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下的记忆(上)

——父亲及贵阳煤矿鹅颈冲

□文/图 李 芳

　　鹅颈冲马鞍山因双峰耸立，形同马鞍而得名。当年，贵阳煤矿家属区就分布于山脚下，它是附近最高最大的山峰，也是我童年时代“挖折耳根”、“采兰草花”等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它见证着贵阳煤矿昔日的兴旺……

　　1957年7月，省工业厅决定开发地处贵阳市北郊与修文县交界的鹅颈冲煤田，并接管了原修文县工业局主管的鹅颈冲煤窑，于此成立“贵州省贵阳煤矿”，为省直属企业。当年，我的父亲李绍奎随原苍坡煤矿百余人调到贵阳煤矿，参加筑路掘进等初创工作。贵阳煤矿首任党委书记陈德明是由仁怀县委副书记调任的，各地调来的工人借宿在鹅颈冲、猫跳石、摆茅等村寨农户家中，直到煤矿成型出煤，才逐渐修建职工宿舍，借宿在附近农户的职工及家属才分批迁入。贵阳煤矿在鹅颈冲寨侧设立矿部，修建了两层砖木结构的矿部大楼，一层砖木结构的职工医院及部分职工宿舍，后来称为上片家属区。矿部、医院、职工宿舍均为红砖红瓦建筑，与当地农房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能住进上片家属区的都是矿部干部及家属。随后，又在马鞍山下滴水岩修建职工宿舍，称为下片家属区。下片家属区均为木架茅草房，墙壁是用竹片编织糊上一层黄沙，再刷上白石灰而成，长长的一栋房子内分二十多间，如同“鸽子笼”，居住的都是一线矿工及家属。1958年春，我的母亲卖掉狗场(今金阳新区附近的金华镇)三铺街上的房子，带着我的大姐、大哥举家搬迁到马鞍山下的家属区与父亲团聚。二哥和我及妹妹都出生于这里，这里即成为我们兄妹的“衣胞之地”了。

　　一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败落的小地主家庭。祖父嗜赌，又吸食鸦片，做“袍哥”中的“饭甑子”大爷。祖母周氏是毕节海子街富户周祖福的“大小姐”，嫁给祖父后，祖父把家中的祖遗财产“败个精光”，也无颜再求娘家资助。大约是在1924年3、4月间，父亲半岁时祖父病逝于清镇县蔡家水。可怜而坚强的祖母就用一张狗皮背起我的父亲到平坝、清镇等地帮人为生，苦节抚孤，霜居而终。父母成家后，夫妇离乡外出谋生，最后落脚狗场三铺街上。1943年，父亲到贵阳筑东煤矿翁井当矿工。解放初，父母在翁井附近的三铺街上分有田土及住房，我的大姐和大哥就出生于三铺。父亲当了民兵，参加“清匪反霸”。随后回矿(改称“国营贵阳苍坡煤矿”)继续工作。

　　父亲调入贵阳煤矿后，旋即被矿部派往赫章铅锌矿和遵义学习井下及地面爆破技术，矿里与父亲一同去培训的有陈福清、李子刚等人。1959年12月培训结束，即由贵阳市公安局颁发《贵阳市爆破员工执照》。父亲回矿后担任爆破员，从井下掘进到地面修桥筑路岩石爆破，绝大多数都由父亲及同去培训的爆破员操作。由于父亲胆大心细，从事爆破工作以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但也闹过许多惊险。有一次，父亲在矿井掘进头装好炸药后，牵线外出，清场中有一位矿工在煤船子中睡着了，没有听到撤离的叫声。父亲虽然把电线牵到起爆点上，总觉得心里“不舒服”，又再次回头巡视，才发现这名熟睡的矿工，吓得父亲一身冷汗。如果父亲粗枝大叶，这名矿工就要“牺牲”了。又有一次，父亲装好炸药引线外出后，再次回掘进头巡检，有一位刚入矿工作的青年人没有见过起爆器而好奇，悄悄拿起起爆器胡乱拨弄，幸被周围的老矿工及时发现而制止，父亲才幸免于难。爆破员这个职业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哑炮”、“瞎炮”的处理，不小心就会伤及自己。矿上一位姓陈的矿工就是处理“哑炮”时，不小心引燃炸药而被冲成“黑脸”，造成终生伤残。过去，矿上还流传着“黄聋子”的一个令人悲痛的故事，许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大笑话来摆谈。黄老者耳朵有点“背”，有一位爆破员把电线牵出爆破点后，到掘进头去巡视，发现起爆电线拉得太紧，遂向外呼喊“放线”，而“陈聋子”听成了“放电”，扭动起爆器而将爆破员炸死。而父亲经常对家人说：“井下放炮是‘血盆里抓饭吃’，回到家里来才能说过了一天呀”。

