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交大迁福泉(上)

□易盛刚

　　19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唐山、北平相继沦陷，国立交大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在桥梁专家茅以升院长的带领下迅速西迁到湖南湘潭杨家滩办学，1938年11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日军进犯长沙，杨家滩离长沙只有一百多公里，学校人心浮动，已无法继续上课，交大师生被迫再次迁移。

　　迁往何处、如何搬迁等问题，这所称为中国的剑桥大学、为中国铁路交通(海陆交通运输)实业、中国矿业(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实业的培养精英大学，此时举办步维艰，流亡在大半个中国，难求一个安身之处。起初师生为了保住性命、保住学校师生安全，都来不及仔细商讨，只是打算迁往广西或云南等地。在没有明确具体迁移地点的情况下，从11月 17日开始，学校分批向广西方南迁转移。在南迁过程中，中共地地下党支部和交大民先队发挥了积极作用，学生自治会主席、民先队长戴根法和交大徐家增教授也出力不少。

　　在黔贵铁路路局校友的帮助，学校师生转乘火车到达了桂林。12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桂林，交大测量队驻地被炸起火，学校从杨家滩带出的有限的图书、仪器、档案及80余名同学的书籍、行李、衣物等损失殆尽，一位教授的儿子被炸身亡，师生处寒冷、饥饿、惊慌之中。为了躲避日机再次轰炸桂林，第二天又急忙离开桂林市区，到离市区约30华里的两江师范学校暂时躲避。因有不少同学已无行李物品，有行李的同学，尽可能地匀出自己的衣物向帮助其他同学，大家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在这困难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要师生要有信心渡过难关。12月7日茅以升院长召集大家谈话，他说：“我们学校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交大唐院一定会振兴的。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他还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会亡，唐山不会亡，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

　　在茅以升院长的鼓励下，全体师生继续西行，徒步向柳州、云南进发。路上荒草无胫，崎岖难行。晚上则在草棚、破庙、小客店里过夜。困苦凄惨，难以言状。尽管如此，师生们却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并得到了在湘桂线上施工的校友们的极大帮助，从而克服了各种困难。交大民先队沿途还经常引导同学活跃情绪，行进中组织同学们开展文娱活动，唱抗战歌曲，不时可以听见昂扬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等歌声。

　　12月5日人员全部到达柳州，已是数九寒天，在桂林遭日军轰炸衣物被褥被毁的大部分同学，处境十分困苦。伍镜湖教授出于对同学的关爱，提出预支他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为学生们添置衣物，竟遭会计拒绝。同学们一时情绪激动，此时茅以升院长正从桂林赶到。当即决定，对于没有棉衣、棉被者，每人发给10元，以便购买棉衣、棉被用以御寒。但迁移地点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学校当局提出迁云南玉溪、迁贵州两个方案，让大家讨论。大家认真分析：云南迁入高校较多，办学非常拥挤，且路程遥远;贵州高校较少，且路程较近，宜于迁往贵州。得到很多教授和同学的赞同，最后迁黔意见占据多数。接着，茅院长又火速赶到贵阳和重庆等地，一面取得贵州省政府支持，在贵阳得到福泉人谭克敏、谭叔谦、黄俊昌、刘儆予(刘民觉)等人大力相助，希望交大迁到福泉(平越)县中学(文庙)等处办学，一面取得教育部的同意。茅以升院长及时派其秘书石辛农等人到福泉(平越)察勘校舍联系，得到平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939年1月3日，茅以升院长回到柳州，向师生宣布新校址已经选定在贵州福泉(平越)县城。师生们悬在空中的心现在踏实了，安心了，有目标了。

　　前期师生于1月28日上午到达福泉(平越)县附近的马场坪甘吧哨一带，福泉的进步人士、乡贤万瑞麟、刘民觉、李德超、刘子刚、杨海澄、刘智先、杨德山等已在马场坪欢迎交大师生的到来，师生到达马场坪和平越县城，看到平越县城沿街张贴着欢迎标语，站满欢笑迎接的市民，交大唐院的师生们颇受感动，市民将教授、学生接到家中安住就餐。商人刘超龙将自己新建两层楼的四合院让给交大李斐英教授、顾宜孙等多名教授家人居住，市民刘启智、刘文振将新建6间两层木楼(南北木厢房)全部让给茅院长一家老小居住;市民乡贤、官员刘超群、刘超能、刘全庸、黄贤刚、刘民觉、王俊淑、黄光贵、黄德超、万瑞麟等百户人家让自家房屋给交大师生居住。

