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参加滇西抗战的“黔军”

□龙长启

　　1944年5月，为打通滇缅公路，20万中国远征军集结滇西，进攻龙陵、腾冲和松山。经过四个月的鏖战，光复腾冲，而和腾冲战役同样以惨烈闻名的，还有松山血战。

　　侵华日军的松山堡垒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由大小二十余个峰峦构成，海拔2200米的主峰顶上，北、东、南三面可俯瞰气势恢弘的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峡谷。怒江东岸的高山峭壁与西岸的松山对峙，形成惊涛拍岸、飞峰插云的怒江天堑。著名的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在该山的悬崖峭壁间盘旋四十余公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被美国军事家称为“东方直布罗陀”。

　　1942年5月日军进驻怒江西岸后，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太平洋败退中，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显为首位，遂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缅甸方面军15军令第56师团派出工兵联队，并从中国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民夫昼夜施工，至1942年底完成第一期施工。后又以防御为主，对松山腹部阵地加固和扩建。至1944年5月，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松山地区的准要塞式堡垒防御阵地体系，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共有子母堡40多座，堡垒互为侧防。

　　其堡垒为地堡，一般分三层构筑，大致相当于以三层楼埋于山体中，堡垒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以连接各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亦可移动。且交通壕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并连缀大量散兵坑。部分据点外设有铁线网两三道，纵深4米。随着堡垒阵地群的建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因伪装良好，无论空中还是陆上，均不易察觉也不易破坏。

　　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另据日方《缅甸作战》第89页：“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

　　防守松山的日军部队，是第56师团第113联队主力及师团直属野炮第56联队1个大队，配属辎重兵、卫生队和防疫给水部一部，常驻兵力3000人，取名“拉勐守备队”。滇西作战时，原守备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龙陵。松山地区指挥官，即为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当时守备队兵员，共约1340名。

　　松山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打通滇缅公路而发动的滇西缅北战役中的一部分。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同年9月7日占领松山，历时95天，敌我伤亡比1：6.2。本次战役的胜利，打破滇西战役僵局，拔下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为最终打通滇缅公路奠定了基础。

　　攻占松山的战斗分为两个阶段，6月4日—7月2日为松山战斗第一阶段，参战部队是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71军新28师两个团和第6军新39师第117团。7月2日—9月7日为松山战斗第二阶段，参战部队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包括军司令部、军直属部队(特务营、山炮营、战炮营、工兵营、通信营、辎1营、辎2营、第1野战医院)，103全师307、308团、309团、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82师全师246团、245团第2营、244团第1营及师直属部队，荣1师第3团、第2团第1营。另外配属了集团军所属炮10团、炮7团混合营、71军山炮第2营、第5军山炮第8连、工兵15团第9连。

　　从7月2日开始，第8军攻打松山，经过多次强攻，却未能克下。其中，7月26日第6次战斗中，攻入日军阵地的82师246团仅剩下几十名将士，被数倍日寇围在核心，敌我两军肉搏，决难冲杀出来，眼看就要在阵地上被日寇歼灭。在这种情况下，军长何绍周当机立断，命令随行的作战参谋向炮兵下命令——集中炮火向阵地开炮，直到阵地上再没有活人，何绍周紧接着又下令第二梯队上。当第二梯队冒着自己的炮火接近阵地仅50米时，炮兵才接到命令停止射击，日军中央主阵地终于被占领了。鉴于官兵伤亡太大，何绍周跟卫立煌发了脾气，说这种填人的战法不能再打下去了，“松山最后是能打下来的，但我何某不要‘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辞职!”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死命令，限于“九一八”之前必须攻下松山，否则自军长以下团长以上，以贻误戎机论处，绝无宽贷。卫立煌祭出蒋介石手谕，军令如山，众人只有服从。

　　在战斗中，远征军长官卫立煌亲临松山前线，当机立断将炮兵阵地移至敌阵地近处，直接命中后一点多发，达到纵深摧毁效果，这样做炮兵有被敌人摧毁的危险，但卫立煌认为即便付出代价也是必要的。第8军军长何绍周则要求各师指挥部设于阵前1000米内，团指挥部设于500米内，并将军指挥部设在敌重武器有效射程内距中央阵地1000米内的竹子坡，亲自督战。82师师长王伯勋提出采用坑道作业，装入大量炸药将敌人的工事炸毁;副师长王景渊指挥该师二四六团和军工兵营开挖坑道、执行爆破任务。至9月7日，松山攻坚战取得完全胜利。

