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中国近代教育的开拓者李端棻

□龙长启

　　北京大学诞生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重申：“京师大学堂乃各省之倡，应首先举办”，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9月21日，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但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成为戊戌维新留下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最早以“大学”身份及名称而建立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1916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推行改革，聘请一大批有学术造诣的著名学者，把北大办成全国的学术和思想中心，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时至今日，北京大学建立已近120年，是国内乃至于世界著名的高等院校。

　　贵阳市第一中学创办于1906年，是贵州第一所省级一类示范性高中。前身是贵阳府中学堂的基础上创办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1950年称贵阳市第一中学。也称得上是贵州省第一所名牌高中。

　　今天为什么把这一所国际名牌大学与贵州省的一所中学相提并论?2016年9月30日，历届校友数百人组成校友队，参加贵阳一中校运会开幕式，庆祝建校110周年，北京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蔡运龙代表校友发言。作为贵阳一中校友，同时又是北京大学校友，运龙同学在发言中热情洋溢地回顾了贵阳一中和北京大学的历史，回答了这个问题。贵阳一中和北京大学有着特殊关系，因为这两所学校的创建者都是贵州人李端棻。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由叔父李朝仪教养成人，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同治元年(186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以直言不讳著称，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李端棻一生重视教育，以推荐选拔人才为终生理念。

　　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任云南学政时，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他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该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前往北京与李蕙仙完婚。梁启超初至北京，语言不通，贤妻教之以京腔，帮助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在京期间，梁启超与李端棻朝夕相处，每相聚之时，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论“维新”，师友相待，无话不谈。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李端棻的敬爱之情。至1898年近十年间，梁启超到京师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棻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为梁启超援引，使梁得以结交各界名流。梁启超由一个未经世事的年少书生成长为倡导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与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关。李端棻与梁启超建立密切的关系，为策划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光绪帝多次降旨求贤，李端棻竭力保荐了16位俊彦维新之士，其中包括创建自立军、从容就义的唐才常，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贵州提督学政严修，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夏曾佑等。仅此，李端棻的功绩可光耀千古。

　　甲午战败反映出中华民族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更加暴露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先知先觉的李端棻与康有为、梁启超力求国家振兴、民族富强，共同谋划上书光绪皇帝。他们联络了十八省的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号召了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现存上书的题名录共计603人。作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不便公开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门参加上书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启、李端荣、李端慨、李端检，另其亲戚故旧若干人参与上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改革专习考据、词章、帖括的旧式书院，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首都设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遭到清朝王公大臣奕?、刚毅的反对，暂时搁置。后来李端棻的这一奏请，旋即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和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敲响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丧钟，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序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22日李端棻被授职礼部汉尚书，负责掌管全国教育行政。在新进参加变法的官员中，他的官职最高。7月24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光绪阅后，认为李端棻所言属实，但因公车上书的事，慈禧恨透了康有为、梁启超，光绪不敢公开授官职，只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充当军机处章京，由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变法事宜。因为引荐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保举之功鲜有人知。变法需要人才，荐举维新人士是李端棻施行变法思想的第一步，此举为变法争取了必要的人才条件。

　　李端棻与康有为结缘，自然始于梁启超。李端棻、康有为皆为梁启超的老师。李端棻为朝廷重臣，又长康有为25岁，故康有为对之一直是尊敬有加，以苾园老称之。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蘸起热血，慨然写成《上清帝第一书》，本答应荐举转呈的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看了上书之后，恐获罪最终未上达皇帝。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多次上书，极言变法维新，由于位卑言轻，丝毫不起作用。康有为是众所周知的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但是如果没有李端棻竭力保荐，使其与光绪帝相见，恐怕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整个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是推行者，康有为是倡导者，真正谋划策略的则是李端棻，是两者联系的桥梁，对变法起着关键枢纽的作用，是领袖层的核心。李端棻自1892年始，以刑部右侍郎进入清廷中央权力层，以后又转任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直至百日维新中的礼部尚书。作为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李端棻能够直接就国家大事与光绪皇帝对话，对于清廷的重要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从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到光绪皇帝任命礼部新堂官、军机四卿;从李端棻提出开懋勤殿，到光绪皇帝决意开懋勤殿并亲自拟定入值顾问官名单，作为济难瑰伟之才的李端棻，受命于危难之中，“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的唯一人，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倘若没有李端棻的牵线搭桥，呕心沥血地努力争取，变法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清史稿》明白指出：“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剧起，激成政变。”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贡献，相对于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乃戊戌变法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革职流放新疆，中道滞留甘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年老多病，被赦回黔，已六十九岁。光绪二十八年，贵州巡抚邓华熙聘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李端棻觉得变法虽失败了，但萌芽新政必须推行，自己有责任充当西方新学的传播者，遂决定以奖掖后进、开通贵州风气为己任。他在主持月课时，亲自讲授培根等人学说，他将卢梭与中国的孔子、孟子相提并论，开启民智，树一代风气，在贵州大山里不畏阻力和讥讽，继续追求他的变法强国理想。指导学生作文时，以《卢梭论》、《培根论》命题，学生们对此闻所未闻，哗以为怪。保皇守旧者并作竹枝词指责他：“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对此诽谤，李端棻不以为意，仍壮心不已，继续他的办学理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端棻联合士绅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呈请贵州巡抚林绍年，将原贵阳府中学堂移到次南门外雪涯洞，改名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并于7月呈准在南明河对岸河神庙地址修建新校舍，1908年全部完工，学堂迁入新址，成为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学，奠定了贵州教育发展的基础，为贵州教育的兴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贵阳一中由此诞生，1906年由此成为贵阳一中创建之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葬于贵阳大关口(今永乐乡)，终年75岁。李端榘逝矣，但是其创办的北京大学和贵阳一中却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杰作。李端棻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开启和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变法代表人物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喋血菜市口，李端棻被革职流放新疆。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名标青史，为现在人们熟知。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留下的绝笔诗《题壁狱中》：“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是传颂至今。但是，积极参与变法维新，向光绪皇帝推荐维新派人士，被光绪帝破格擢任为礼部尚书，大力推行新政的二品大员李端棻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却被后人遗忘，真真难以让人释怀。戊戌变法虽然以“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光绪帝被幽禁，李端棻被流放而告终。但是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道路上，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却不得不接过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政治改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停止科举制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迫进行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