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记住的纪念

　　——“杨长槐(1938-2015)”回顾画展

　　□本报记者 万里燕

　　长槐先生本人，我实际无缘谋面，但从做《多彩书画》专刊最初，就和长槐先生结下了缘。

　　2015年7月，省政协办公厅、教科文卫体委、省政协书画院主办，省政协报社承办的《多彩书画》专刊正式决定创刊，第一期专刊定于九月底出刊。长槐先生时任省政协书画院名誉院长，既是全国著名的山水画大家，又曾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声名赫赫，创刊第一期重头人物专访自然当仁不让。但联系上长槐先生的儿子杨阳得知，长槐先生彼时病情已加重，无法接受采访。虽然采访被婉拒，但我心里却对长槐先生的作品产生了好奇，从省政协书画院找了些相关资料来认真看了，却被长槐先生的画深深打动了，产生了一种想要写点什么的冲动。因为有感而发，《爱与乡愁》文章写得很顺利，虽然用笔不够成熟，也是真切表达了对长槐先生作品引发的共鸣。写好后，联系杨阳发给他看，并说：“虽然不能采访，但看了作品很想写点东西，希望没有唐突。”哪知杨阳看后致电来谢，说写得很用心，也很贴切，从小他就一直觉得父亲的画很温暖，充满乡愁。并同意在专刊上刊发，还发来很多长槐先生的作品供挑选做配图。这让我深受鼓励，专刊准备工作做好后，定于当年9月25日出刊。哪知道，那天恰好也是长槐先生仙逝的日子，最终我也没有机会亲自将报纸送给他。

　　等一切尘埃落定，差不多到了要过年的日子，杨阳联系我说想送一本长槐先生的画集给我。我到了长槐先生生前的住所，很简洁质朴的装饰，没有浮华的物件，唯有一个大大的画室让我印象深刻。到了第二年，报社下了通知，让各专刊报送今年新闻奖参选文章，我便把《爱与乡愁》报了上去。过不久接到通知，《爱与乡愁》被评为贵州省新闻奖二等奖。我找了机会告诉了杨阳，他也很高兴，专门携妻子邀我一起聚餐表示庆祝。这样，通过未曾谋面的长槐先生，我和杨阳及他的家人反而变得相熟起来，长槐先生在我心里也已经很亲切也很亲近了。

　　不久前，杨阳告诉我长槐先生的回顾展将在湖北美术馆开展。6.23日一早，我便赶往武汉，到现场一看，省内书画界的名家大咖们几乎都来了。展览梳理了长槐先生自1963年以来50余年间的创作历程，有小到20厘米见方的速写，也有大到六米的巨幅。贵州省美协主席谌宏微看展时感慨：“这些画作这么多年保存得这么好，太不容易了!”确实，这次展览能够得以如此完整的呈现，得益于杨阳对父亲的遗作的精心保存和细心整理。主办方在画作的展示策划上也十分用心，清晰的呈现了长槐先生创作生涯的脉络。

　　1963年，长槐先生的处女作《春风吹绿苗岭山》问世。在此后的20年间，长槐先生相继创作了《山坝新绿》《雄关漫道真如铁》《山高水长任奔驰》《娄山关》《苗岭银渠》《一江春水来》《山地矿山》等诸多重要作品。这些作品以家乡的青山、绿水、天堑、通途、大道、铁路作为主要元素，表达了长槐先生对新时代的歌颂和对美好未来的热情向往。进入80年代后，工业化的象征符号渐渐在长槐先生的作品中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黔山黔水、青松飞瀑、激流轻舟。这种“变法”一方面是由于长槐先生的年纪和阅历增长，已不再刻意追求具象性的表达，而更在意突出作品的写意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槐先生多年笔墨的磨练，产生了创作观念上“质”的飞跃，表达观点更清晰，手法也更稳健。

　　在展厅中还能感受到，同样是“变法”之后的作品，越到晚年，长槐先生的创作手法越精益。长槐先生善画水，王朝闻先生曾评之“丰富了马远所探索之画水法”。在展厅现场，立足原作面前，才对“善画水”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在后期的作品中，那水简直像要从画面上奔泻而出!大幅作品自不用说，比如《黄果树瀑布》，本身已气势磅礴，特别震撼的是有些20厘米见方的小速写中，水激烈的打着漩，那种张力和生命力竟能让观画者感到眩晕。除了水，另一大感受是长槐先生用色之雅。相比于人物画，山水画好画，因为人物画对造型十分严苛，歪一点、斜一点，整个人就变形了，而山水画多一点、少一点影响不大;但山水画也不好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文化和美学素养支撑，山水画很容易变成“行画”，落入俗套。其中用色就是很重要的因素。长槐先生用色，红而不艳，绿而不俗，黑而不呆，灰而不败。中国画讲究的说到底是黑、白、灰的关系，处理得好则上品，处理不好则落次，长槐先生的作品层次分明而不嶙峋，色彩讲究而不媚俗，可见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并非专业画家，对长槐先生的作品不敢多做妄言，以上都是观展的直接感受。而在展览时遇见的名家大咖，都对长槐先生其人有很高的评价——“为人厚道”“待人和善”“无不良嗜好”“勤奋严谨”……。这些话想来是不差的，并非身后溢美之词。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倒推依然成立。从我与杨阳接触以来，他大有谦和儒雅的君子之风，我想象中的长槐先生也一定有过之吧。

　　这是一场为了记住的纪念。斯人已逝，艺术永存!

《水洼秋色》 62cm×48cm 1987年

《春风吹绿苗岭山》 158cm×70cm 1963年

《晨筏》 112cm×63cm 1964年

《湍流生辉》 178cm×156cm 2000年

《雅丽的侗家》 145cm×121cm 1991年

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