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情趣皆有缘

——我与湘籍革命先驱罗汉的史料整理

□李 芳

　　今年九月，应湘籍革命先驱、早期中共党员罗汉先生的故里——浏阳市小河乡之邀，我与罗汉儿媳赵松泽老师及好友熊堂滢、田野一行赴湘参加罗汉同志生平事迹座谈会，参观了罗汉纪念馆，并与湖南、海南两地党史学者进行交流，再次与《走读浏阳罗汉》的作者——浏阳籍著名作家胡玉明先生相聚于罗汉故里，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被历史封尘了半个多世纪的罗汉先生终于魂归故里，得到乡人的敬重，可谓功德圆满。革命情、亲人情、朋友情汇聚一块，真乃万般情趣皆有缘。

　　对罗汉的关注缘起

　　2003年春节，我到亲友熊堂滢(时任贵州省总工会财贸工会副主席)家中去喝酒聊天，当谈到国民革命军的战斗系列等话题时。熊问：“你知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罗汉这个人否?”我答：“在《周恩来选集》一书中看到过这个名字”。熊说：“罗汉的儿子叫罗南，在我们省总会工干校当老师，曾找过我，要求落实他父亲的政策问题”。

　　此事的原委是这样的：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熊堂滢调省总工会组织部负责平反落实政策的收尾工作，处理过几件棘手的老案，得到工会组织及受屈职工的好评。一天，省总工会工干校教师罗南“慕名”来到工会组织部办公室，向熊堂滢反映他父亲的历史情况，以及他们受其牵连，遭受歧视和迫害，要求组织给予平反。并说“乘邓妈妈(指邓颖超)还在，了解罗汉的情况。假如邓妈妈走了，就没有人为罗汉说话了”。后来，罗南也提供不出他“被处理”的依据，此事不了了之。但在熊堂滢的心中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记。

　　经熊堂滢与罗南老师联系，并于2003年8月30日陪同我一道走访罗南、赵松泽夫妇。罗南老师向我介绍了他父亲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是陈独秀的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人在一起。回国后参加国民革命，曾担任过笫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奉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与李侠公是同学好友。回来后就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派”分子(又称“托陈取消派”)。曾与李侠公同去延安，要求中共安排工作，至西安得到周恩来“暂缓延安之行”而返。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技术委员、少将等职务，1939年重庆“5·3”日机大轰炸中罹难。罗南的父亲去世后，国民政府还给家属发放抚恤金，由李侠公亲自领送到其家中。由于罗南夫妇知道我与李侠公家的宗亲关系，访谈也就无顾忌了。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共受苏联“肃托”的影响，陈独秀及中国托派被视为“反动派”，其家属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随着中共对陈独秀及苏联“托派”评价的改变，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逐步解密而还原真相，罗汉等早期中共党员的名字才逐渐“脱敏”而显露出来。

　　艰难的搜寻历程

　　根据罗南老师提供的线索，我查阅了罗汉经历的重大历史背景材料，诸如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国民革命军的组建、苏俄留学热潮、中国托派的形成与消亡，以及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卜清泉等人传记及回忆文章，从中寻找罗汉的踪影。

　　有关罗汉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我在北大学生罗章龙晚年撰写而刊发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的《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找到其记载，又在东方出版社内部出现发行的《现代稀见史料丛书·我的回忆(张国焘) 》得到印证。罗章龙、张国焘当年都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他们后来参加了中共，对罗汉其人的了解不会陌生。我又到图书馆借阅有关陈独秀传记及书信，查找到罗汉与陈独秀的交往情况。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留学苏联及参加托派活动，我在王凡西《双山回忆录》、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寻得一些记载。同时，阅读《中共党史人物传》及《炎黄春秋》等杂志，可谓“大海捞针”。

　　我将所获得的罗汉资料碎片整理出来后，亦在熊堂滢的陪同下再次造访罗南老师，询问一些细节。如罗汉是湖南浏阳什么乡镇的人?他的出生时间?老家还有些什么亲人?等等问题，罗南老师都不能回答，他的母亲方志强亦没有过多的告诉他。在罗南老师口中没有找到答案，我曾去找过李侠公的夫人姜曼维老人。姜老说：“罗汉，我们都叫他罗大哥，他的年纪应该比李侠公大。是哪一年生的，我们都没有过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浏阳什么地方的人。罗大哥为人热情，又肯帮忙，是个好人呀!”

