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家人与黄平

□潘世仁

　　据史载：黄平“在黔为文物声名之地，科名辈出，甲于他郡”。诚然，自古以来，黄平乃著名文化之乡，一代文豪郭沫若根基即在黄平。郭沫若根基在黄平，源于其外祖父、清代黄平州知州杜琢章。

　　一

　　杜琢章，1814年生于四川乐山，1858年殁于贵州黄平。系清壬子恩科(1852年)进士及第。初在云南任职，后历任贵州省修文、广顺(今长顺县)、龙泉(今凤冈县)等县知县。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战功卓著，多有捷报。在短暂调任龙泉知县之后，于咸丰三年(1853年)调任黄平州同知(知州副职)，派驻旧州。后因黄平知州缺位，旋又代理黄平知州。

　　旧州为春秋战国时的且兰国都，后为牂牁郡治、乐源郡治，明清时期为黄平州所在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裁兴隆卫并入黄平州，黄平州移治兴隆(今黄平县城新州)，“旧州”“新州”之名始于此。黄平州移驻兴隆后，考虑到旧州特殊的历史和战略地位，朝廷长期任命一名副州官(州同知)驻旧州。

　　杜琢章到旧州任黄平州同知后，奉命料理苗民事宜。通过深入走访调查，弄清了苗民起事的缘由，对苗族人民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

　　早在1848年，因五百余户的台拱厅革夷苗寨地处边远，乾隆皇帝下旨“永免苗粮”。为防官府不守信用，革夷寨头人将朝廷的这一圣旨刻在石碑上，名为《免粮碑》，立于寨边路口，以昭后人。但新上任的台拱厅同知(与黄平州同知杜琢章同级)张礼度却借口强盗蜂起，向苗民定购“军粮”以“养兵捕盗”，又以财库空虚为名，欺骗苗民说第二年再付款。可到次年，张礼度不但仍不付钱，还把原来每个人头征收一斗谷子的规定改为征收一斗大米。收粮的差役还私造大斗，其容量相当于京斗(清代标准计量器具)的两倍。用大斗向苗民征粮，用京斗向财库缴纳，从中渔利。革夷寨苗民愤怒，以《免粮碑》为凭，群体抗议。革夷寨头人杨固松跑到台拱厅衙说理，反被台拱厅同知张礼度以“谋反”罪名关押，令革夷寨以银子赎回，革夷寨无银赎人，杨固松病死牢中。

　　革夷寨武术师九松义愤，带领众徒弟埋伏半路痛打了催粮差役，夺回征收的大米。之后，台拱厅同知张礼度派兵抓捕九松，九松与六名徒弟逃避山林，在拒捕中打死一名巡捕头目。镇远府即调集各厅州县兵力配合进剿革夷寨，要革夷寨交出九松等人。革夷寨无法交出九松，官军便放火烧了革夷寨，并抓走了百余名苗民。

　　房屋被烧后，九松等七人无家可归，便投奔“古州苗盗”小播五和“舞水女盗”乌姆雪，开始了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流浪生涯。

　　时台拱厅施洞有一个贺员外，是屯军家属。贺员外本来就有官府授田三十多亩，后来又通过提高田租、放高利贷等盘剥苗民。苗民租种贺家的田是四六分成，苗民得四;苗民向贺家借米一斗，二三月后要还三斗。许多苗民无力偿还，只好将仅有的田土典当抵押。不数年，施洞周围苗民的百余亩田全归了贺家。几年前，施秉双井平寨苗民龙固亚因不通汉语，怕见官差，不敢亲自到粮房去交粮，便请贺员外代为交纳。几年后，贺员外突然说龙固亚耕种的那几亩田是贺家的。两家打官司，龙家却败了。原来，贺家代龙家交粮时，粮单上都是写的贺家名字。贺家对官府说：“不是我家的田，又怎么是我上的粮?粮单上的名字就是凭证。”贺家因此又占了龙家的田。

