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贵州大学研究团队提出“苗疆走廊”概念，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此后，随着“苗疆走廊”研究的不断深入，苗疆走廊文化开始步入国人视野。今年初，“中国苗疆走廊文化旅游规划研讨会”在我省玉屏自治县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苗疆走廊”主题，着力探索“国际视野下的苗疆走廊文化密码”。

激活“苗疆走廊”的文化生机

□本报记者 曾 丹

　　史海钩沉：“苗疆走廊”惊艳面世

　　“‘古苗疆走廊’是上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从事课题研究‘苗族迁徙及汉族移民史’时注意到的一条驿道(古苗疆走廊)。” 谈及目前的“苗疆走廊”研究热潮，贵州大学教授杨志强告诉记者，在潜心研究了20余载后，2012年，他率先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

　　“先前，很多人都知晓著名的‘茶马古道’，却未必听说过‘古苗疆走廊’。”杨志强说，源于此，当自己在论述古苗疆走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茶马古道时，立即在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杨志强跟记者详细描述了“古苗疆走廊”线路图：自湖南常德出发，溯沅江水路而上，行至贵州镇远，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黄平、凯里、麻江、福泉、龙里、贵阳、清镇、平坝、安顺、关岭、晴隆、盘县等县市进入云南省，经过富源、曲靖等地后最终至昆明。据介绍，这条走廊连绵1400多公里，连接30余座城池，覆盖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如今有2000多万人口、20多个少数民族分布其间。

　　谈及这条穿越西南地区的走廊为何要命名为“古苗疆走廊”， 杨志强说，当初也曾经想过“黔中走廊”、“湘黔滇民族走廊”和“西南国家走廊”等，最终之所以决定使用“苗疆”来冠名这条驿道，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苗”作为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泛之一，其最初出现即和这条驿道有关，如明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所言：“其在黔中者，自沅江至普安两千里，总称曰‘苗’”;二是“苗疆”这一空间概念形成、扩展及消退的过程都与这条驿道有内在因果关联。

　　“历史上，这条由国家投入巨大政治、军事、经济资源以维护其安全畅通的著名‘官道’，不仅是中原王朝国家借此对西南边疆地区展开一系列‘国家化’措施的‘国家走廊’，并且对这一区域内的地域与民族社会的经济发展、族群互动及多样性文化的整体关联都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古苗疆走廊”可以被看作一条600年前的国家高速公路，不仅是经济、文化之路，更是政治之路。

　　持续关注：“古国驿道”期盼生机

　　2014年，中国民族学类核心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推出了一组有关“古苗疆走廊”专栏文章，在学术界掀起了“苗疆”热潮。当年，贵州大学教授杨志强倾注心血的“古苗疆走廊”学术论文系列丛书《国家、地域与族群——重返“古苗疆走廊”》也得以出版。

　　“‘古苗疆走廊’作为一条国家动用巨大资源开辟的通道，成为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云贵两省及四川、湖南、广西三省邻接地区)展开国家整合的一条最重要通道。”有专家指出，在唐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迁(政治中心东向，经济中心南移)的背景下，以往四川连接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贸易及文化通道的线路也发生改变，“古苗疆走廊”事实上取代了“灵关古道”、“石门道”成为一条连接东南亚、南亚与中国的重要“国际通道”。

　　2015年3月，凯里市举办了一场《古苗疆走廊》专题讲座。专家在讲座中指出，凯里作为“古苗疆走廊” 的重要古驿道路线，如何保护古驿道历史文化和推进新文化不断向前繁荣发展，有效利用文化建设发展来进一步促进凯里旅游产业发展甚至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及经济发展，将是一道亟待作答的时代命题。

　　在2017年的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曾国强提交了《推进贵州千里苗疆文化走廊带申遗》的提案，建议我省能借鉴“蔵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工程的申报经验，协调、整合全省资源，搭建这条意义重大的文化长廊。在他看来，打造“贵州千里苗疆走廊” 既符合贵州精神，又有时代精神，使各种资源在城镇与乡村以不同形态和结构融合，实现更大区域内文态、业态、生态、形态融合，有助于形成多元化、高质量、高品位区域生态、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式发展。

　　2017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黄惠玲指出，古苗疆走廊是形成贯通中西、南北呼应、中有回路的“一带一路”格局的关键，对于确保我国的能源通道、国际贸易、国家安全、军事战略、西南崛起、脱贫攻坚等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她建议，一是利用和整合古苗疆走廊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将其融入“多彩贵州”“全域旅游”之中，进一步彰显贵州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深化与云南、四川、湖南诸省区域旅游合作，加快与缅甸、印度等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其打造成为全球的文化亮点;二是政府部门应拨出专款，组织专门机构与人员，加强对古苗疆走廊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保护、整理和宣传;三是组织专家学者进一步调查古苗疆走廊在国际和地区合作中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2017年4月，在贵州日报社组织的《古苗疆走廊： 历史人类学视野里的贵州文化新发现》访谈会上，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贵州大学教授杨志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赵旭东，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曹端波进行了深入探讨。学者们认为，“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域存在着多样的文化积淀，多元民族文化特征明显，族群的文化交融与互动是主流。“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一方面以历史视野，把“碎片式”贵州文化置于一个整体的空间去观察、研究和持续性关照，有助于跨“民族·族群”的地域整体性研究，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推进中国与东盟间国际交流，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贵州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为人类学、民族学及贵州地方史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研究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过程，拓展边疆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学者对于“边疆”这一概念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