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由复旦大学，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举办的“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着“包含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坚守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曾 丹

　　近代贵州的儒学辉煌

　　“明、清之际，贵州儒学人才呈‘万马如龙’之势。”记者从省文史研究馆了解到，明清时期，黔中学子角逐于华夏科举场上，以“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状元)一探花”的惊人成绩，“媲于上国”，名噪京华，冠甲西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明代，七星关区域有毕节、赤水(废层台卫建)二卫。赤水卫卫学建于宣德年间，早于毕节卫。正统三年(1439)，毕节卫始建卫学，由毕节卫指挥唐谏请建，卫学建在虎踞山麓(今一中处)。各卫学设儒学教授一员、训导一员、经历一员。另外，明万历间兵备道陈性学在毕节卫青螺山建有青螺书院。毕节卫因建卫学较晚，无人考取进士。赤水卫考取进士4人(即:张谏、陈迪、朱谦、茅鈜),在全省109名进士中，占3.7%，且张谏还是贵州第一个进士。张谏于正统四年(1439)己未科取进士，历官顺天府(今北京)尹、太仆卿，为皇家股肱重臣。

　　明代，毕、赤二卫共考中举人75人。为了激励士子上进，明万历六年(1578)，毕节卫兵备道黄镆在城东嵩山(龙蟠岗)上建雁塔，凡春秋闱中举者，均刻名其上，流芳百世。雁塔象征士子如大雁展翅，腾达高飞。由此，明代官署重视儒学教育及其用心可见一斑。清初，七星关区儒学庠序仍延用明代卫学。顺治十八年(1661)，兵备道王鼎将卫学从虎踞山迁于城北长庆山之东北隅(今进校处)，并始设学宫(文庙)于此。康熙二十六年(1687)，撤毕、赤两卫置毕节县，把卫学改为县学，设训导一员。二十九年(1690)，知县方瑞合将县学及文庙再迁于长庆山正中(今市医院处)。三十年(1691)，知县方瑞合在城内建鹤山书院。三十五年(1696)，知县李曜在永兴桥右建松山书院。乾隆十四年(1749)，建教谕署于学宫右，建训导署于学宫左。道光中，知县鲁秉礼在百花山(今一小处)建文峰书院，后又在白果屯建曹伍书院。为了方便士子乡试，咸丰三年(1853)，知县沈西序上疏获准在县游击署右建考棚，考棚初建时有大堂三间、左右号舍十八间。同治七年(1868)，知县刘应升将大堂扩建为七间，并在龙门上添建奎星楼，添设东西辕门，及照壁墙一座。后又在守备署左建营童学馆。清代，除官学之外，民间还有叙永同知杨秀山疾归故里后与邑绅邱煌、冯云祥等耆老倡建的城东金钟山讲易堂，以及各乡里私塾、家学等学所。清代，官学蔚起、私学溢彰，儒学之风勃然兴起。

　　“贵州经济不算发达，但贵州文化并不落后。”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谭德兴在孔学堂讲学时，引用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对西南巨儒郑珍诗词成就的评价——“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他说，在经、史、子、集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的杰出人才还有张之洞、黄彭年、姚华、何应钦、曹顺华等，这些大家的存在，充分表明儒学在贵州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为贵州积淀了厚实的文化底蕴。

　　谭德兴教授根据史料统计，清道光至光绪年间，贵州进士313人，举人1781人，其中包括状元赵以炯、夏同龢。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的建立，贵州人功不可没。”记者从省文史研究馆了解到，贵阳人李端棻，为刑部左侍郎时，光绪22年上书朝廷，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并首次提出设置“京师大学堂”，两年后作为“北京大学”前身建立。同时提出学校设藏书楼、选派留学生等，被后人称为“北京大学首倡者”、“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近代贵州对儒学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符号，代表着贵州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值得后人了解和研究。”谭德兴教授指出， 贵州不乏近代教育的先行者，更有政治改革的先驱者。他介绍说，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出生在贵阳，兴义求学长大，毛泽东主席给予了“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的极高评价。教育方面，张之洞创办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和郑珍、莫友芝同村的黎庶昌，作为清朝外交家，历任驻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使馆参赞，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风情等，写成《西洋杂志》一书，“成为清代黔北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坚守传统文化的根

