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沦陷区难民在三穗

□李光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展开。接着，平津失陷，华北大片领土沦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中。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淞沪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致使南京失守，安庆、南昌、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日寇施行狂轰滥炸，绝灭人性的屠杀，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百姓死于敌人屠刀之下，沦陷区成了一片血海焦土。广大人民慑于敌人的血腥恐怖，不愿当亡国奴，在枪炮声中纷纷离家逃走。贵州是抗日大后方，随着战局的发展，大片国土丧失，遂有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大后方。

　　三穗地当由湘入黔之孔道，湘黔、桂穗二公路在此交汇，为黔东交通枢纽。从1937年冬起，几乎每天都有难民纷至沓来，人数多少不等，局势紧张时，如“武汉会战”、“长沙大火”之后，每天入境难民有二百余人。他们多徒步跋涉而来，乘汽车者很少，当时军车、商车一般不载客，少数官商大户才有条件坐车。难民在三穗滞留定居的只占一小部分，大多数由镇远方向往贵阳流去。1938年后，大量难民、伤兵和驻军云集三穗，城镇人口激增。抗战初期三穗县人口有60867人，1941年增加到72317人，4年间增加了11450人。这些难民大部分来自安徽、江苏、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

　　三穗交通方便，人烟富庶，民风朴实，一般难民选中了多能定居下来，抗战八年间共有215户难民居住在三穗。如安徽凤阳的牛树德、黄金明，河南信阳的柯明玉、苗培昌，山东长山的周朴成、黄训芝，江苏丹阳的谭世文、王慰春等，都是1938年到三穗来的，且一直居住在三穗。沦陷区来的难民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抗战胜利后大部分人回原籍。这些人多属一般平民和手工业者。一些小商贩，携家居住三穗，往返于贵阳、湖南经商，什么地方生意好做，又把家眷迁走，如湖北襄阳顾东山、安徽合肥张宏年等。而较大的有产阶层人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多往贵阳、遵义、重庆等大中城市转移，滞留三穗者很少。

　　1937年底，“贵州省各县安置难民委员会”和“贵州省各县难民贷款监放委员会”成立后，1938年初相应成立了“贵州省安置难民委员会三穗分处”和“三穗难民贷款监放委员会”，具体办理难民的救济与安置事宜。三穗县政府根据省政府训令和《贵州省安置难民计划大纲》之规定，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制定和颁布了《三穗县安置难民办法》。

　　三穗县安置难民办法

　　一、三穗县难民按照本办法安置之。

　　二、三穗县难民既不从事农工各业，且已各自经营商贩小贸，即以商业安置，酌量贷予补充资本，以资周转。

　　三、三穗县难民贷款，以实施安置时居留该县者为限。

　　四、三穗县居留难民户籍、人数，应确实查明，由该县分处处长会同监放委员会核定。

　　五、凡经营商贩小贸各户，而资本微薄者，依照本省安置难民计划大纲，及其附属各章之规定，贷予补充资本实施安置。

　　六、三穗难民贷款，其各户贷予之数额，应酌量各该户生计规定及人口之多寡，由县长、分处处长同监放委员会决定之，但平均每口不得超过二十元。

　　七、凡已租赁店铺房屋，经营餐馆、茶馆、澡堂等业，或另有其他较优生计者，毋庸贷给补充资本。

　　八、老弱残废，不能从事生产而无家属可依者，经查明确实，在该县救济院尚未成立前，得先送寺院给养。

　　九、本办法自呈奉省政府核准之日施行。

　　县长 储琢轩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

　　《办法》共9条，内容主要是查明留居难民的户数、人口，按规定给予商业贷款，鼓励从事工商，自谋生计，对老弱病残，不能从事生产而无家属可依者，给予救济给养。强调贷款之决定和发放，都要由县长、安置会分处处长和监放委员会共同研究核定，做到清正廉明。是年，县政府共拨款20500元(国币)，以10500元发放贷款，10000元为民生给养费。上述牛树德、柯明玉等人都得到贷款，经营商业。

　　难民的生活是极其困难和凄苦的。除少数官僚、地主和富商是在日寇未到达之前转移出来的而外，大多数平民百姓是在战火纷飞中仓猝逃亡的，没有多的钱财衣物可带。千里奔波，辗转数省，沐风雨，冒寒暑，一路上能卖能当的财物，都把它处理了，许多人饱受饥饿疾病的折磨。三穗人民素有同情善良、憎恨恶暴的道德情操，见这些风尘仆仆，疲惫萎靡的难民涌入街头，无家可归，给予无限的同情，并尽力帮助。民间的借宿、赠食、送衣、施药，种种善事蔚成风气，难民中多有佳话流传。三穗历史上荒年赈饥有搭棚施粥的善举，抗日战争期间，先是商会筹备会会长王泽溥老人发起义举，邀集地方富商大户许裕炳、杨佩章、潘德鑫、王仲三、李文彬、明泽渊等集钱凑米，在牛场河坝、米场坝设棚施粥，后又邀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七姓会馆、吉水馆、四川馆等馆会长、理事，商量腾让空房供难民居住。自县政府安置难民办法公布后，拨给安置费用，着民政科和各救济机构敦促地方保甲，派员在新拱桥、牛场河坝、三拱桥、黄土坎搭棚206间，安顿租不到房屋的难民暂住。过境滞留的难民也安置临时住所，一时，城关各会馆、文昌阁、天后宫、城隍庙、昭忠祠、观音阁、王家祠堂等寺庙祠馆也住满了难民。