　　从7月2日到9月7日，第8军对松山日军阵地连续进行了9次浴血奋战，最后才完全夺下松山日军阵地。松山攻坚战胜利后，9月10日，何绍周致电军委会，提请叙奖第8军参谋长梁筱斋、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第103师师长熊绶春。9月27日，卫立煌致电军委会，以“指挥松山战役，战果辉煌”提请颁给第8军军长何绍周“青天白日勋章”，之后团长赵发毕、王光炜，营长谢梦熊(阵亡)、黄人伟亦获“青天白日勋章”。军政部授予第8军103师以特殊战功部队最高荣誉“飞虎旗”一面。

　　松山攻坚战第一阶段新28师、新39师117团伤亡近1700人(其中阵亡855人，士兵805人、军官50人);负伤士兵736人，军官108人;失踪32人。第二阶段第8军伤亡6074人(其中阵亡3145人，士兵3038人、军官107名);负伤士兵2741人，军官188人，另有18人失踪。整个松山战役从6月4日到9月7日，共计95天，先后投入10个团2万人，共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人)，毙杀日军超过1250人，敌我伤亡比1：6.2。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牺牲之大，胜利来之不易!

　　新28师是黄埔军校3期毕业生刘伯龙(贵州龙里人)在四川组建，并担任师长，驻黔后征补了三千多贵州子弟，并培训官佐三百余人，基本上是一支以贵州人为主体的部队。1942年编入远征军第66军，参加第一次远征缅甸，后编入71军，参加第二次远征军作战。第8军辖103师、82师、荣誉第1师，上至军长何绍周，82师师长王伯勋、副师长王景渊，团长以下级军官及普通士兵，绝大多数都是贵州子弟。

　　应该说，松山攻坚战的胜利，前期是以71军新28师为主、后期则以第8军为主，上至远征军长官卫立煌，下至普通士兵，各部队协同作战而取得的。实际上是第8军军长何绍周身先士卒，亲自率领第8军主力浴血苦战，历时68天，才取得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最终攻克松山。加上前期进攻部队新28师，可以说松山攻坚战的胜利，基本上是由“黔军”取得的。

　　当然，贵州的军队早在1935年就已经中央化了，实际上就是“中央军”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强调“黔军”一词，主要是为了肯定贵州籍抗日将士的功绩，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不能让他们的功绩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何绍周是黄埔军校第1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炮兵科)、陆军大学第10期毕业生。1936年5月何绍周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一副总团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7月，何绍周调任陆军103师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12月，参加宜昌西岸会战。1940年9月起任第8军副军长兼103师师长，1943年1月任第8军军长，参加中国远征军滇缅会战。

　　自从1935年蒋介石以追击长征的红军为名，派中央军入黔，褫夺了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王家烈的职务，将25军打散，以师为单位分调各处。因此，抗战时期黔军基本只能以师一级单位参战。据考证有102师，103师，121师，140师，新8师，82师，85师;以及以贵州籍子弟组成的预备第2师，新28师，55师，分布在全国各大战场。何应钦一直想重新组建黔军，1938年7月上旬，103师与121师在麻城合编为第86军，军长由何知重担任。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接任103师师长。对于这次调职，不难看出，何应钦正逐渐将103师改编为他的嫡系部队，但是好景不长，很快86军就被裁撤。以后直到1943年，才有了由何绍周任军长，下辖103师、82师、荣誉第1师的第8军，第8军应该说是何应钦在抗战时期掌握的唯一的黔军。然而，滇西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即明升暗降，将何绍周调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由副军长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82师番号撤销，编入103师，再一次打破了何应钦重新组建黔军的美梦。

　　由于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儿，人们常常会以“官二代”看之，不相信他能够身历前线英勇指挥作战，时间一长，何绍周的功劳被淡化，将松山攻坚战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副军长李弥。以至于后世误解历史，甚至云南省历史学家戈叔亚和四川省著名作家邓贤都轻信了这个说法。直至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编辑《中国远征军》节目时，仍然采用邓贤的小说《中国远征军》中所说，松山战役的指挥官就是第八军副军长李弥，而“军长何绍周因为是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擅长打仗。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观望”。

　　查阅历史，何绍周从来没有在战斗中将指挥权交与他人的记录。根据后人考证，当时，第8军荣1师主力(荣1团和2团第2、3营及师直属部队等)奉命由作战部参谋长封裔忠率领，副军长李弥带队增援龙陵战场。7月29日后李弥才奉调参加松山战斗，但是第八军战斗指挥权并没有交接转移。“正主未亡，副职焉敢僭越”，副军长李弥怎么可能替代军长何绍周指挥第8军作战?第8军副军长李弥更不可能指挥集团军所属炮10团、炮7团混合营、71军山炮第2营、第5军山炮第8连、工兵15团第9连联合作战。实际上，作为副军长，李弥身先士卒亲自带领特务营攻上日军主阵地，正说明了李弥当时并没有在军部指挥岗位上，只是充当了敢死队的角色。一直坚守在军、师长指挥岗位上的是军长何绍周，103师师长熊绶春、副师长郭惠苍，82师师长王伯勋、副师长王景渊等。这段历史误会如果不予以澄清，实在对不起我们的贵州老乡!