　　7月3日，由复旦大学，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举办的“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着“包含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针对儒学在当今经济社会建设、价值观的重建、文化复兴等多个方面的应用，结合各自研究领域，真知灼见，旨在呼吁大家积极动员起来，创新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上提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四个方面综合探讨和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的系列讲话充分体现了党的历史上提出的古今并用、推陈出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初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创新。该系列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考，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以掌握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大方向。

　　“儒学正面临着多元文明相互冲突、相互交融的新格局。”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谢遐龄认为，在这样的格局下，包含儒学在内的本土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要与其他文化相互磨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位领导人在著作和国家建设理念中有对儒家‘和’观念的阐发，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表达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与转化，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我们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相互尊重、相互磨合。但在磨合过程中，仍要守住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儒学长期作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社会发展一直起着巨大作用;在社会急剧发展、思想更加多元的当前，更应该重新梳理儒学思想，使之与中国当前社会的实际统一起来，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立足传统，辩识中西，让儒学作用于当下全球化重新构建价值体系的进程中。

　　立足中华文化的魂

　　2015年8月1日，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善蒙在贵阳孔学堂作了一场主题为“作为历史的儒学和作为生活的儒学”的讲座。讲座中，他对“儒”、“儒家”、“儒学”、“儒教”等概念进行了区分，然后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精神的角度阐释了“儒学”的文化内涵。

　　何善蒙表示，讨论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农耕文明这一特定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的生存主要依靠对时序的等待和掌握，并由此衍生出了讲求等待和圆融的中国文化。基于这一背景，他引出《说文》对“儒”字的定义:“儒，柔也，术士之称。”他说，这里的“柔”具有宽容、包容之意，“术”即“巫”，术士即是巫师，是指可以沟通天地的人。因此，所谓“儒”，其实是很早就有的一种职业。

　　“追溯历史，儒士其实就是做丧事的人，因为丧事最讲究礼节。”何善蒙说，但到了孔子时期，则强调道德，因此《论语·雍也》篇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则指道德低下者。他表示，也就是在孔子时期，之前的儒士发展到了儒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儒”这一职业的社会职责发生了改变，但道德礼仪这一核心一直延续，如《墨子·非儒》篇就说:“亲亲有术，尊贤有等。”

　　“儒学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内圣外王的问题。”何善蒙表示，一直以来，儒家讲究“内圣外王”，“内圣”即是个人自我的完善，完善之后需要表达出来，那就要建功立业，是“外王”，也即宋代张载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它以心灵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完善为主要目的。而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在仁、礼和中庸这三个方面，一直绵延至今。”

　　在前不久据悉的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员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以“儒家文化与现代伦理”为主题，兼及如何开展学术活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伦理道德的重建，已谈了几十年了。”贵州大学姜澄清教授认为，抛开儒学来谈道德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老师在政治课上讲，学生不听。儒家伦理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现实生活中“日常习用而不知”。前些年下乡，到苗族村寨去考察，他们虽不识字，但亲人之间，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极好，体现出儒家的伦理关系准则。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龚妮丽教授谈了前些年在北京参加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会议的感受，与会的许多人都是大富翁了，但精神无所皈依，内心痛苦不堪，其原因就是人伦关系的冷漠，所以，人不仅是消费动物。他们对我们中国的孝道很推崇，希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科学能带给人类充裕的物质生活，但科学是研究物质的问题，不能解决伦理问题，法律的强制手段，也解决不了，心病还需心药治。经济的发展，在短时间即可实现，但伦理道德崩溃后，恢复极难，需要个人、民间及社会各层面的努力。譬如现代独生子女对父母感情淡薄，通过读经，懂得孝道，对父母的感情也发生变化，亲情会更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