　　龙家有个独子叫包大度，曾拜九松学武，便去找九松帮忙报仇。九松约了小播五、乌姆雪等人，寻找一个机会打劫了贺员外，抢走了大量白银大米。

　　案发后，贵州巡抚责令韩超带一支精悍的团练必须在三个月内将九松一伙捉拿归案，否则革职。但是，由于九松神出鬼没，韩超抓捕了几个月不仅一无所获，而且前一个案子还没有结果，后一个案子又发了。不是贺家再次被抢，就是别的奸商被劫。

　　小播五是个除了本寨以外什么人都抢的人。不少村寨也遭到小播五抢劫过。施洞千总邢连科三百屯兵平时训练松懈，闻报某寨发生了抢劫案，虽也及时前往抓捕，但一看是小播五就怕了，有些士兵甚至丢下武器逃走。强盗没抓到，就说士兵辛苦了，令寨首头人向苗民摊派酒肉来让士兵们吃。与此同时，张礼度照例催交军粮。一些苗民本来收成就少，被强盗抢劫后就没粮交纳了。没粮交的人家便被张礼度抓起来关进牢里。苗民于是骂张礼度：“你们当官的只会欺压百姓，不会抓强盗。”

　　韩超于是悬赏捉拿九松、小播五等人。张礼度等文官哪有捕盗之力，便把那些无力交粮而逃荒要饭的苗民都当作强盗抓到韩超那里去领赏，民怨不断加深。

　　1850年，施洞苗族头人久大别、双井平寨苗民包大度、铁匠张秀眉等人采取苗族古老方式，杀牛聚集数十寨议事，揭竿而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苗族农民起义。杜琢章正是为此才于1853年奉命到黄平镇守旧州古城的。

　　当了解了苗民起义的因由后，杜琢章对韩超说：“这些年，贪官污吏本来就多，像贺员外这样的人又对苗民百般盘剥，令苗民倾家荡产，才使苗民生恨，勾结强盗来抢劫以报仇，但贺员外之类的人终不醒悟，才因盘剥过度而被抢劫，又用盘剥的手段来弥补被抢劫的损失，这样抢劫案肯定只能越来越多了。”他建议张礼度和韩超：“九松抗粮有因，不宜派兵进剿。令台拱厅将所欠苗民粮款付清，将征粮的大斗恢复为京斗，惩处关死杨固松的凶手，革夷寨全体苗民就自愿售粮，事态即可平息。”

　　张礼度坚决反对杜琢章的主张：“全苗疆都是购粮不付款的，给革夷寨付款就得给所有苗寨付款，贵州财库空虚哪有这么多钱啊?如果不抓捕九松等首犯加以严处，反而答应革夷寨苗民的要求，苗民将会更加猖獗，其他苗寨也会纷纷仿效而抗粮。”

　　韩超说：“我是武官，只管抓强盗的事，不管治理贪官污吏的事。”采纳了张礼度的建议，继续清剿苗寨。

　　1854年秋，张礼度又将征收大米改为征收白银，并且数额比大米价格增加几倍。台江高坡一带的苗民，因高寒土瘦产粮极低，专靠运售木材为生。这一年，由于盗匪遍地，江湖道阻，木材不能运售，换不出银子来交供。张礼度每日带兵进寨催征，无力交供者统统被关进牢中，有些苗民甚至含泪挖祖坟取出殉葬银来交官。于是，高坡六寨头人联名向台拱厅请愿酌情减免，表示愿意等木材运售之后照旧交纳。镇远知府派黄平旧州同知杜琢章前往调查。杜琢章察系实情，向镇远知府建议减免。知府又命黄平知州杨承照复查。杨承照赴台拱，寓居施洞贺员外家。贺员外说：“苗民有的是银子，节日你到施洞一看，到处是穿银衣的人，怎么会没有银子交官呢?”杨承照偏听贺员外一面之辞，传高坡苗寨头人张固麻到衙门，责备张固麻不应带头请愿减免粮赋。张固麻说：“苗民确实穷，节日场上虽然看到很多人穿银衣，但都是从四面八方几百个寨子汇集来的。另外，高坡苗比河边苗的银饰少得多，是仅有的家产，是姑娘唯一的陪嫁品，不能强行征收……”杨承照喝令住口，拔刀逼迫张固麻撤回联名请愿书，并写保证书保证完成交纳任务。张固麻不得已画了押，才得以脱身回家。

