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漫谈高廷瑶(上)

□文/图 宋晓勇

　　今乌当区新添寨北衙路口处的休闲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高廷瑶的朝服大装青铜像。只见他身着四品文职大朝服色，头戴青金石顶戴，上插着单眼孔雀花翎，悬着绿松石朝珠，胸前补服绣四品文职云雁图案，官袍下摆露着一团栩栩如生的江牙海潮图案。足登一双黑缎方头官靴，站姿微侧，两脚平开，右手捋髯，左手持一书卷自然的反剪身后，目光炯然远眺。铜像选址的寓意并不难体会，顺着高廷瑶目光远眺之处的北衙路口进去仅约一公里的地方，那正是他的故里北衙村的所在。

高廷瑶和他的《宦游纪略》

　　高廷瑶，字青书，其以民为本的做官理念已为大众所知，今主要就所见之稗抄杂说，对这位乡贤敷演一段散漫之谈。在笔者，乃恐所见所闻时久湮灭，遂束为一编。推及吾乡人，想来于那觥筹交错之际，把此一谈，亦未尝不可佐饭按酒、增广见闻。

　　现存文献对高廷瑶宦迹的记载，在时间或去向上总会缺其一项。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发现了高廷瑶的四份履历档案。这是内廷官档对官员任职及升转情况的记载，间或还有验看大臣的批语，甚至是皇帝的朱批，其可靠性毋庸置疑。

　　这四份履历档案，清晰勾勒出了高廷瑶的宦迹：他于乾隆五十一年贵州乡试中举，嘉庆五年六月，因平定本省青苗有功，赏给六品顶戴。六年大挑一等引见，奉旨以通判用。七年四月，吏部掣签，得北宋名臣包拯故里安徽庐州府通判。十二月，调宿州军营办理抚恤善后事宜。之后近十年，在安徽境内历署府、州事。嘉庆十年七月，遵衡工例，捐纳知府，双单月即用(高氏的此次捐纳，除清宫档案外，目前尚不见于省内的文史记载，详后)。捐纳未遂，于十五年二月，题升凤阳府同知，并于当年保举卓异。十六年五月，掣签广西平乐府知府，十一月到任。寻以安徽旧案诖误镌级去，后经两广总督蒋攸铦奏请捐复原官，二十一年补广东广州府知府，二十三年春引疾归里。病痊，于道光五年二月还任广州府。七年，患病归。

《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关于高廷瑶因平乱有功获赐顶戴的记载

　　高廷瑶的出仕，虽始自嘉庆五年六月协助官军平定青苗之功，但其乾隆五十一年贵州乡试“解元”的身份并不容忽视。关于高廷瑶解元的身份，清道光《贵阳府志》，甚至其子高以廉纂修的《渤海堂族谱》、唐树义所撰《诰授朝议大夫广东广州府知府高公家传》(以下简称《高公家传》)等均无记载。而咸丰间提督贵州学政的鲍源深，以及有“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为即将刊刻的《宦游纪略》作序时，却都分别有“先生以名解元出为通守(清通判之别称)”、“贵筑高青书丈，以名解元起皖省倅丞(倅、丞皆佐贰之官)”等语。

　　清法式善所著《清秘述闻》一书，对清代顺、康、雍、乾四朝各省历届乡试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是研究清代科举考试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工具书。该书卷八在记载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各省乡试情况时，在贵州条目下，有“解元高廷瑤貴筑人”的记载。据此，高廷瑶乾隆五十一年贵州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的身份是无可置疑的。

清法式善所著《清秘述闻》对高廷瑶贵州乡试高中“解元”的记载

　　有一个问题颇觉蹊跷，从履历上看，高廷瑶从乾隆五十一年贵州乡试高中解元，到嘉庆六年大挑一等，并奉旨初授通判，这其中长达15年的时间他干什么去了呢?笔者分析，他在不停的参加全国会试，以熬满可以参加“大挑”的年限。

　　那么，为什么全省统考成绩第一的解元都不能马上安排工作?既然乡试中举不能安排工作，参加大挑被选中却能即刻任职，干嘛不直接参加大挑呢?

　　笔者以《清史稿》的记载对各省举额作汇总发现，有清一代，每科乡试，天下中举额数均在1200余人左右，而且这一数字在以三年的周期滚动增长。要在短期内使这么多举人得到任职，其侯班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综合《清史稿·选举五》记载分析，清初，即使是进士出身，按照双月铨选5名进士以知县用的任职消化能力，竟有中进士者十多年后才得官。顺治间，更是出现了贡生考取通判，终身无望得官的现象。天下举人的名额比进士和贡生更多，其就业的压力自然比进士和贡生还要大。

　　对此，清廷作出了制度上的努力。《清史稿·选举五》记载，为解决“举班壅滞”的问题，清廷专门针对举人的任职出路，制定了“大挑”的选拔政策。具体办法是，每六年大挑一次，凡三科以上应会试不中的举人，皆可报名参加。并规定，大挑一等者以知县用，二等以学正、教谕用。