　　贵阳煤矿在陈德明书记的带领下，生产与建设并重，矿部修建立了大会礼堂、职工医院、职工食堂、职工澡堂等生活配套设施，还在修文县境小河沟开办新井。鹅颈冲矿井1959年正式投产，当年产煤22万吨。1963年，矿部由鹅颈冲搬迁到小河沟，并在修文茶田开办新井。在小河沟、茶田工作的矿工住的多是单身宿舍，鹅颈冲仍然是矿工家属的主要聚居地。“文革”以前，贵阳煤矿就在鹅颈冲办起了子弟学校，矿工子女均在此就学，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子弟学校读的小学和初中。鹅颈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兴旺，居住的矿工及家属就有近两千人，贵阳煤矿仍为当时最大的省属煤炭企业。地方商业局、供销社、粮食局在鹅颈冲上、下片家属区设有商店、粮店及自然形成的菜市场。通往上下家属区的公路两旁安装有路灯，家属区夜晚灯火通明，还装有高音喇叭，早中晚准时播放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等节目，有时还插播矿部的紧急通知、重大决定等内容。省、市运输公司的运煤车辆白日夜晚络绎不绝，真是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省黔剧团等许多文艺团体曾在大礼堂演出过，矿部文艺队还在大礼堂排演“样板戏”，还经常放映各种电影，还在这里吃过“忆苦饭”，开过“批斗会”。

　　“文革”中，贵阳煤矿更为“热闹”。矿上有“四一一”等造反派组织，两派曾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父亲一直留在鹅颈冲矿井工作，被“革命群众”划为“保皇派”，我的大姐在子弟学校参加了“造反派”，父女俩在家“辩论”。大姐说：“陈德明(矿党委书记)、罗百金(当时的矿长)是反革命当权派……”而父亲则说：“我和罗白金从苍坡矿上就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来，他是什么反革命我还不知道?……”。在争辩中，父亲气愤不过，拿起他吸烟用的长烟杆打了大姐一顿。而矿党委书记陈德明的命运更惨了，陈书记平时没有什么“官架子”，与矿工同吃同住同下井，与矿工们共同攻克遇到的技术难题，为人谦和，同父亲也较为熟悉。不论是在小河沟、鹅颈冲，老工人们都认为“陈书记是个好人”，不愿去揪斗他，而造反派把他弄到省城贵阳、修文县城等地去“大批大斗”，手臂被打断，回到家里，他的爱人陈妈妈胆小怕事，没有及时照顾到丈夫，陈书记只得在悲愤中上吊自杀了。矿上造反派曾组织“革命积极性高”的矿工及家属到贵阳城里去参加“攻打黑大楼”的行动，狼狈地大败而归。在鹅颈冲曾自制手榴弹等武器，因技术不过关，炸死“自己人”而作罢，还在上下家属区之间的团山上修筑碉堡。我们儿童时还到翻沙车间去拾手榴弹的沙模来玩，但不敢上碉堡周边去。当时有位姓戴的湖南籍矿工当上了“政委”，“戴政委”每天都背起一枝冲锋枪，在矿区巡视，威武得很，大人小孩都“怕”他，小孩子们更不敢上他办公的碉堡周围玩。后来“戴政委”因带队打死了当地的农民，被判刑坐牢去了，这种“热闹”也就消停了下来。

　　贵阳煤矿鹅颈冲虽然经历了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生产还是照常进行着的，后来还派驻了“军代表”，在矿上驻得最久的是一个姓马的团级老军人，人称“马政委”。也有两位年轻的，其中一位南京籍的“军代表”还在矿上娶了老矿工谢××的女儿为妻，还“培养”其岳母入了党。父亲是“文革”前在矿上就入了党，因没有文化，嘴又笨，又不会逢迎干部，更不会去“跟风”整人，各种运动来了只会去“听会”，走马灯式的各类领导就不会“沾”上他而落得“清闲”。他除了上班，下班后就去滴水岩造梯土，种瓜种豆种菜、喂鸭补贴家用。在工作上，父亲从不马虎，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又肯帮助他人，人缘较好，许多人都乐意把“优秀”、“先进”之类的名额让给了他。那个年代，获得“优秀”、“先进”之人，除了发给一纸“奖状”之外，奖品多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等“红宝像”、“红宝书”之类的东西，我家里后来收存了一大箱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