　　杜琢章告诉杨承照：“张固麻外貌瘦小，但却是高坡六大鼓社(氏族)头人，你拔刀威逼，他受了辱，这一回去，我担心发生事变。”杨承照不以为然。杜琢章于是星夜驰往镇远府报告。

　　第二天，果然有千余苗民包围了台拱厅衙，九松、小播五、乌姆雪等亦混其中，寻杀杨承照。幸而杨承照前一天已离开台拱回黄平而免于一死。苗民不甘心，就静坐衙门外，声言不减粮决不散去。杜琢章出城开导，小播五举刀欲杀，幸而九松认得杜琢章，知道杜大人是为民说话的好官，才制止了小播五。杜琢章跟苗民许愿，过后一定禀请镇远府减免今年的粮赋，苗民这才退去。但同许多清官一样，杜琢章无法扭转历史的发展趋势，其诺言也无法与民兑现。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十二日，苗族义军领袖包大度率领起义军占领黄平州城，守城清军全部被歼，黄平知州杨承照、都司高殿远、千总柴云恩等官佐相继毙命。清晨，包大度、潘老冒入城登衙，发布号令：不许乱杀无辜，不许劫夺民财，汉苗民众各安生计。

　　杨承照死后，贵州巡抚蒋蔚远檄令陈世镳署理黄平州事。因黄平州城被起义军占领，清政府遂将黄平州治暂移回旧州。陈世镳率文武职官旋回旧州，将原黄平州衙(现旧州二小)作黄平州署，利用旧州坚固之城池，抵抗苗族义军。他们偶尔开门迎敌，并大败义军于梨树坳、太翁铺等处。然包大度等也非等闲之辈。义军了解到，瓮安知县系陈世镳同窗，又是四川老乡，算是生死之交，故“攻其必救”。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义军将瓮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蒋蔚远檄令陈世镳驰援。陈于公于私皆责无旁贷，率练由旧州出发，沿波洞、板桥、上塘、翁埋(今乌梅河)、地松一路前行。在快抵瓮安时，被以逸待劳的苗军围点打援，全而歼之，陈世镳被击毙。短短七八个月，黄平州连折两知州，但旧州城仍然掌控在留守的汉军手里。巡抚蒋蔚远认为杜琢章防守有功，檄令杜琢章署理(代理)黄平州事。作为恩科进士，朝廷的五品命官，他能选择的出路并不多。为抵抗苗军之进攻，他散尽家财，广招练勇，与士卒同甘共苦。

　　二

　　恰在此时，杜琢章最小的女儿在黄平州州衙诞生了。因黄平习称最小为“老幺”，便取名“幺贞”(后演变为“邀贞”)。

　　值此危急关头，杜琢章审时度势，制定了扼守城楼、凭险拒敌的策略，使苗军久围旧州而攻不下。在双方相持之际，苗军以二百白金收买杜手下的姬、郭两位将军。事情败露后，杜琢章提讯。考虑到两位相随多年，杜于心不忍，将姓姬的那位囚于衙内，将姓郭的那位驱赶出城。适逢铜仁太守(四品大员)杨书魁抵旧州督战，见杜琢章闭关自守，大声责难，让杜琢章“拒敌于外、主动出击”。杜琢章别无选择，率兵出城，与苗军决战于王家坪(今飞机场)，大溃。不料，在溃回城内时，被杜琢章驱赶出城的那位姓郭的将军潜入城内。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初一夜，郭杀死守卒，打开小西门，声势浩大的苗族义军立即攻入旧州古城。顿时，旧州城内，刀光剑影，哭声震天。

　　城破之际，同城文武官员皆殉难。杜琢章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在州衙大堂自尽。临自尽前，杜琢章亲手掐死了两个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七岁。其小妾溺于州衙之池塘。才一岁多的小女儿杜幺贞由刘奶妈背着，也跳下水池，准备自尽。但刘奶妈突然又背起杜幺贞跳出池塘，混出城外，东藏西躲，才使杜幺贞幸免于难。