　　县政府立即将平越县立(初中)中学(位于文庙内)腾出，作为交大教室和办公室;将县立小学(市一小)腾出作为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分别命名为天佑斋、鸿哲斋和木兰斋)。同时，城里居民纷纷腾让房屋、祠堂，略事修葺，充作教授、职工家属宿舍。后腾让福泉山上把张仙祠、高真观修缮作为一所简易的图书馆，利用福泉上其他房屋作为交大矿冶系教室、矿物标本实验室等。开辟了大小两个操场、将城区中山场作为交大师生运动场等;交大在福泉复课铁道管理系招生增加后、又腾让东门刘家祠堂(大夫第东城门)作为铁管系教室，徐家增教授组织部分教授在北门的关帝庙创办上海东亚体专平越分校，招收全国和贵州学生200余人，为教育培养体育人才;交大教授和部分优秀学生利用县城的庙宇、祠堂创办平越简易师范班，招收平越周边10县市的考生就读，为地方培养中小学子人才。福泉(平越)县城交大师生占去大半，大半个县城的百姓家都住有交大教职工和学生，福泉成了一座大学城。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就连上课要打的钟，是黔桂铁路局长侯家源校友送来的一段铁轨，由此可见艰苦环境。自1938年11月17日离开杨家滩，至1939年1月28日到达平越，历时70多天，行程2 000余里，长途跋涉，备受艰辛。师生们终于来到了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江河旁，得以安顿，继续办学，大家非常兴奋激动。

　　在毫无大学办学基础的福泉(平越)办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千头万绪的重担都压在茅以升院长的肩上。当时又没有副院长，所有事情都要院长亲自处理，既要为教授、学生宿舍配备床铺、桌子和板凳，为伙房购买锅、碗、瓢、盆，又要布置教室里的黑板、桌凳;组织派茅汉安等人到昆明去接绕罗忠忱、黄镜堂、李斐英几位老教授，又派人把当时留在湖南大学许元启、朱阶平、李汶等来福泉(平越)、还又要到教育部里去讨钱。此外，当初在湖南时，矿冶系学生是在湖南大学借读，此次还要矿冶系师生“归队”到福泉的交大唐院矿冶系，要增聘采矿、冶金、化学、地质等诸方面的师资，茅院长及时贵州的地质学者谌湛沁为矿冶系教授等。总之，内内外外、上上下下，都要茅以升院长亲自过问。茅老为母校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功不可没。

　　1939年2月20日，正值元宵佳节交大唐院在福泉(平越)正式复课，当时上海交大逃亡在外百余名学生和20余名教职工，听到唐山交大在福泉(平越)安家复课的消息后，从四面八方奔赴福泉要求到交大唐院工作和借读，校友王德懿、钱冬生等都是从上海交大转到唐学院就读毕业的。在随后近六年多的岁月里，学校先后三易校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北平铁道管理联合学院，1942年1月17日教育部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包括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在平越办学期间，条件十分艰苦，院长、校长分别由著名桥梁专家、工程教育专家茅以升、著名矿业专家胡博渊、著名工程教育专家罗忠忱担任。根据43届老校友王德懿女士和杨纪珂、付文斗、刘帮祥等校友的回忆：“当时平越县城很小，南北长仅1 千米，东西不过0.5 千米。学校迁到平越，没有适当的校舍，于是利用平越县文庙作为学校本部，利用僧房作为授课教室，利用旧时的考棚作为女学生宿舍和男生宿舍，许多学生居住在县城居民家中，交大师生和福泉人民亲如一家，有的交大学生(福建籍43届土木系学生陈亦瑞)成了福泉市民的女婿，福泉县城刘尚衡女儿刘民昭(原贵阳财校副校长)成为茅以升的干女儿，一直同茅老一家宝持良好的亲戚关系，有的交大学生(黄棠)成了福泉市民(黄能世)保爷干爹，许多交大学生(姚桐斌)成为福泉市民刘民杰家(贵阳电视台副台长刘以农父亲刘设庸)的家庭教师，医生易丙成、易洪兴(为作者易盛刚的祖父和曾祖父)曾用草药和族传医疗(灌肠排毒)帮茅以升女儿、茅于冬、茅于燕治好病。杨纪珂说当时住在西门朱赓居民家，在他家吃住一起，当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笔记、传抄与背诵就是课本、‘教参’和‘图书馆’。生活也极其清贫，吃的是糙米杂粮，粗菜素食。住的是篱笆房，睡的是木板床，夏遭蚊虫叮咬，冬受天寒地冻。每个学生配发了一盏小桐油灯，以供夜间的学习生活。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忘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家在抗击日寇、振兴中华精神的鼓舞下，在维护学校、培育英才的动力推动下，全校上下团结一心，以苦为乐，严谨治学，刻苦读书，关心国事，贡献社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