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会议确保中央红军转兵黔北

□张中俞

　　历经无数的牺牲和奋斗，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央红军终于在1935年9月确定了不再变更的战略转移目的地——陕北。中央前后共定下7个长征终点，这是痛苦而艰辛的决断，是其间6次调整的结果：湘西(长征初期，“三人团”确定)→川黔边(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确定在黔北;31日到次日的猴场会议则提出入川南)→川西(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确定;4月29日军委又重申)→川滇黔边(1935年2月5-9日，扎西会议确定)→川陕甘(1935年6月28日，两河口会议确定)→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确定)→陕北(1935年9月28日，榜罗镇会议确定)。本文通过回顾中央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来谈当年红军一波三折的转兵黔北过程。

　　长征初期：离开江西去湘西

　　由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指挥，加之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中央苏区军民虽然浴血奋战一年，但仍未能打败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面对不断丧师失地而日趋恶化的军事形势，8.7万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中旬开始“西征”(后称“长征”)，计划离开江西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相继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战略意图，投入重兵在湘江以东地域构筑了更为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为“另造苏区”本应衔枝疾走，但“举国大迁移”的西征却使中央红军前进缓慢，龟行蛙步，错过了渡江良机。无奈于11月底12月初，在广西省东北部与各路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结果，虽成功突破湘江防线，但中央红军却惨胜如败，由长征出发时的8.7万人减至3万多人。这使红军指战员越来越对革命前途感到迷茫，对“左”倾领导益发不满。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顶点。”

　　通道会议：战术转兵去湘西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了湘江，向西延区(今资源县境)及越城岭前进。12月4日，军委决定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的先遣旧路北上湘西。8日，中央红军进入广西龙胜县，军委二局截获敌电获悉：蒋介石已集结四五倍于红军的兵力，布防于通道以北的城步、靖县、武冈、会同等地域，意欲将红军围歼于北上湘西的途中。若红军继续北上湘西，一场实力悬殊的决战在所难免，这无异于“坐着烂船下险滩”。是硬闯第五道封锁线，还是转兵以避其锋芒?

　　11日，中央红军在历经桂东北10余天的艰难转战(伤病满营、士气低落、地形崎岖等)后，红一军团第2师第5团占领通道县城。12月12日，军委两个纵队到达今通道县芙蓉村。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部分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红军战略方针、行军路线等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李德坚持北出湘西，毛泽东则主张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进行“战术转兵”——借道黔东去湘西，事实上开始了中央红军转兵黔北的进程。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非战略“转兵”。

　　可见，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达成一致，但为尔后黎平会议调整战略方针，作了必要的准备。改变行军路线的通道转兵，挽救了劫后余生的3万多中央红军，也为日后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不去湘西去黔北

　　12月13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湖南通道向贵州黎平前进。15日上午，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攻占了黎平城(入黔第一座县城)。18日，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在黎平城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其意见则由博古带到会上。

　　会议表面是就继续西进贵州还是北上湘西展开激烈争论，实质却是集中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最后，会议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先西进贵州黎平、锦屏，后北折黔东去湘西的意见，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继续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第一，确定了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将战略方针由“离开江西去湘西”改为“不去湘西去黔北”，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③第二，使中央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具有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作用。长征初期的接连受挫，使部分指战员思想迷茫，进而出现了一些非战斗减员;有少数对革命还抱有信心的人则怀念“井冈岁月”，主张打游击。对看不清革命出路的人来说，失败→悲观→游击→减员也属顺理成章。因此，为重树信心，会议强调“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坚决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第三，不以歼敌为主要目标，一切为了挺进“遵义地带”，会议决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第四，开始限制“三人团”军权。会议“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19日，朱德、周恩来要求“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这是几年来军委首次认真地向未到会的军委委员征求意见，表明中央决心发挥军委和政治局的领导作用。

　　周恩来在1943年的《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陈云于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西征时说：“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

　　12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离开黎平，按照军委部署向黔北进军。一路攻城拔寨，顺利通过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等县境，扭转了被动态势。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时说：“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显而易见，黎平会议确定的“不去湘西去黔北”迈出了转兵黔北的实质性一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起点!

