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民族联盟

□张中俞

　　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实施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对汉人充满疑忌甚至敌视，造成民族隔阂。因此，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能否顺利通过情况特殊的民族地区，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严峻考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上任何一支大军从未解决好的难题，党和红军坚持正确的民族观，以民族平等为基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政策，成功地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为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如突破以往主要针对广大民族群众的限制，把联络、争取民族上层人物作为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在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过程中，采取灵活策略和联合方式，对尽可能消除长征阻力和争取最大多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提起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民族联盟，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在今四川冕宁县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沽基部首领小叶丹达成的彝海结盟。其实，红军长征初期早在广西、贵州境内即已提出相关政策并践行了民族联盟，为顺利穿州过府发挥过特殊的历史作用，只是有些史实鲜为人知罢了。

　　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中央红军长征，一路上能攻城拔寨，除了中共中央不断实事求是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红军指战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及包围圈、战胜难以言状的自然险阻、克服吃住行的超常困难外，还与在民族地区成功地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群众工作即民族工作、民族工作即群众工作，二者不可截然分开。

　　依笔者之见，长征中的群众工作主要方式有：与民方言交流，接地气易沟通;陆续出台并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力所能及做事，细节决定成败;宣传革命真理，百姓明辨是非;召集群众大会，当众惩恶行善;送礼物给群众，快速拉近距离;打土豪分浮财，标明红军所为;及时收兑苏钞，保护群众利益;严格带路规定，解除后顾之忧;和气公平交易，往往多付银钱;沿途扩充红军，壮大革命队伍;安置重伤病员，保存革命力量;切实保护民房，谣言不攻自破;强调民族自决，结成民族联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方式虽有别，但目的却相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以便能顺利完成战略转移、宣传革命真理、最终北上抗日。本文试谈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民族联盟，旨在抛砖引玉。

　　1934年11月，随着中央红军不断向西战略转移，长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1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湖南蓝山发布了长征以后首个民族政策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作了工作准备，强调：“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宝贵的，政治部对于这些分子在生活上、政治上、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

　　1934年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广西全县(1959年改称全州县)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内容涉及到提倡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与其订立政治、军事联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国民政府和军阀的种族歧视政策，在少数民族中宣传共产主义等诸多方面。其中，在《指示》中强调：“瑶民(或称瑶子)、苗民(或称苗子)等是散布在广西、贵州、湖南西部、云南等省的弱小民族，总的人口不下千万。他们历来受着汉族军阀官僚地主商人财富老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剥削，这促成了他们对于汉族的民族的仇恨，与他们内部的团结。”“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与瑶民的彻底的民族自决权(通俗些说，即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汉人不得干涉，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争取瑶民弱小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这一基本主张，各级政治部必须照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订立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

　　1934年12月12日，红一军团转战至贵州省黎平县飞地牙屯堡(1951年划归湖南省通道县)，开始进入黔东地区。据《红军在黔东南》载：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黎平洪州分县牙屯堡的一块油茶树山地里，向中央警卫团(即政治保卫团)的指战员作报告。他谆谆告诫大家，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后，我们既要遵守群众纪律，又要执行民族政策。历代统治者称贵州为蛮夷之地，居民多数是少数民族，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少数民族的礼俗不尽相同，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在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

　　12月24日，李富春在贵州剑河县签署《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切实保护好少数民族利益。其中指出：“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

　　其实，早在1934年7月，红三军即颁布《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要建立民族联合：“联合苗族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的压迫;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承认他们有同中国脱离，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国家的权利，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和脱离苏维埃联邦;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住居在苏区的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