　　笔者分析，高廷瑶乾隆五十一年高中解元后，他至少连续三科进京应礼部会试而不售，三科会试的时间为九年。当他经历三科会试失利的痛苦，熬满可以参加大挑的年限后，适逢新一轮六年一次的大挑周期全新开启，他不得不再等待六年。当然，因考中进士的几率仍然存在，所以这六年，如果他愿意，仍可进京应会试。前后相加，恰好共计15年。这也可见，他早在嘉庆五年，因剿抚本省青苗有功而赏给的六品顶戴，其实是有品无职，否则他又何必通过漫长而痛苦的大挑得官呢。

　　说大挑的过程漫长而痛苦，这不仅因为需要经历长达15年且连续三科会试失利的打击，还因为大挑的方式全在以貌取人。光天化日之下，让别人对自己的容貌评头论足，这着实让旧时的读书人感到难堪和沮丧。或许在身经百败后，他们于文章上真刀真枪的失利已然心服口服，但若最终输在容貌上，真叫人情何以堪呢。

　　可以断定，明清时期大挑一等的举人，全是身材伟岸的美男子。这从《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以下简称《清仁宗实录》)的记载可窥见端倪。也正是针对高廷瑶参加的那次大挑，嘉庆六年三月癸巳日有一道上谕：“大挑举人并不试以文艺，祇就其人年貌，分别去取。立法遵行已久，亦断无复行考试之理。”则大挑不试文章，而专门以貌取人甚明。

　　清徐珂所编《清稗类钞》，更是详明了大挑以貌取人的具体标准：“大挑论品貌，以‘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字为衡。‘同’则面方长;‘田’则面方短;‘贯’则头大，身直长;‘日’则肥瘦、长短适中，而端直。皆中选。”而身形歪斜、敦胖、气质猥琐，犹如“身、甲、气、由”四字构型者皆落选。又云：“(大挑)不考文字，专取状貌伟丈夫列一等，授知县;小丈夫列二等，授教职;再次，则无授矣。”国家伦才大典，竟堂而皇之为环肥燕瘦的选美场所，真叫人啼笑皆非。

　　清米脂人高照煦所撰《闲谈笔记》则记载了大挑的具体实施办法，且时人把每挑落选之人谑称为“八仙”：“国朝定制，会试三次后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像貌。二十人为一挑，挑一等三人，以知县用，二等九人，以教职用。像貌魁伟者挑一等，其次挑二等。余八人，俗呼曰‘八仙’。”这也可见，因是专门解决举人就业问题的选拔，大挑的录取率还是很高的。

　　高照煦本人即参加了光绪六年的大挑，其笔触自然是以当事人叙当时事了。以其品貌，友人们都说他可得县令。本次“挑场”在东华门内文渊阁，他很不幸，列在最末一班。因是末班，凑不足20人，只有13人，所以这一班就只有一个挑一等的名额。验看的王、大臣在高照煦与11号举人之间踌躇难决，仔细对比两人体貌后，最终将11号举人挑了一等，而高照煦沦为二等，遂为教谕。

　　而就算你是个美男子，也难逃验看王、大臣们的率性而为。清陈庆桂所作《谏书稀庵笔记》记载，某年大挑，山东某举人可谓美男子，以大挑一等自许，然而竟落挑成“八仙”之一。“其人愤甚，俟大臣事毕登舆时，拦舆诘之曰：‘大挑以何者为凭?’大臣知其为落挑负屈者，高声应之曰：‘我挑命也!’举人无言而退。”可见，大挑的审美观全在验看大臣的个人好恶上。你太帅气，也恐招致验看大臣的妒忌。

　　那么，既然大挑全是“外貌协会”说了算，七、八十岁的耄耋举人参加大挑，是否就全无机会了呢?也不尽然。从《清仁宗实录》于嘉庆六年三月辛巳日谕内阁的内容可看出，年迈举人大挑时，酌情列在二等，“以遂其读书上进之愿。”

　　高廷瑶参加的这次大挑，因是嘉庆朝的首次举人大挑，所以，受到嘉庆帝的格外关注，防止拣选王、大臣作弊、请托的措施非常严厉。《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鉴于自己尚为皇子、亲王时，曾先后两次被委以主持举人大挑的重任，当时就有朝中大臣私自向他传递请托名单。于是，嘉庆帝于六年三月癸巳日，就即将开启的其改元以来的首次大挑事务严谕内阁：“试思内廷皇子，尚有人敢于请托，况王、大臣乎?此次大挑……如尚有向派出之王、大臣暗递名条请托者，即著密封进呈，朕必将嘱托之人，分别惩治。王、大臣给予甄叙，倘有心隐匿，存息事之浅见，经朕访闻，或别经发觉，定将王、大臣一并治罪，决不宽贷。”随后发出的几道谕令，甚至对参与拣选的王、大臣的住宿场所、携带的工作人员等，都作出了严厉而明确的规定。

