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中心 ，地域与当代(下)

——新时期贵州当代艺术历史回顾兼个案评析

□裴临风

　　(接上期)先后毕业于四川美院和中央美院，并因作品《哥俩好》、《山寨女》和《鹏韵》而连续荣获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和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的雕塑家刘万琪则善长把原本是雕塑园地中的小品，即乡土民俗雕塑，转换成具有当代审美价值的视觉形态，例如《踏歌行》《高坡女》《山民》《生命树》《盼》《寒夜》《戏》《戏验》《童年》《山野图》《山歌》《旷野》《绿色的梦》《老屋》《祈》《夏夜》《秋韵》《燕归来》等大量作品，在巧妙吸收贵州山地草根原生态文化基因、非洲原始民间雕塑元素、以及西方现代雕塑形式法则的基础上，又融入贵州民间艺术的审美趣味，其作品造型流畅、形态生动，人物形象在夸张与变形、粗犷与怪诞、完整与残缺、具象与抽象、风趣与幽默和装饰性美感中，同样折射出贵州山地人的内在精神和气质神韵。

　　另外，田世信、刘万琪曾共同积极投身于贵州雕塑教育事业，1985年在贵州艺专创立雕塑工作室，现已发展为贵州大学艺术学院雕塑系，为贵州雕塑青年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不少长期扎根在本土的艺术家如陈启基、章治华等，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期，还在架上绘画、雕塑、砂陶、观念摄影等领域进行了许多颇有艺术价值的真诚探索，诚如批评家管郁达所言：“他们的作品大量选取和利用包括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在内的‘草根文化’资源，创造了一种‘新乡土实物艺术’ 样式。”

　　综而观之，尹光中、王平、蒲国昌、董克俊、曹琼德、田世信、刘万琪、陈启基、章治华等都是贵州现代艺术的开拓者和重要代表，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对贵州山地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中国古代秦汉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资源乃至非洲原始民间艺术元素、基因等的充分吸收、借鉴和融合，在艺术观念、艺术精神、艺术样式、艺术语言乃至不同材料和媒介等方面的种种实验和探索，使得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当代艺术在百花竞开、枝繁叶茂、多样共生的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园中形成了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他们的文化思考、艺术探索和丰富的艺术实践及创作成果，呈现着贵州当代艺术创作鼎盛期的累累硕果，并必将载入中国当代艺术史册。我国著名美术评论家邓平祥先生针对此类文化现象有过精辟、简炼的总结，他说：“原始艺术、乡土艺术对于现代艺术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每当历史处于文明的转型期和文化的更新时期，民间艺术、乡土艺术和原始艺术往往成为艺术家寻找的形式母题，这一点已为美术史所印证。例如西方的原始主义就曾是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的一个概念，它的意思是，按照马蒂斯的说法，就是返回到构成艺术语言的起点上去，追求单纯、粗犷又具有表现力的形式创造。”

　　不过，笔者在此必须加以补充的是，西方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家对原始艺术和民间艺术乃至乡土艺术的借鉴和吸收，是从异质文明中寻找创作元素和创作灵感，是所谓“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借鉴，换言之，是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来充实自身文明的“贫弱”与不足，其实质是让异质文化服从强势的西方文化。然而，与此相悖，贵州当代艺术家们在创作上对原始艺术、民间艺术的借鉴、吸收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恰好是所谓“边缘文化”亦或“弱势文化”对以北京为主流的“强势文化”的抗衡，客观上起到了提升贵州本土文化知名度和文化地位的积极作用。笔者在文中述及的“贵州美术现象”“个案”即是最为有力的证明。从另一视角我们也应看到，贵州当代艺术家们的探索、努力与创造，对贵州本土曾经流于表面和浮浅的所谓“民俗乡土风情画”、“乡土雕塑”和陈旧、僵化的创作模式、艺术形态等也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如前所述，他们对贵州山地草根文化资源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与融合，并使之转型为当代艺术形态的成功尝试，可谓是贵州美术的辉煌时代，并对后来的贵州青年艺术家产生过激励作用和重要影响。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以经济社会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中国迅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随着信息化、数字化与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电子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与滥觞，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各种商业文化、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铺天盖地，中国当代文化整体格局也随之转型全面进入快餐文化与读图时代，各种新媒体艺术、视像艺术乃至商业图像成为受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文化消费的时尚和新宠。21世纪的当下，随着数码、影像技术大量介入当代艺术创作，并不断拓展着艺术表现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在带给艺术创作无限可能性的同时，传统的精英艺术、学院艺术、架上艺术也不可避免的在各种令人眩目的新媒介技术冲击下被迅速的边缘化。

