害怕在业余爱好方面犯糊涂，出意外的事，所以迫切希望得到高人指点迷津，于是想到了叶先生，给他写信，请教有关方面的问题。

　　原本并不指望叶先生回复，可是先生还是在百忙之中回信——这是一个大作家给一个小收藏爱好者的回信，至今仍然让我感动。叶先生在1991年6月1日的回信中写道：“毛泽东像章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收藏和研究毛泽东像章，具有历史意义。愿先生在大量收集的同时，多多着手研究工作。这将是特殊的收藏、特殊的研究。”

　　在人生的旅途中，也许有的话别人说过一百次，你也会当成耳边风;也许有的话别人仅说过一次，却如雷贯耳，终身难以忘怀。叶先生给我说了这样一段话，肯定了收藏的意义，寄托了一位前辈的关爱和希望。就是这样一段话，在那学术研究不甚开明的年代，给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让我有了前行的勇气，增添了收藏的动力。从此以后，我坚定了收藏的信念，将收藏作为自己的事业，乐藏不疲三十载，殚精竭虑搞研究。是叶先生鼓励我、引导我走上收藏研究之路，影响了我的一生。

不是笑话的笑话

　　由于得到叶先生的鼓励和赞许，我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写作《毛泽东像章之谜》，于1993年初完成这部25万字的书稿。正式出版前，部分内容曾在《贵州日报》以《神州像章潮》为题连载37期。1993年5月，经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推荐，该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学习和借鉴叶先生纪实文学写法，融入了收藏心得体会和研究成果，是纪实文学和红色文化收藏研究的综合体。由于自己的学识局限，并且当时的资讯不够发达，再加上有关历史披露甚少，资料来源十分匮乏，所以篇章结构显得凌乱，文字比较粗糙。不管怎样，这本书成了全国红色收藏文化的第一部专著。

　　本书第五章“文革博物馆——当代文物毛泽东像章”第二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1988年报刊发表的《“文革”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启事》节录于后，约有三页内容。作为一名收藏者，本意是表示对这个“倡议”的支持，也希望为这个筹建中的博物馆尽一份绵薄之力。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1988年春，经过多次磋商，一些有识之士决定在上海成立“文革”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委员会，先在纸上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该“委员会”用上海博物馆学会理事会原班人马，叶永烈当秘书。这样，一边征集设计方案，一边可随时征求巴金的意见。该“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在报刊上刊登设计方案征集启事，引起社会各界巨大反响。23天内，收到29872封来信，接待来访者367人，接到电话574次。99%以上的来信，都赞成巴金的提议。许多人还提出了补充建议：建立“文革学”“文革研究所”“文革研究会”“文革档案馆”“出版定期刊物《“文革”研究》……后来，作家叶永烈奉命到北京，向自己的导师、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长郑老汇报来自各方面的设计方案……

　　书籍出版后，并没有人对此细节提出异议。没有想到的是，事隔十多年之后2005年10月19日，叶先生在《我写<巴金的梦>的经过》一文称，以上节录的内容是小说，不是真实事件。文中有关部分如下：

　　普通的读者误把小说当真，是由于有的人不了解小说是虚构的作品，情有可原。他们对于“文革”博物馆的关心之情，深深感动了我。然而，《毛泽东像章之谜》一书的作者也把小说当真，把小说的内容当成真事，以三页篇幅写入书中，那就闹了大笑话!

　　作者周继厚先生，花费多年的心血，收集毛泽东像章，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毛泽东像章收藏家之一，并悉心研究毛泽东像章的历史，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毛泽东像章之谜》一书。对于他的执着的探索精神，我是赞佩的。不过，在他的书中，闹了这么一个关于我的大笑话，我不能不指出，以免以讹传讹。

　　……

　　叶先生的这篇文章，仅是将如上文字作为引子，后面大量篇幅是谈他创作《巴金的梦》的体会，以及别人对这篇小说的评论，可以看出其本人对这篇小说喜爱有加，文章发表后的影响之大。叶先生虽然写过几部小说，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主要还是科普作家和纪实作家。

　　其实，叶先生在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篇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信以为真，把小说中的‘我’，当成了作者。”当时，一些报刊在转载此文时，为吸引读者眼球，断章取义，加了标题，而我看到的就是加标题的《“文革”博物馆设计方案征集启事》，当然信以为真，结果被误导，造成将“小说”当“启示”这样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

错过两次机会

　　新千年初，叶先生为了创作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曾多次到遵义等地采访。有次在遵义采访期间，叶先生曾经询问过接待人员，想见一见贵州的收藏家周继厚。因为本人在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曾在遵义会址纪念馆举办毛泽东像章展览，得到时任馆长田兴咏、费侃如的支持帮助，并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为创办红色收藏博物馆，陪同时任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邓健(后任省文化厅副厅长)一同到遵义纪念馆联系建馆事宜，与纪念馆多次打交道。碰巧负责接待叶先生的工作人员与我比较熟悉，于是拨通了我的电话，说明了叶先生的意愿。但不巧的是，当时我在外地搞收藏，所以未能见到叶先生。此为第一次机会。

　　2010年我到上海出差，想顺便去拜望我所敬重的叶先生，一是想当面感谢先生对我的鼓励;二是想说明《毛泽东像章之谜》一书将其小说情节当真事写进文中，完全是被报刊误导。我到上海后，通过收藏朋友引荐，并询问得到叶先生家的地址，但因当时先生身体欠佳，不便会客，只得作罢。此是第二次机会。

　　叶先生的逝世，无疑是科普界、文学界的巨大损失。作为叶先生的一名忠实读者，作为受过叶先生指导教诲的藏者、学生、晚辈，我的怀念之情难以言表。叶先生将自己的生命凝固在浩瀚佳作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永远滋润后辈的心灵，激励后代不停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