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整编成立的“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

□文/图 张中俞

　　过去在一般资料中，对 “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通称为“干部休养连”，下同)语焉不详，或把它简单等同于成立于长征开始时的“军委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其实不然，笔者认为“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是中央红军长征历经湘江战役惨败后，在1934年12月的黎平整编中成立的一支新的长征连队。当然，不是说二者间没有联系，“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是以“军委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为部分班底，加入“妇女工作队”等革命力量，重新组建而成的。为进一步深入了解艰辛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征精神，故作此文对中央红军“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试作介绍，旨在抛砖引玉，敬请指教。

　　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指挥，加之国共双方力量悬殊，中央红军苦战一年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大转移”，时称“西征”，后称万里长征。最初的战略转移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西同贺龙、萧克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图谋革命有一个重新的大发展”。

　　1934年11月中旬，当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图，派出约40万兵力，构成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大搬家式”的转移导致中央红军行动缓慢，错失渡过湘江良机，被迫于11月底12月初，在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与兴安之间与各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决战。最终，突破重围，渡过湘江。但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又已集结中央军和地方军16万左右于湘西的城步、绥宁、洪江、武冈、靖县等一带，布成一个口袋阵，张网以待中央红军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加以歼灭。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只剩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向哪里去?这是当时关系红军命运的最重要问题。“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们不顾红军数量锐减、去湘西道上敌情严重等情况，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定方针。如果按这一计划行动，中央红军就将与五六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作战，三万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及时提出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先后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支持。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2日进入地处边隅、界连湘桂的贵州省黎平县境，一路所向披靡，并于14日上午攻占了入黔后的第一座县城——黎平。

　　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黎平古城翘街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关于避敌重兵，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进军的正确主张，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首次从根本上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兵，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起点!

　　长征之初，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同志，罗明、成仿吾、陆定一等苏维埃政权的部分省部级领导，被编在“军委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里。

　　1934年10月，33名女同志经过体检、政审等获准随主力部队长征，编入中央工作团与男同志混编同行。由于男女同行多有不便，出发不久，当长征到达赣粤边境一带时，经过女同志们的努力争取，中央便将她们集中起来，组建了单一的“妇女工作队”。 推选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当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曾几次对战斗序列以及指挥体制进行了整编。鉴于长征初期的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减员严重、部队不够战斗化等实际，为适应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连续作战，中革军委从1934年12月13日至18日在黎平期间对中央红军进行了系列整合和改编，史称“黎平整编”。 它使中央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为尔后的长征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黎平整编中，按照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3号发布的《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第二纵队的命令》，军委决定：“取消二纵队的组织，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一、二纵队两个医院应即合并为一个医院，编成六个所，以一个所随第一梯队行动……妇女工作队并入总卫生部”。

　　长征到黎平的老同志、女同志们，虽然跟随主力部队行军有困难，但都坚定地表示要跟随部队走到底;连续征战导致重伤病员日渐增多;“妇女工作队”单独行动不安全;红军医疗力量分散等。鉴于此，中央遂决定成立“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它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大部分长征老同志、大部分长征女同志、部分医护人员。老同志即原“军委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一部分，女同志即原“妇女工作队”成员，医护人员则来自刚解散的“卫生教导队”。

　　这样一来，将需要重点照顾的老同志、因湘江战役打乱战斗序列而分散到各部队的女同志及首长家属、受伤的师团级以上首长等统编起来，以便更好地进行长征。从此，“妇女工作队”和“卫生教导队”不复存在，代之以一个“三合一” 的新面貌——“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而“军委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编制仍然存在，更名为“军委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隶属军委纵队第一梯队。但其中的原老同志却分编出来加上其它革命力量另组队伍。因此为了区分二者，故将新组建的隶属军委纵队第二梯队的特殊连队命名为“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

　　据何长工、侯政、李坚真等人回忆，全连人数最多时约有300多人，分成5个休养班：

　　第一班是中央党校学员和老同志班。班长是徐待立，成员有董必武、谢觉哉、陆定一、成仿吾等同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长征初期任总没委主任，编制不在干部休养连。