　　郭沫若在其著作《芭蕉花》中记述：“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她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出生在贵州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黄平州的州宫，名叫杜琢璋，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的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史氏，大约是云南人吧。祖父到任不久，便遇到贵州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史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在州署里的池塘里殉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了节。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岁，忠义我的母亲的刘奶妈背着母亲跳进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到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了衣裳。忠义的刘奶妈在农户人家里讨了些稻草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到解救。最初流落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篱下，受尽种种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取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四川。”

　　杜琢章生命的最后六年是在黄平度过的。这六年虽然只是他44岁生命年华旅程的七分之一，却集中展示了他不凡的才干，体现了他光辉的人生价值，也为旧州为黄平之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

　　杜琢章一家的悲壮，受到了清廷之嘉奖。三年后，苗族农民起义稍事平息，杜琢章的大儿子才得信赶赴黄平料理父亲后事。在旧州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将一代清官杜琢章遗骨就近安葬于旧州城下，并树碑铭记。

　　由于时间久远，风雨侵蚀，杜琢章的坟墓已不知去向，其墓碑已裂为多块残片。经多方查寻，于2003年在旧州古城下塘冲湾找到两截残碑，其中一截刻有“道衔黄平州知州”“桢回籍后”等字样，一截刻有“龙泉调牧黄平”字样。经广泛发动群众查寻，又发现了杜琢章的前任知州陈世镳的完整墓碑，证实杜琢章确系清黄平知州。

　　安葬父亲之后，杜幺贞的大哥又到云南把杜幺贞和刘奶妈带回四川，一家人过着平静的清贫生活。这时候，杜幺贞已满五岁。若干年后，15岁的杜幺贞嫁给了乐山沙湾郭朝沛。1892年11月6日，35岁的杜幺贞生育了一位后来蜚声世界的大文豪——我国现当代杰出的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郭沫若的母亲杜幺贞说，她怀孕时，曾梦见一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所以给郭沫若起的乳名叫“文豹”。郭沫若四岁半上私塾时起学名叫郭开贞，号尚武。“郭沫若”是他后来常用的笔名，缘自家乡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的两大河流——大渡河(古称沫水)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古称若水)。汉朝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有关“沫若”一句，指的就是大渡河与雅河的汇流。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78年6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的悼词中给予了崇高评价：“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2005年，为了纪念这位受人敬重、养育了一代文豪的母亲杜幺贞，黄平县在杜幺贞诞生之所设立了《郭沫若生母纪念馆》，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母亲，了解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家世及其家人与黄平的世代情缘，了解旧州古城的厚重历史。

　　杜琢章之满女、郭沫若之母亲杜幺贞与乐山沙湾郭朝沛结婚后，先后生下郭沫若兄弟姐妹八人，郭沫若是最小的。在郭沫若的记忆中，好像还有一位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的三姐。那时候，郭家家道寒微。郭朝沛在外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出租粮米、跑单帮经商。杜幺贞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还背着幼小的孩子在菜油灯下洗尿布，受了不少累赘。夫妇俩勤俭持家，居然使家业中兴。由于积劳成疾，杜幺贞患上了“晕病”，身子异常衰弱，每年交秋时节总要晕倒一回。这种病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在产期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子宫病。每次一发作，就倒床不起，呻吟呕吐，饭不思，茶不进。必须得到芭蕉花吃了，经半个月调养身体才渐渐恢复。

