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古籍文献，是一个地区历史足迹的真实记述和人文精神的具体折射。6月22日，我省首届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贵州本地文献保护整理及出版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呼吁加强对全省古籍文献进行数字技术保护，让古籍文献在文化强省建设的宏大工程中，成为多彩贵州的耀眼篇章。

数字技术 让古籍文献永续生命力

□本报记者 曾 丹

贵州古籍文献众多

　　6月22日，“首届贵州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来自省内高校、文化、科研、出版等机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贵州本地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的工作的现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全省共有民族成份56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等18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贵州省各少数民族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记录了人文地理、民族宗教、风俗地貌等种类繁多的地方民族文献，突出展现了贵州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文化。”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古籍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精神家园，贵州古籍文献种类繁多，彰显了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记者从省古籍保护中心了解到，我省文献载体形式多样，眼下，颇具规模的有彝文文献和水文文献。其间，汉文史籍称彝文为“匙书”、“罗文”等。彝文文献大多为手写体。贵州的彝文古籍达万余部，主要分布在毕节等地区。著名文献有《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水文古籍主要表现在水书中，水语称水书为“泐虽”。水书大约在秦汉之际，受中原文化影响逐渐形成。如今，“贵州水书文献”已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省的汉文古籍数量众多，仅明清两代就有各种著作约2000种，其中很多作品记录了贵州省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活动。”省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告诉记者，我省还发现了金石铭刻类古籍，有锡、铜、银合金浇铸钟铭、岩刻、碑刻等。

　　“用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也不少。”省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在贵州各民族中都有发现。明清之际，在布依族部分地区流传着一种以汉字为基础的方块字，人们称之为“布依字”或“土俗字”，一些接受过汉文教育的布依族宗教祭司(布依语称“布摩”)当时用这种文字来记录当地的宗教经典，还有本民族的民间故事、情歌等。侗族也借用汉字或仿照汉字创造了一种侗字，用于记录侗语歌册、历书等。被尊称为侗戏祖师的吴文彩就用汉字记侗音的手段写出了侗族文学史上第一个侗戏剧目《梅良玉》。

　　另外，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因此，口传古籍种类多，内容丰富，各地差别较大。

　　“贵州的民族古籍文献作为贵州民族文化宝库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眼下，我省存放于各地的纸质古籍文献大体分为四种：一是使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二是采用汉文记载的少数民族文献，三是用汉字记录民族语言的资料，四是少数民族的土地契约、官府执照、文告等民间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

文献保护刻不容缓

　　在贵阳香狮路后的市西路商业街上，有一处“集古阁”及“五之堂藏贵州古籍文献修复室”，这是贵州省颇具规模和资质的民间古籍修复处。

　　每天早上九时，两位古籍修复师高玉萍和童洁会来到这里。净手烧水熬好糨糊，稍事准备后便开始一天的工作。钉锤、剪刀、直尺、针与线、一支毛笔、一碗糨糊、一叠棉纸，即是所有的工具了，她们的纯手工“医治”时间留在古籍上的所有创伤。

　　由于年代久远、纸张老化、气候潮湿等原因，纸张会大幅“折寿”，许多现存的纸质古籍难免染上虫蛀、霉烂、破损等书病，轻则发黄发脆，重则整张书页一碰即破。高玉萍和童洁两位古籍修复师说，自己的工作有时候挺像外科医生的，所以修复如看病。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时间赛跑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必须加快进度，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贵州民族古籍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出版等工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段时间里，我省民族古籍在部门、专家学者与基层之间，基本处于各自为阵的状态。为了整合社会专家学者资源，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把“民族古籍专家库”的建设，作为全省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贵州，大多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民族文化靠一代一代口耳相传，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口碑古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口碑古籍的传承人大多年事已高，这些老人的去世，很多珍贵的口碑古籍将随之消亡，抢救口碑古籍迫在眉睫。”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近年来，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启动了《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作，重点把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古籍逐一登录，为热爱民族研究的学者提供珍贵资料。

　　“贵州民族古籍文献数量多，种类复杂，分别收藏于省内各级各类图书馆、档案馆和研究所。”省古籍保护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馆舍、经费和人员的问题，除去少部分文献被数字化外，大多数文献仍束之高阁，未做分类标引，也未做数字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批文献的保存现状，给贵州民族古籍文献的利用和收藏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我省古籍修复人才奇缺，才寥寥几人，仅省图书馆待修复的古籍就达三十万册。凭目前的人力，这些古籍一辈子都修复不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令人欣慰的是，我省古籍修复工作除了那极少的几个“正规军”外，还有一些民间力量已加入到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古籍修复中来。

　　“做好文献古籍的征集抢救工作，是做好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内容。”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我省正在强化对彝文文献、水书、布依族傩书、锦屏文书等文献的征集抢救工作。对古籍蕴藏量较多的地方重点投入，每年补助3至5万元，用于文献古籍的征集。

数字技术留存文明

　　今年5月15日，在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指导下，光明网联合中国国家图书馆推出的“古籍善本·文明瑰宝”网络专题上线，“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拉开序幕。

　　“对脆弱的古籍文献，通过数字化技术，让网民与千年文化直接对话，在文献古籍到保护的同时，更能让现代人与千年古籍相遇际会，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有专家指出，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在流传的过程中，很多古籍文献或毁于战乱，或毁于水火，或毁于虫蛀鼠咬，或毁于人为破坏，能留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即使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将无情水火完全屏蔽于古籍之外。”有学者指出，幸好有了现代数字化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让古籍得到保存和传播。

　　“数字化无疑给了古籍文献以新的生命。”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期间，72位全国人大代表就联名建议实施中华古籍数字资源总库体系建设工程。

　　“贵州正在实施大数据工程。”卢云辉建议，我省在加大投入加快古籍修复同时，要把加快古籍“数字化”进度——在不对古籍原件造成任何损害的情况下，使其作为知识载体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促进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数字化将会给古籍文献以新的生命。” 在 6月22日举办的“首届贵州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论坛”上，有专家指出，我省古籍文献要尽早利用数字化手段，通过当前互联网社会的信息传播环境，帮助公众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库中查找信息，提高古籍资源的利用率，也有益于长久性的资源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