　　第二班是妇女班。是专门为生病和怀孕的女同志设立的。先后在这个班的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李德夫人萧月华、凯丰夫人廖似光、邓发夫人陈慧清、贺诚夫人周越华、罗炳辉夫人杨厚珍、周子昆夫人曾玉等。在长征途中，为了便于行军和严肃军纪，随队的女同志大都集中在休养连，夫妻一般是不住在一起的。

　　第三班是军队师团级以上伤病员班。班长先是陈伯钧，后为张宗逊，成员有钟赤兵、姚喆、李寿轩、白志文、文年生等。

　　第四班是部分苏维埃政权省部级领导班。班长先是罗明，后是钱之光。

　　第五班是军队干部班。但流动性大成员不固定，一般的伤病干部、机要人员及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同志，短期或临时性地被送到这个班当“休养员”，“休养”好后再回原战斗岗位。所以这个班时有时无。

　　休养连的工作人员分编在医务室、警卫排、饲养排、担架排、运输排。长征开始时，卫生学校改为卫生教导队，跟随第二纵队总卫生部一边行军，一边抽空教学生课程。黎平整编之后，卫生教导队解散，学生都回原部队工作，孙仪之、李治、江一真、余翰西、宋杰等几个教员分配在干部休养连，组建医务室，孙仪之任主任。医务室还有一个司药，十多个看护和卫生员，组成看护班。看护都是由卫生学校第五期、第六期调剂班、护士班未毕业的学生担任。这些医生和看护，一路上为老同志看病，为伤病员治疗和护理，为几个女同志接生，辛苦劳累，恪守职责，也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虽然只是一个连队，但规格之高，在中央红军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由于这个连队里既有老弱病残，又有孕妇和伤员，因此被连队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同志称做“特殊连队”。其特殊之处在于：

　　首先是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和关心。第一，它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运筹组建的。可以说，休养连是应运而生的，它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组建的出发点包括：精心关照老同志，因为在艰苦长征中更需要如此;出于安全和后勤服务考虑，将女同志集中起来长征;加大对日渐增加的重伤病员进行救治的力度，因为湘江战役使这个问题提到了刻不容缓的议事日程上来;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因为湘江战役的惨败使大家认识到长征将是一个漫漫革命征程。

　　第二，是周恩来亲自挑选和任命何长工为连长，黄应龙为指导员。据一些回忆录记载，周恩来以命令的口吻对休养连领导说：这个连的工作很光荣，责任也很重大，你们的每个兵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对他们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们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们不在，追记你们为烈士;他们不在，你们在，(他做了个手势，加重了语气，风趣中透着严峻)就要砍你们的脑袋。休养连领导们深知这番话的分量，接受任务后，能力合作，挑起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连队的重担。他们尊重老同志，精心护理伤病员，工作出色，获得干部休养连成员的交口称赞。

　　第三，是中央为保护缺乏战斗力的领导干部采取的特殊措施。分配到这个连的同志都要经过中央组织部或军委总政治部批准。行军时走在军委(中央)纵队的后面，前头是干部团，后面是军委警卫营。靠近中央，安全得到保障;两边有保护的部队，行军总是走在中间最直的路线，能得到一些照顾和方便。

　　第四，在长征路上，就连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碰到“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都会停下来行注目礼，并向连队主要成员嘘寒问暖。并且，毛泽东等领导在过草地等特别艰难时刻，吩咐首先要照顾好休养连的老同志和伤病员。

　　其次是“兵”大于“官”。“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藏龙卧虎，里面的“兵”，有中央委员、苏维埃政府省部级领导、师团级以上首长等。如董必武(中央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徐特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教育人民委员)、钱之光(没委会组长)、罗明(原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陆定一(原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等)、成仿吾(原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等)、陈伯钧(红五军团政委)、张宗逊(第4师师长)、钟赤兵(第5师政委)、文年生(第14团团长)、姚喆(保卫团团长)等等……。