　　芭蕉在四川很难开花，只要开了花，人们就视为珍宝，很少拿去卖，更不会轻易送人。即使别人愿卖，价格也很贵，在那时要值两只肥鸡的价。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有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这样的蕉子来。所以，为了给杜幺贞治病，郭家每年都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才找到一朵有用的蕉子。芭蕉花能治母亲的病，在幼小的郭沫若脑子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有一次中秋节前后，年仅五六岁的郭沫若和他二哥到离他家半里许的福建会馆天后宫去玩耍，看见天后宫园子里开着一朵漂亮的芭蕉花，高兴极了，于是趁着园中无人看管悄悄摘了回家。本想，病中的母亲一定很高兴。不料，母亲知道花的来历后，非常气愤地叫孩子们跪到床前，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了好!”见母亲这样，孩子们都哭了，但却不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他们的父亲知道了，又把他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一阵。郭沫若在《芭蕉花》中回忆说：“我挨掌心是这一次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孩子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惹起父母亲生这么大的气?心想：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摘了一朵回来，为什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结果，芭蕉花没有用，听话的郭沫若听从父母吩咐，把芭蕉花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最终，芭蕉花是否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也不知。

　　啊，品格多么高尚的母亲，明知芭蕉花能治好自己的病，却始终不肯贪得一枝能治病的芭蕉花!为了让郭沫若几弟兄成为争气的孩子，宁肯舍命相抵。又是多么伟大的父亲啊，他没有为了妻子的病情也没有念及孩子的孝心而原谅孩子们留下芭蕉花。长大后，不管是身居国内，还是漂泊异国他乡，每当想起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自己的母亲，郭沫若总是一阵阵鼻酸眼胀。

　　一位伟大的人物，必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在杜幺贞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仁爱而伟大的母亲。据郭沫若的回忆，他的聪慧及性格开朗、乐观向上，均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而最后走上弃医从文的道路，其根本的原因也是由于母亲的影响。在郭沫若的记忆中，幼年启蒙多得益于母亲的教诲。母亲杜幺贞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凭着天资聪颖，靠平时的耳濡目染，能识文断字，而且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郭沫若三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背诵古诗。二三十年以后，郭沫若仍然记得母亲教给他的第一首诗是《翩翩少年郎》：“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不知这首诗是出自何时、何人之手，但杜幺贞把这首诗作为孩子启蒙的第一课教给儿子，却是流露着母亲的无限憧憬和希冀，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哟!也许，这就是郭沫若之所以成为继鲁迅之后我国又一文化领袖的缘故吧!

　　三

　　2006年7月24日，郭沫若最小的女儿、一生致力于郭沫若生平事迹的收集与研究、年近花甲的中国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平英，应中共黄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和黄平人民之盛情邀请，不远千里，与爱人张志明(前驻外大使)先生来到150年前祖母的出生地黄平，寻访祖母故居，参观《郭沫若生母纪念馆》，游览旧州古城。

　　在纪念馆里，郭平英女士听取纪念馆工作人员关于发现“杜琢章墓碑”的情况介绍后，对残碑上的文字进行了辨别和拍照。她根据残碑上的文字和所掌握的大量资料断定，清代官员由龙泉调往黄平任知州的只有她外曾祖父杜琢章一人。伫立在写满沧桑的残缺墓碑前，郭平英女士潸然泪下：“墓碑是真的，外曾祖父杜琢章在黄平任知州也是真的，祖母杜幺贞生于旧州府内更是真的。”睹物思亲，心绪沸扬，在外曾祖父墓碑前，郭平英女士欣然挥笔写下“旧州英名，万古长存”八个透满深情、溢满墨香的娟秀大字，盛赞旧州。

　　黄平人民用丰厚的文化哺育了郭母杜氏，杜氏用博爱和智慧的胸襟铺垫了一代文豪郭沫若的文化根基，用不息的生命乳汁凝固了名城旧州的神奇。人们怀念的不仅是郭沫若先生，更多的还有对郭母杜幺贞和地方父母官杜琢章等先辈的崇敬。如果没有一个半世纪前杜琢章在黄平的任职，就没有郭母杜幺贞在黄平旧州的出生，也就没有我国一代文豪郭沫若的诞生;如果不是郭沫若的名人效应，就难以形成人们对郭母杜幺贞出生地——黄平的向往。幸哉!黄平人民为有这样一位根基出自黄平的文化巨匠而感到无上光荣。美哉!黄平人民正以一代文豪郭沫若的精神为动力再创且兰古都文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