　　由于时代观念与时代语境的整体性转换，90年代后的贵州当代艺术曾经长时期陷入寂静期。蒲国昌、董克俊等艺术家继续潜心于实验水墨多种可能性的探索，曹琼德则坚守在版画领域里耕耘，田世信调入中央美院雕塑研究所继续着自己钟爱的事业……，而更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则纷纷离开故土，选择从边缘向中心进发谋求发展：曾经闯荡过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和今天的宋庄等艺术家社区的一批艺术家如摩根、张洪波、杨青、片山、石头、田贵中等即是其中的代表。走出层峦叠障和群山环绕的山地，向往文化圣地和艺术中心，实现艺术理想和寻找自身价值的愿望，是边缘地带青年艺术家的普遍心理诉求，“更是贵州艺术家生命深处的一种渴望”(管郁达语)。笔者认为，无论其结果如何，他(她)们追求理想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价值和意义。

　　游走、漂移于贵州与北京两地多年的任小林，长期孤守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园、执着于个人的艺术梦想、专注于架上绘画语言魅力的研究。他既固守东方人的审美情怀，又醉心于法国印象派大师们尤其是毕沙罗丰富瑰丽、多彩斑斓的绘画艺术，通过长期的艰苦探索与跋涉，在心灵与画布的虔诚对话中，终于以其空灵、沉静、雅逸而又奇诡多彩、充满诗性美感的抒情画风，成为贵州当代艺术家中又一个成功的“个案”，并因其油画《五色天地》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而声名远扬;与同在京城声名显赫的曹力、周吉荣、余陈等，乃至经过数年磨砺、沉积，近期崛起的田贵中，共同在中国的文化中心构筑起了不同于“贵州原始风”的另一道多彩的风景线。

　　如前所述，继上世纪80年代“贵州美术现象”“个案”在首都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沉寂多年的贵州本土当代艺术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又重新开始续写自己的历史。

　　1997年5月，由批评家管郁达策展，李革、蒲菱和董重等贵州新生代艺术家参加的“都市人格1997·重返乌托邦”艺术展在贵阳本土举办，这是贵州本土当代艺术沉寂数年后的一次重要艺术事件，参展艺术家所共同关注的诸如“艺术的私密性和艺术的公共性”“形式建构的紧迫性”等问题，表明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思考，此展曾在西南地区艺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2000年以来，贵州本土当代艺术再度异常活跃，由多位青年艺术家先后参与的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有：桂林“人文山水”地景展、贵阳“人与动物”行为艺术展、“共生——贵阳折射观念摄影展”、“土地——当代艺术特展”，以及在贵阳老古玩店举行的观念艺术活动——“行为艺术与装置展”，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贵州本土当代艺术主动介入当下现实，针对生态、能源、环保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问题，青年艺术家自发组织的系列艺术活动。他(她)们的作品运用了多样化的创作媒介、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拓宽了贵州当代艺术的创作观念、表现领域和表现空间，并由于新闻媒体的介入和关注，使之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2002年8月，管郁达策划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欢迎当代艺术下乡”(遵义现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和“体制化”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思考。

　　2002年7月，“当代艺术创作与研究”硕士点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首创成立(领衔导师为蒲国昌教授)，标志着当代艺术进入到贵州学院教育体制当中，为培养当代艺术创作与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3年4月，由管郁达、片山在贵阳共同组织策划的“元素”多媒体艺术展，是贵州当代艺术在新媒介探索方面的又一次重要尝试。

　　2005年，以贵阳市第二届“双年展”为契机而举办的“关于视觉东西”实验艺术外围展，主要展示了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当代艺术创作与研究”硕士点青年摄影家杨安迪、硕士生杨毓麟、熊鹤、张春波和特邀参展者裴临风等人的前卫实验性作品。由于此展主要以观念艺术、观念摄影、影像艺术和装置艺术等新媒介艺术为主，并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和个人化的图式语言，对社会转型期喧嚣、躁动的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率真、坦诚的提问和反省，从而得到了该展特邀嘉宾著名批评家王林、俞可，艺术家叶永青、毛旭辉、钟飙、庞茂琨等人的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