　　而这个连队的“官”则是：连长为何长工(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指导员为黄应龙(原红军军医学校政委)，书记为董必武，秘书吴仲廉。显然，两相比较，“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的“兵”比“官”大。

　　再次是年龄大。连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大概是世界上最高的连队，如徐特立57岁、谢觉哉51岁、董必武49岁。成立“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就是为了对革命老同志们进行尽可能最多、更好地关照。

　　最后是女同志多且任务繁重。从中国妇女解放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最早的一支有如此多的女性担任职务和工作的军队编制。

　　有32名女同志获准长征。另有曾玉虽未被批准，但仍艰难追夫长征。彭儒在队伍出发两天后，因病返回根据地;一陈姓江西省兴国籍女同志在湘南送伤员去江西游击区后再无音讯。所以，实际长征到达黎平的女同志有31人。

　　31名女同志中，先后有25名在干部休养连生活或工作过，时间有长有短。据侯政回忆，除指导员李坚真和连队秘书吴仲廉外，她们分别以三种身份出现在干部休养连：一、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二、工作组成员，有李伯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肖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三、担任政治战士，有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嫒、刘彩香、阚土英、李桂英、蔡纫湘。她们的任务是随担架行军，管理担架员和运输员队伍，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的情绪，也要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等活动，有时还得亲自抬担架。她们工作最为辛苦，只是不打仗而已。

　　另外6名女同志的情况是：康克清是跟随总司令部行军，蔡畅、危拱之跟随总政治部行军，刘英是中央直属机关党支部书记、中央队秘书长，随中央纵队行军，周越华跟随中央总卫生部行军，李建华在电台工作。

　　在休养连工作的女同志，都是由组织精心挑选的身体健康、会做群众工作的骨干。她们的工作主要有：第一是挑药箱、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第二是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每个政治战士要管三四副担架，抬担架的民工都是临时雇来的，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有深有浅。行军时，政治战士要同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甚至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又要照顾民工的食宿。第三是在召开群众大会和扩红时，通过演说、演唱、呼口号、散发传单、书写标语、绘漫画、张贴布告等形式对老百姓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第四是筹集粮食、组织和参与食物的制作等。第五是做收容工作，帮助体弱因病因伤而掉在队伍后面的同志背东西，鼓励他们赶上队伍。第六是进行强行军中的娱乐工作，如唱歌、猜谜、说笑、布置宣传棚等。第七是在行军驻地举办联欢晚会。

　　1935年3月下旬，何长工到红九军团接替蔡树藩当政治委员，由原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任干部休养连连长。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纵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李坚真接替调任四川冕宁抗捐军总司令的黄应龙，担任干部休养连指导员。

　　1935年8月，按照毛儿盖会议精神，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干部休养连随右路军行动。

　　由于连长侯政随卫生部长贺诚到左路军去了，关于继任者有两说：李坚真说“新调来一位姓毛的连长”，张宗逊说“组织上让我担任休养连连长。在这之前休养连连长是侯政，政治指导员李坚真。”

　　8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在班佑一带休息了几天。其间，中央认为将伤病员集中在一个连队，负担太重，行动不便，决定撤销“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建制，将伤病员分散到各单位。也有人说是到长征到陕北瓦窑堡才撤销休养连建制的。

　　“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终于因形势的发展变化，结束了自己仅十个月短暂却又十分重要的革命征程。它的特殊功绩，就是为我党我军保存了一批高级干部。在“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生活过的革命老同志、苏维埃政府省部级领导、师团级以上首长，最后均历经艰辛长征到达陕北。

　　当年新成立的“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总部驻扎在黎平古城翘街的张氏富商的住宅和商号内。它占地1200平方米，院落分前后三大进，每进为二层三开间盖小青瓦木楼，底层中间为通道，四周有封火墙隔离。一进为店铺，前临翘街;二、三进为住宅，前置天井，后设花园，典型的清代民居建筑风格。旧址现在还完整保留，成为以黎平会议会址为核心的红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接受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