　　高廷瑶应该是冒雨参加了嘉庆六年的大挑，随后，他还获赐了一匹葛纱。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帝王市恩于读书人的伎俩，但却是此前的历届大挑中所没有的，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洵属“旷典”，以至于道光朝的工部员外郎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二笔》中这样记载道：“嘉庆六年辛酉，例举大挑。时仁宗以畿辅(笔者按，指京城及直隶地区)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适甘雨应时，上喜极，传谕赏挑取一等举人葛纱各一匹。”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关于嘉庆六年大挑一等举人获赐葛纱的记载

　　前文提到，需经历至少三科进京会试的失败才能参加大挑。或谓神京路远，盘费无措，我省地处偏远，寒畯之士哪能每科必试?实际情况恐非如此窘迫。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七明文规定，对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人，“由布政使司给与盘费，各按其省分至京之道里远近以为差。”针对云、贵、川及新疆地区的举人，还额外发给“火牌”。凭此火牌“驰驿”赴京，沿途驿站必须支应食宿和驿马一匹。而就算会试落第，礼部也会按照《则例》的规定，发给我省落第举人每人白银7至10两不等的回程路费。

　　这一政策并非清王朝独有，据南宋王栐所著《燕翼诒谋录》记载，早在宋朝开国之初，就有一种叫“举人公券”的政策，凡进京应尚书省科考的举人，其来往路费“皆给于公家”。

　　然而，盛唐贞观年间，即使报销来回路费，并额外赠以衣物钱粮，也有不愿意进京考试的，以至于许多官位空缺，朝廷不得不下令催促地方“追人”。据成书于唐贞元年间的《封氏闻见记》记载：“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士，不窥仕进，至于官员不充。省符(指尚书省的公文)追人，赴京参选。远州皆衣粮以相资送，然犹辞诉求免。”

　　关于高廷瑶嘉庆六年大挑一等的体貌，工部员外郎陈康祺却持有异词。在其《郎潜纪闻·四笔》中，他不无恭敬的记述道：“高太守廷瑶，字青书，贵筑人。以乾隆丙午举人，嘉庆辛酉大挑二等。仁宗以其抚定苗乱有功，曾赏六品顶戴，至是遂奉旨加一级，以通判用。后历仕安徽、广东、广西，俱著声绩。大挑例用知县，得通判者，太守一人而已。”

　　陈氏认为，高廷瑶嘉庆六年的大挑为二等，因其平乱之功，才奉旨加一级，遂升为一等的。陈氏所记“大挑例用知县，得通判者，太守一人而已”，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查有清一代，大挑授通判者，确实仅高廷瑶“一人而已”。这是官场的传奇佳话，陈氏遂不吝笔墨予以记载。

清道光朝工部员外郎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对高廷瑶的记载

　　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切虽在制度的意料之外，但却尚在情理之中，是各方面折中的结果。按清代官制，大挑一等用知县(文职正七品)，二等用教谕(文职正八品)。问题是，高廷瑶早于此次大挑之前的嘉庆五年，因平乱有功获赐了六品顶戴，严格按照制度授官的话，嘉庆六年的大挑，不管他是一等还是二等，都只能是降级使用，岂有六品顶戴屈就七、八品知县、教谕之理?而清代官制中，与正六品相匹配的文职外官只有京府通判、京县知县、通判、土通判四种。京府通判、京县知县系京畿要缺，等闲哪能轻授?土通判仅授予未改流之土司，所以权衡下来，高廷瑶的授职尽以外府通判为宜。

　　那么，高廷瑶嘉庆六年的大挑究竟是一等还是二等呢?笔者倾向于一等。因为清宫官档记载为一等，且《高公家传》中也有：“明年大挑一等，奉旨加一级，以通判用”等语。正因为高廷瑶大挑一等为七品衔，所以奉旨加一级后升为六品，恰与他之前平乱有功所得六品顶戴相符。若大挑结果为二等之八品，则需加二级才能与其平乱所得六品顶戴匹配。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关于高廷瑶大挑一等、并掣签安徽庐州府通判的档案记载

　　结合《宦游纪略》(陈锡褆及罗登宜老师点校本，下同)分析高廷瑶的履历，从嘉庆六年大挑得官，到十五年题升同知，他在通判任上徘徊十年之久，宦迹全在安徽境内庐州、六安、凤阳等地迂回辗转。其间，他虽有历署府、州事的丰富阅历，但那都是署理、暂代，而非实授。

　　通判一职古称“别驾”，盖因其地位较高，出巡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驾而名。宋代的通判尚有监察同级政府主官的权利，但明清时期的通判却为闲曹，沦为知府的属官，凡事需请示知府而行，并无实权。高廷瑶在其《宦游纪略》中也说：“夫别架，闲曹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