　　2006年8月，董重、陈启基、夏炎、谷旭等10余位中青年艺术家首创贵阳当代艺术家社区——“城市零件工作室”，它的成立对鼓舞本土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城市零件”无论对提高贵州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水平，还是对外进行推广和宣传，都建构了一个可以与之进行交流、沟通的平台。他们的创作和展览，已经引起外界如重庆锦瑟画廓、北京今日美术馆等专业机构的关注和重视。

　　2006年9月，“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师作品联展”在贵阳味道空间举办，由于其艺术观念和作品样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引起贵州美术界同行的普遍关注。

　　2006年以来，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青年艺术家王俊，完全以个人的方式频繁出现在重庆、昆明、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当代艺术展览上，并以其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临时炮》《时间的遗存》《客厅》《柔软的温度》等以及系列观念摄影作品而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美术文献》等重要期刊对王俊及其创作有过专题评介。

　　2007年，由著名艺术家叶永青策划的“口传与耳闻的四方——贵阳双年展”，参展作品除架上绘画外，首次引入多媒体艺术、装置艺术、观念摄影等当代艺术中的丰富样式和实验性作品，参展艺术家也由过去完全局限于贵州本土，而延伸至昆明、重庆、成都等西南地区的当代艺术家个人和群体。此次展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西南地区艺术家们的互动和学术交流，对贵州本土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008年，孙景、杨玉麟、马明、巫峻、高炽江、朱世伟、冯珠珠等青年艺术家在贵阳成立了“6栋艺术空间”，吸引数位青年艺术家进驻，继续进行当代艺术的探索和创作。……

　　回顾贵州当代艺术走过的30年风雨历程，笔者感慨良多。回望上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85美术新潮”时期，贵州当代艺术虽然远离中国当代艺术运动的主流，但却能以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持续数年时间不断的从文化边缘向文化中心刮起令人眩目的“贵州原始风”，并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贵州美术现象”的普遍关注;另外，一些在创作观念、语言、样式、风格等方面与此拉开距离的青年艺术家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与“贵州美术现象”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建构了贵州当代艺术的辉煌。2000年以来，贵州青年艺术家以多媒体艺术、装置艺术、观念摄影和行为艺术等新媒介为主要创作形式的艺术活动，拓展了贵州当代艺术的创作观念、表现空间和表现领域。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由于贵州远离中国政治、文化、艺术中心，其经济整体实力与发达省市、地区相比差距较大，文化积淀和文化底蕴尚欠深厚，加之贵州当代艺术长期未能得到贵州省、贵阳市各级政府乃至体制内的美术机构以及本土企业家们的足够重视与支持，至今未能建构起宽广的学术平台。又由于贵州艺术家们长期处于“单兵作战”和“各自为阵”的状态，换言之，贵州当代艺术一直游离于中国当代艺术主流之外无序发展，它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更多的是艺术家个人孤军奋战的结果。总之，由于上述多种不利因素的制约，时至今日仍未能建构起一套有利于贵州当代艺术成长、发展和良性循环的有效机制。笔者曾在《边缘地带——有感于贵州当代艺术的现状、处境及其他》一文中，对贵州当代艺术存在的诸多问题有过比较详细的讨论与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不过，我们也应该乐观地看到，当下贵州已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随着贵州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和经济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通过招商引资、合理开发和利用本土储备极为丰富的各种自然矿产资源、民间乡土原生态文化资源以及旅游景观资源等，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随着贵州省各级政府逐渐提高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视，以及本土部分企业家对文化产业的清醒认识——例如“贵阳交响乐团”就是由政府和企业家中的有识之士共同出资建构的文化样板，我们有理由相信，贵州当代艺术在不远的将来会重新崛起，并继续创造继上世纪80年代贵州当代艺术辉煌之后，能够再次引起我们共鸣、感动、震憾和经久不衰的精品佳作，让我们共同期待贵州当代艺术的再度辉煌。

　　(作者系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副主席，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