　　在滇西会战中，还有一支黔军部队也在英勇作战，这就是预备第2师。

　　抗战时期的陆军预备第2师，是1938年初由贵州几个保安团奉命在贵阳编成。1942年初，预2师奉命编入中国远征军，隶属于第11集团军第6军。1942年5月10日，蒋介石亲命预2师渡过怒江，深入敌占区展开游击战。由此至1943年5月71军36师接防时为止，预2师作为当时唯一一支深入敌占区的成建制中国军队，他们与腾冲抗日政府一道，在广大民众和地方抗日武装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预2师在敌占区的突出战绩，极大地鼓舞了敌占区的抗日政府和广大民众，增强了他们抵抗日寇侵略的信心和勇气。因此，预2师也被敌占区广大民众视为救星和光复国土的希望，成为了滇西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1944年的滇西大反攻中，经过休整后的预2师奉命重返腾冲，配属在54军建内，参与收复腾冲的攻坚战，奉命担任主攻来凤山的艰巨任务。7月26日，预2师在友军36师、198师的配合下，向来凤山日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至7月28日，歼敌600余人，完全占领来凤山。随即，全师将士不顾疲劳，迅速在来凤山集结并调整部署完毕，又奉命参与围攻据守腾冲城内之敌。8月20日，预2师在空军的协作下，率先攻入城内，逐屋逐巷地与敌拼杀，步步为营地向城内推进。在我攻城部队的全面合围下，历经45天的浴血战斗，至9月14日上午，我军全面克服腾冲。预2师计有第5团团长李颐以下2198名官兵为国捐躯。

　　第8军，新28师、预备第2师这几支由贵州子弟组成的部队在中国远征军滇西会战中的英勇战绩永彪史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年解放战争后期，大批国民党部队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为了补充兵员，国民党政府重建启用老人，组建新部队，由国民党元老谷正伦担任贵州省主席兼贵阳绥靖主任，在贵州组建第19兵团，何绍周任兵团司令长官，王伯勋任兵团副司令官，王景渊任49军军长，刘伯龙任89军军长。刘伯龙为争夺兵权，残杀谷正伦请出来维持地方秩序的解放军朱德总司令的云南讲武堂同学、辛亥老人卢焘，兵逼谷正伦交出贵州省主席兼贵阳绥靖主任职务，被谷正伦擒杀于晴隆县政府。谷正伦升任张涛89军军长。以后，谷正伦、何绍周离开贵州。何绍周对王伯勋说，“我走后，十九兵团全由你负责。”又对王景渊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一切都好办。”解放军五兵团进军贵州时，19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49军军长王景渊宣布起义，张涛率领89军通电起义，接受解放军的改编，贵州和平解放，贵州人民避免了战火的荼毒。解放后，王伯勋历任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交通厅厅长，省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五届人大代表、常务委员，省四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省五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候补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王景渊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主委，民革贵阳市委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张涛先后担任过贵州省体委副主任、省政府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等职。

　　那位收揽了松山攻坚战全部功劳的李弥，历史却并不光彩。李弥升任第8军军长后，大肆排除异己，扩充实力。被排挤的以103师为主的贵州籍部队后来在王伯勋带领下另组39军，离开了李弥。1948年，李弥升为第13兵团司令，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奉命掩护黄百韬兵团向徐州靠拢时，对掩护黄兵团突围失去信心，避战保存实力;淮海战役后期，扔下部队，化妆潜逃。受蒋介石命令重建第13兵团，仍任司令兼第8军军长，13兵团后改称第六编练司令部，奉命直开云南，原驻滇东南余程万的第26军，拨归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李弥被迫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后卢汉将李弥放回。第8军，26军反对起义，围攻昆明，使昆明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第8军，26军后撤到滇南的开远、蒙自一带，被陈赓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消灭，少部分逃缅甸。1950年，李弥受蒋介石委派，到缅甸北部，纠集外逃残部和部分土顽武装，组成“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12月，李弥被委为“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51年5至7月，两次窜扰云南边境，在耿马、沧源、孟连等地均遭解放军击败。1954年，李弥残部多数被迫陆续撤回台湾。剩下部分不愿撤离的部队继续留在缅北，即是后来的金三角残军。李弥到台湾后，先后充任国民大会代表、中央评议委员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1973年在台湾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