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虽位卑未忘忧

——坚持寻找纪念塔的著名学者刘隆民老师走了

□梁茂林

　　惊悉刘隆民先生辞世!悲痛中，首先联想到的是，现有地名而已无塔的贵阳纪念塔，刘隆民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为恢复它，奔走了近40年。我出生在山西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从1959年起，在贵阳已有57年，贵阳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是刘隆民先生等学者对我关爱备至。正是这种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鞭策，才有了今天我的一切。特别是刘老师挚爱这片热土，并将余生奉献给贵阳的言行，促使我撰写《贵州草鞋兵》面世。

　　2010年11月12日，《贵州政协报》编辑田野在A3版刊发刘老师文：《寻找纪念塔》，文中回顾了刘老师为寻一张纪念塔的照片，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寻访抗日将领王景渊、李祖明;解放军四野的随军记者申明华，多次到省市档案馆查询，到纪念塔 附近住户陆志新等家寻访，翻阅了历年的《贵州文史资料》、《贵阳文史资料》、《南明文史资料》、《贵阳百年图鉴》、《贵阳老照片》等，但都没有找到。刘老师无意中在河北出版的月刊《文史精华》中，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在抗日战争中，按当时各省人口与出征将士人数比例计算，广西八分之一，贵州十二分之一，四川十八分之一。这个数字说明，贵州各族人民参军参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突出贡献。2010年9月3日，《贵州商报》记者刘钰银在A10版刊发采访抗战史专家级作家，即《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作者余戈、《战场上的蒲公英》作者黄晓峰，两作者共同认为：“抗战，哪有恶仗哪就有贵州兵。”刘钰银记者以此为题，用整版报道了对两位作家的采访记。

　　刘老师在文中讲的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大该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清明节前后，“路过纪念塔时，我们跟着大人们挂青回来，看到一个衣不蔽体的‘叫化子’，把乞讨来的饭菜，摆在塔前虔诚祭奠。当时我们还不到十岁，不能理解祭奠者的那种神圣的哀思”。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南京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话中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意味着重犯”。“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失弗谖，祈愿和平”。这些事和这些话，使我理解了刘老师坚持恢复贵阳纪念塔的深意。刘老师在《寻找纪念塔》的结尾时说：“我，不是在寻找哪一个具体将士包括塔的主修者的功绩，而是在寻找那些以身殉国、马革裹尸的贵州抗日英灵，寻找贵州人民艰苦卓绝、不畏强暴，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抗日精神。这些在民族存亡关头同日寇以死相拼的将士，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大众，我们应永远铭记他们为国捐躯的壮举，不忘国耻，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鞠躬尽瘁”。

　　刘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增加了搜寻贵阳纪念塔文献的自觉性，现在对纪念塔的由来，基本上弄清楚了。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全民国防教育办公室编的《贵州百年英烈谱》，2015年8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第130-132页为《102师抗战英烈》专题。该书介绍了陆军102师参加抗战的经历，在书中最后段说：“102师官兵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1942年(应是1941)，该师在贵阳大南门外新华路口与南厂路交叉处，建立了一座‘国民革命军第一0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表彰抗日殉国的将士”。(见书132页)陈敏尔同志2015年9月6日在贵州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抗战中涌现的贵州英雄。……由黔籍将士组成的102师参加淞沪、徐州、武汉、南昌以及长沙会战后，全师仅存官兵不足1000人，牺牲12000人。”(见《讲话》第4页)

　　贵阳纪念塔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十六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民国期间，贵州省内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建立的只有这一处。1941年5月27日，贵阳《中央日报》3版发消息，报道纪念碑落成。由金磊主编的《抗战纪念建筑》2010年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附录2：《抗日战争现存重要史迹建筑及纪念地统计表》中，第159号为“贵阳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见该书第411页)，正因为该书白纸黑字说贵阳纪念塔仍存在，纪念塔地名仍在用。许多外地人不了解情况，纷纷到贵阳寻找纪念塔。这些事实说明，恢复贵阳纪念塔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刘老师，您安息吧!我们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恢复纪念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