　　2006年8月13日，我再次电话与罗南老师交流，进一步核实一些史实，罗老师在电话中哭泣起来，说道：“我的父亲终于有人客观的评价他了，我是一个不孝子，不了解他的许多情况，我惭愧呀!”罗南老师的悲恸动容也是事出有因的，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他曾恳求母亲告诉他父亲是怎么回事?母亲沉默无语(她也无法回答)。他加入民主党派，希望党派出面落实他父亲的问题，并向其中央递交申诉材料。一天，其党派中央一位“要员”来贵阳召见了他。他满腔热情，迎来一顿呵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父亲给他们留下的除了一串莫名的灾难之外，还有什么呢?从此，他对父亲讳莫如深，不愿再提及。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湘潮》杂志刊发了《从“五四”健将到“托派”骨干的罗汉》一文，揭开了罗汉尘封的历史面纱，引起其乡人对罗汉研究的重视。如果罗汉、罗南父子地下有知，亦可含笑九泉也。

　　故人友情有续篇

　　罗南1961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师范学校中文系，给王梦淹教授当助手。从《贵州日报》看到他父亲的好友、省民政厅厅长李侠公的名字，并从王教授口中得知李侠公家的居住地址。一天，他专程去省政府大院找到李府，不巧没有遇到李家人。便在门上留下：“侠公叔叔，我是玲玲，现由川大分配在贵阳师范教书，过两天我再来看您”的字条而离去。两天后，罗南再次踏进李府，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李侠公、姜曼维夫妇。侠公夫妇见到故友之子，甚为惊喜，含着泪花连声地说：“像罗大哥，像罗大哥……”。从此，侠公夫妇视罗南如子，关怀备至，罗亦常出入李府，许多年的春节都是在侠公家“团圆”。罗老师的母亲方志强来贵阳时，都要以故旧之谊去拜望李侠公夫妇。两代友情，延续至今。

　　李侠公对罗汉——“罗大哥”是很敬重的，交往亦较为密切。

　　罗汉罹难后，李侠公通过其兄李仲公(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安排罗汉遗孀方志强到禁烟委员会任科员，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检举，这也许是李仲公被蒋介石撤去禁委会主任的原因之一吧。罗南曾说：“仲公伯伯很喜欢我，我们同住重庆时，我到山上挖苦葱送给仲公伯伯，仲公伯伯就画兰花给我，对我家亦很关照。如果没有侠公弟兄对我们家的关照，我们的苦难日子还不知那天才到尽头呀!”

　　纵观罗汉一生，最辉煌的岁月，还是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时期，与国共两党要人建立了友谊，并为“北伐铁军”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为国家和民族作出重大贡献，可谓至忠。抗战时期，陈独秀走出国民党南京监狱后，罗汉与陈独秀交往频频，跟随陈独秀由南京迁武汉，到重庆，一路奔波，伴随其左右，后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照顾老师、原中共领袖陈独秀先生晚年生活，可谓至孝，其忠孝情怀是值得弘扬传颂的。

　　浏阳河畔魂归来

　　海南党史界的朋友通过赵松泽老师，要求我撰写一本《罗汉传记》。当时，我以史料不足，资料搜集困难为由，婉言拒绝了。没有想到，罗汉的乡人胡玉明先生接过这一艰难重任，沿着罗汉的生活足迹，一路走访，感悟罗汉人生。曾到海南，踏访“中共琼崖一大会议会址”，走访相关党史学者。曾到贵阳，与赵松泽老师和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功夫不负有心人。玉明先生在地方党政的支持与鼓励下，搜集大量的史料，结合实地访谈，撰写出《走读浏阳罗汉》一书。采取古今对照，虚实结合的蒙太奇手法，让逝去的先贤风范显现在人们面前。体现写“史”不脱史事，叙述庞杂而不紊乱的手法，可谓创新也。同时，玉明先生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走南访北，横跨数省，并完成四十余万字的传记文学作品，可谓用功之勤。这一点是出乎我的预料。

　　在玉明先生的奔走呼吁之下，湖南地方党政对罗汉的革命先驱的史事给予认可，玉明先生功莫大焉。如果没有玉明先生纵横捭阖，就不会有罗汉纪念馆等建设……

　　罗汉的家乡，没有忘记这位革命先贤，修纪念馆，开座谈会，为先贤树碑立传，弘扬先贤至忠至孝精神，这些更是出乎我及罗汉家人的意料之外。我作为罗汉老友李侠公的晚辈，有缘份为前辈故人作点微薄贡献，对此而感到无限欣慰。湖湘儿女为国家、为民族敢于担当精神令人敬佩!

　　万般情趣皆有缘，浏阳赤子魂归来。缘份在冥冥之中把大家凝聚在一块，让我们共同去珍惜这一份情缘，弘扬先驱者的浩然正气。正如胡玉明赠我诗云：“铭碑万古风云在，罗汉千秋淡墨香。是非曲直凭公表，长存浩气德声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