　　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签发了《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第一，红军兵分两个纵队(三军团、军委纵队、五军团为左纵队，一、九军团为右纵队)向黔北进军。第二，军委规定各部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前，用正常速度行军，旨在骄纵敌人，给国民党军形成红军仍在北上或西进中徘徊不定的错觉。第三，电令红二、六军团在常德一带积极活动，调动湘敌，以造成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假象。第四，电令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中央红军向西北前进时，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21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旨在加强对指战员进行政治局决议的解释、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等工作：第一，指出中央红军总方针为“转移作战地区创立新苏区根据地”，当前的伟大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区”。第二，要求各级政治机关的政工人员做好政治局决议的宣传解释工作。第三，“必须坚决的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悲观失望情绪，和生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猴场会议：强渡乌江奔黔北

　　1934年12月31日下午，军委纵队抵达瓮安猴场。博古、李德等仍对黎平会议决议持不同意见，主张在乌江南岸打游击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寻机东进去湘西。周恩来于1972年在一次党中央会议上指出：“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

　　为克服“左”倾错误，确定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后的行动方针，12月31日至次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就北渡乌江还是东进湘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⑦：第一，重申黎平会议决议，确保了中央红军转兵黔北的最后实现，成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从而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中央红军的梦想化为泡影。“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显然，如果“左”倾领导人在猴场会议“翻盘”，中央红军将被迫重去湘西，中国革命恐将因此而失败。第二，进一步限制“三人团”军权。会议要求“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标志着“三人团”进一步分化，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已经决裂，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三，继续整编。为提高基层连队战斗力，会议决定“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

　　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在茶山关、江界河、回龙场等处强渡乌江成功，向着预定的战略转移目的地——遵义前进。刘英于1995年回忆题词道：“突破乌江天险，打开通向遵义的胜利之路!”

　　占领遵义：转兵黔北的实现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智取遵义城，最后完成中央红军长征的转兵黔北。15-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20人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下列主要决定：第一，调整中央红军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⑧第二，取消“三人团”。第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第四，指定洛甫起草会议决议。1943年，张闻天说：“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2006年，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综上所述，黎平会议改变战略方针、限制“三人团”军权，猴场会议维持转兵黔北决定、进一步削弱“三人团”军权、动摇“左”倾中央统治，遵义会议调整战略方针、取消“三人团”、基本结束“左”倾中央领导。

　　关于转兵黔北，史学界有通道转兵、黎平转兵、通黎猴转兵等几说。但不管是哪一说，也无论是战术转兵还是战略转兵，转兵黔北总要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或某次会议上便可解决。通道转兵是量变，黎平转兵是质变，而“完美收官”却是在猴场会议上，否则还是“只差一步到罗马”。可见，转兵黔北经历了通道会议事实开始、黎平会议正式确定、猴场会议维持的过程。其间，逐步否定“左”倾军事路线，接受毛泽东正确主张。笔者以为，要避免内耗，必须统一宣传论调，不要过分强调畛域观念，不宜提什么“如果没有通道(黎平、瓮安)会议，就没有遵义会议”，这不利于反映历史全貌。你能说“如果没有红军长征，就没有通道(黎平、瓮安、遵义)会议”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和时间先后吗?若按照这种逻辑发问，如何应答“若过不了湘江，大家岂不全泡汤”?

　　抚今追昔，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转兵黔北，是在与“左”倾错误作坚决思想斗争、与国民党军队作激烈军事较量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通道会议虽然接受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并开始了事实上的战略转兵，但尚未改变原定战略方针;使红军得以避开国民党军的第五道封锁线而突然转兵贵州，暂时摆脱被动状态。黎平会议虽然确定了新战略方针，开始了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但李德等人仍念念不忘去湘西，“左”倾错误仍较为严重地影响着党和红军的行动;黔军等布置以清水江、沅江为依托的第二道防线，企图阻止红军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一会跨两年”的猴场会议强调径趋黔北，使中央红军得以摆脱国民党军队即将在乌江地域形成的合围，并彻底放弃去湘西的原定战略方针;基本上结束了“左”倾中央领导人的军事专权，并决定在会后立即强渡乌江。综观突破湘江到强渡乌江这一个月(1934年12月初至1935年1初)，党中央召开的这三次会议各有侧重而又互为补充，“左”倾中央领导人的错误主张逐步遭到批评和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所接受，最终对中央红军战略转兵黔北，对遵义会议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都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