　　随着抗战进入持久阶段，安置救济成了长期性工作，省政府和专署随时加以督促检查。以1943年为例，难民工作强调就地安置，指导生计，对疾病、死亡也有专款救济，并按时填送难民调查登记表。 是年，三穗县收容难民730人，付搭棚费576元，生育、埋葬、救济费2546元。县立民众教育馆开办民众学校，免费招收难童46人上学。5月，省安置难民委员会派员到三穗巡视难民安置情况，对该县的工作业绩予以充分肯定，县长周剑锋被省民政厅褒奖。同年6月，县长周剑锋下令取缔封建迷信组织“三穗同善社”，没收其财产，计房屋25间，稻谷25石，稻田15.9亩。稻谷和田产收入作救济基金，同善社的房产“一德山房”改作救济院址，凉亭董坤道堂改作县聚点仓库，长吉三灵祠改作收粮仓库，乾道堂改作长吉乡公所。这项措施，对难民安置救济工作，从物资上起到了补充作用。

　　三穗县救济院成立较晚，之前的救济工作统由民政科办理，设有专职人员实施救济活动。民国三十三年(1944)七月，正式成立“三穗县救济院”，选举许裕炳为院长，吴之瑜、姚承业为副院长，职员有郑大英、万德福等，下设司艺、贷款、施医、施棺4个所。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安置难民，开展慈善募捐，也做社会救济和福利工作。收容过境难民、伤兵，供食宿、路费，处理死亡后事。伤兵誉为抗敌荣军，救济措施优厚，死后均以棺材殓装，葬于公墓树碑以志。

　　救济院的资金来源以省政府和上级机构拨款为主，地方财政也补充发拨款项，再就是募捐，实为向社会摊派，如商会、庵馆寺庙、社会团体和地方绅商，均多次出钱支持救援，也有外侨和其他慈善机构捐赠的，当年曾公布有南洋华侨和江浙商家捐赠的款项名单多起。按当时省政府规定标准，难民救济每人每天食米20两(合625克)，菜金20元。1944年9月至1945年5月7日共249天，先后发出救济费20万元，大米59884两，救济人数1033人。

　　三穗县救济院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三穗县救济战区难民临时委员会”机构，主任王子雍，副主任夏如玉、吴之瑜，其任务是组织和监督救济工作。当时上面对难民很关注并加强管理，要求各县填报《难民动态旬报》，填清时间、难民人数、发现地点、来自何处、拟往何处、救济情形等，填报机关由救济院和救济难民临委会负责。

　　三穗县是农业县，人们向来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工商业不发达，很少商品观念和经商意识。抗日战争前，城区仅有南货铺、土杂店、布店、纸码铺、米店、盐店等老式商业和为数不多的客栈、粉馆，1935年统计全县经商户只有86家，且规模小资金少，一般地主豪绅多不经商。抗战后，大批外省难民涌入，为了生计，他们中许多人从事工商业，把江南、华北等地区的经营方式运用开来，在三穗办起了饮食服务、加工修理、手工工艺、纺织印染、百货经营等数十种行业，市面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使县人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商品意识。见经商赚钱，一些地主富户也把资金用来经商、办作坊工厂，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据统计，1936年全县有证工商业者有96户，1940年有320户，1945年发展到663户。

　　难民、伤兵、部队过境频繁，驻留也多，流动人口增多，市场商品需求量大，饮食服务行业应运而生。难民率先开办旅馆、餐厅、客栈、小吃、茶馆、沐室、理发、照相等行业。江苏镇江人张方明在老车站租五间店房开设“江南旅社”，生意十分兴隆，紧接着“河南客栈”、“两湖饭馆”、“五羊旅社”等店铺布满车站和城街。河南信阳人柯明玉在高家董开“玉真照相馆”，是三穗县第一家照相馆。加工业方面，第一家卷烟厂是安徽合肥张宏年兄弟开的，第一台压面机是山东长山黄训芝安装营业的，第一台爆米机、手摇织布机也是难民引进的，还有白铁皮加工、五金用品制造、机械(汽车)修理，这些工艺都是三穗当地人从未见过的。难民们还经营百货，当地人叫“广货”，所营搪瓷、化工、钟表、钢笔、电筒和一些小百货，在当地人眼里，都是很稀罕的“洋货”，市场销售很好。当地的皮匠，只能鞘牛皮、做钉鞋，难民可以造皮鞋、皮带、靴子、凉鞋。当地染匠只会用猪血、兰靛染布，难民不仅会使用化学颜料快染，还会印“石印垫单”，这种垫单花纹鲜艳，经久不褪色。当地药铺只卖中药、草药，难民开的诊所使用西药，能打针，治疗见效快。难民开的缝纫店、钟表修理店、钢笔电筒打火机单车等修理 ，都技术高手艺好，深受用户欢迎。当时民间有一种倾向，认为难民卖的、做的、修的，一切都好，都信得过。