　　根据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文书林伟所写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得知，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长郭天民曾给琴松(今贵州黔东南剑河县岑松镇所在地)一刘姓土豪修书一封，清楚表明红军只是为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反抗日本侵略而取道北上：“十二月二十一日，阴天。今天我军团在这个贵州苗族人民众多的剑河县城休息一日。军团政治部进行扩兵工作，经过宣传，就有苗家青年160人参加了红军，编成了一个新兵连。……十二月二十二日，晴。清晨就出发，整天沿山区小路前行，这一带都是苗族区域，爬山走小路，天气寒冷。一路上战士们惊异地望着那些拥挤在道旁的苗家干人，他们穿的褴褛不堪，房屋也是凋零破旧，竹片和草篷的。下午四时我军进抵琴松镇宿营。这里是一个苗族大市镇，约有五百户人家，这里有一个苗民秀才姓刘的，为这一带最大的土豪劣绅，又是民团团总，很反动，有团丁上千人，枪有三百多枝，据说还有机关枪二挺，闻我军到剑河时，昨晚即亲自率领民团上山扼守南门寨(这是苗家抵御军阀官兵入境的城堡)，地势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过，号称‘一人守关万夫莫敌’。我们进入镇内宿营后很快就调查了这一情况，同时我们到镇远去唯有走此道路不可，首长考虑到为顺利使我军按指定时间内占领镇远，不为途中这些反动地方武装骚扰所耽搁，花去了四十圆银币请了一个汉民送信给那个刘秀才，藉以劝说和平过境。郭参谋长起了一个草稿，要我用毛笔书写在八行一篇的信笺上面，信中说：

　　刘老先生勋鉴：

　　迳启者弟于今日率部由剑河出发，于下午四时进抵琴松。久闻先生为台拱苗族人民领袖，待人温和，斯民景仰。汉苗民族，同我中华素来和睦。敝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军队，为拯救祖国，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此次北上，取道贵境，本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推翻欺压我瑶、苗、夷、侗四个少数民族之国民党反动派，本一贯之主张，肃清我国民族败类，拯救我苗夷同胞。闻先生惶恐，未悉我军政策，乃误会率众兵丁扼守南门寨，以图阻止敝军前进，弟日前曾有尺素，闻仍未悉，今将再修书前来，谅先生洞察实情，盼望今晚来弟处一晤，共谋大事，并望为弟觅得熟悉向导，帮助带路，今后夺取大城市，没收卖国贼的金银财宝，定予重赏，切不食言，专函怖悃，不禁依依，把笔搁置，无任神望，顺致安康。红军第四军军长黄魁政委陈蒙。古历十一月十六日晚十九时于琴松军部。”

　　最后，虽然红九军团与刘先生没有达成直接的民族联盟，但这封信肯定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相当的震慑作用。据林伟著《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载：“通过南门寨时未发生任何情况，一路无事。我们经过南门寨时巡察了这里的地势，确实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折叠式坡形上山，如有守兵确实很难攻取。但不知道这个苗族秀才、猾奸的老家伙，不知为何弃守撤逃，也未回信。中午时分我军已顺利经过了这个著名的险地，于下午五时安抵金铺镇。晚上就在这个镇上宿营。”金铺镇即今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金堡乡所在地。

　　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后直插云南，红军主力后分南、北两路西进。途中，4月10日的《红星》报登载了《注意争取夷民的工作》一文，指出：“不打夷族的土豪，对于夷民群众所痛恨的夷族土豪，也要发动夷民群众自动手的来打。”该文揭露了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隔阂政策，号召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起来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红军长征追踪?上》、《瀑乡镇宁的红色往事》)等书记载，现将红三军团与陆瑞光订立联盟情况简述如下。

　　1935年4月中旬，中央红军右路军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指挥下，转战来到镇宁。镇宁地处滇黔通道的要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当地少数民族长期以来饱受滇、黔军阀纷争的蹂躏以及当地官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曾多次自发地武装起来，进行抗兵、抗粮、抗捐斗争，形成了陆瑞光、王仲芳等大小若干支地方武装，割据镇宁、紫云、关岭、安顺、贞丰、王母(今望谟)交界处的大片区域。其中，陆瑞光拥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控制六马、沙子沟等地方圆数十里的地盘，成为镇宁、关岭、紫云等县地方政府奈何不了的一方强豪。镇宁人陆瑞光，布依族，生于1901年。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组织农民武装，成为劫富济贫、保卫家乡的农民领袖。1929年，率领镇宁等县边区农民1000余人，进行武装抗暴斗争，被称为“四大天王”之首。

　　红军要西进，须通过陆瑞光控制的六马一带。红军先遣人员向陆瑞光等人做统战工作，宣传党和红军的纪律政策。1935年4月16日，红三军团转战到镇宁沙子沟、弄染一带。这里是布依族、苗族聚居之地，地势险要，居住人家多。若处理不好民族关系，强行通过这里，有可能会发生武装冲突。红三军团首长亲自登门拜访陆瑞光，耐心细致与他交谈。陆瑞光深受感动，盛情款待红军首长。席间，他向彭、杨诉说少数民族在反动派统治下的疾苦，介绍镇宁等地情况;彭德怀、杨尚昆等指出中外反动势力的存在，是各少数民族群众饱受苦难的总根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制造民族矛盾，挑拨离间，让少数民族之间自相残杀、最后两败俱伤的阴谋。陆瑞光深受启发，认识到受压迫的民众只有团结起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推翻反动统治;接受革命真理，并与红军首长签订了《反对蒋介石、反对王家烈、反对犹国材及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协定》，还请求红军派人帮助他。于是，红军赠给陆瑞光一面红旗、36支步枪及一些武器弹药，并留下12名指战员和伤病员，以开展敌后武装斗争。17时30分，彭德怀、杨尚昆给军委发去一封工作汇报式的电报：“沙子周(沟)百数十里，有夷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王、犹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一批工作人员。”此后，红军顺利通过了六马地区，来到北盘江边。4月17-18日，中央红军在分别从贞丰县坝草、白层、者坪3个渡口架设浮桥渡过北盘江;随后，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的县城。4月23日，以红一军团为左翼，军委纵队居中，红三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殿后，迅速向云南省曲靖县境的黄泥河及其以西地域前进。24日，红军先后从兴义县威舍离开今贵州黔西南州境，过黄泥河进入云南省平彝县(1954年改称富源县)，向沾益、白水、曲靖一线集结。

　　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一些红军伤病员先后被杀，陆瑞光等人率队伍到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投奔红七军，中途受阻后仍退回弄染。1936年初，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成员秦天真等人同意，陆瑞光与方武先在镇宁、关岭、紫云三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当局视陆瑞光等人为心腹大患。1936年12月，军阀逮捕了陆瑞光，并派兵血洗弄染，方武先等人牺牲。陆瑞光被捕后，面对酷刑与威逼利诱，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937年，被杀害于贵阳，时年36岁。1989年，国家民政部批准陆瑞光为革命烈士。1997年，杨尚昆为镇宁县题写了“陆瑞光纪念馆”几个大字。

　　综上所述，在长征的民族联盟中，虽然人们耳熟能详的仍是彝海结盟，但弄染结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从时间上看，彭德怀与陆瑞光的弄染结盟比彝海结盟要早一个多月;从革命意义上来说，陆瑞光与小叶丹一样，都是为红军北上抗日打通道路，使中央红军得以顺利通过民族地区，避免了可能的民族冲突，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再从红军离开后的革命活动看，两人都在红军伤病员的指导下开展了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弄染结盟记载了红军和少数民族的鱼水情深，见证了党和红军民族政策的成功运用。

　　显而易见，长征中红军的民族联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新中国建立后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弄染结盟是少数民族对红军爱戴的表现，是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是贵州各族人民特别是镇宁布依族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贡献，增进了民族感情，消除了民族隔阂，给艰难的万里长征增添了传奇的一笔。毋庸置疑，长征中的民族联盟不仅避免遭遇当地少数民族武装的袭击，使红军赢得时间顺利通过连敌人都估计有难度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也在民族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点燃了各少数民族革命的星星之火，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红军是各民族自己的军队”，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