　　三穗许多人见外地人艺高技熟，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红火，都愿与他们结交，有拜师学艺的，有合伙经营的，一些有钱的富绅也投资开办作坊工厂，请外地技术人员指导。1940年县人毛振中引进石印技术，开设“精益石印局”，请的师傅是湖南湘乡难民朱道之和彭相生。1942年长吉陆芳洲、王堂春开办“纺织生产合作社”，购置纺纱机、织布机、织袜机19台，请江苏苏州人金培昌当总技术员。城关杨佩金、赵志万、谭应贡等见难民张宏年、顾东山办卷烟厂赚钱，他们也集资办起了卷烟厂，自刨烟丝，用木制卷烟机操作。以杨佩金开的“德茂祥”卷烟厂规模最大，雇师傅、徒工12人进行批量生产，打出“红曼”、“白娘娘”等十多个牌子的香烟，卖给伤兵、驻军，还远销镇远、石阡、思南、平坝、贵阳等地。1945年统计，三穗有卷烟加工12家，年产香烟620箱(每箱2万支)，有丝烟加工4家，年产烟丝4600斤。总之，在难民带头经营下，三穗的民族工商业在抗战期间有较大的发展。

　　难民对三穗文化的开发也是有贡献的。原来三穗很少人会唱京剧和欣赏戏曲，难民开的茶馆，每天都有人拉二胡，唱京戏，还有唱黄梅戏的、说书的，丰富了人们的视听，学唱学演的人多起来。地方团体组织的歌咏队、抗敌剧社，也吸收外地人参加。难民中不乏才子，他们与当地文人交往颇深，以文会友，切磋文艺。安徽凤阳举人胡致和，耳朵被日寇炸弹震聋了，寄寓三穗八年，留下许多诗文，其《难民吟》写道：“相寻祸乱是何因，同作携家避难人;君向野郊求宅隐，我依古寺与僧邻;廿年霸越吴为沼，三户亡秦楚有津;老屋城南应无恙，相期共乐太平春。”描写了难民的流亡生活，表达诗人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渴望太平的思想。有的靠卖字画为生，署名“江南跛公”、“皖芜居士”的书画名噪黔东。有的摆象棋残局，卖棋势挣钱。有的捏泥哨、糖人儿、制作玩具、演“西洋镜”、耍猴把戏。总之，难民大量传播中原文化，开阔了三穗人的视野。

　　难民中的知识分子，对三穗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7年至1940年，三穗县长储琢轩系安徽潜山人，安徽难民来投者特别多，他量才录用安置，有20多人被安排到中心国民学校教书。安庆黄伟民英语好，被乡长何祝三重聘到颇洞小学任课。1942年创办三穗中学，县长刘重农委芷江袁竹樵任教导主任，聘浙江方煦和、江西永兴陈旺章、江苏蒋达理、安徽蒯文泉等为教师，他们都毕业于大专院校，教学质量很好，在社会上很有声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举国欢腾，千千万万难民盼望这一天，谁都想返回自己的家乡故里。可是千里迢迢，谈何容易，抗战八年，虽然政府采取各种救济、安置办法，但大多数难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地方政府都因财政不敷，救济款项多不能兑现，应供钱粮常被克扣，加上生活昂贵，物价高涨，许多难民常流动另谋生计。要复原还乡，所需路费和车辆难以解决，亟待政府救助安排。

　　为了解决难民复原遣返问题，“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于1945年10月成立，同年蒋延黻署长签发《遣送难民回籍办法》，年底，“善后救济总署贵阳疏送站”成立。日本投降时三穗难民有1千多人，有钱的先后往湖南方向走了，无钱的难以动身，等候政府救济遣返。当时汽车困难，难民多步行还乡，许多返乡难民群又从黄平、镇远等地蜂拥而来，结集三穗，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6年3月，《贵州省境内难民还乡沿途食宿优待办法》规定，沿途旅社、饭馆对难民食宿只收半价，乘车、治病也只付半费，6月，成立“贵州省难民登记调查委员会”，颁布《难民登记调查办法》。三穗县也成立相应组织，有416人填写了《还乡难民登记调查表》。在《三穗县难民登记调查程序》中还规定：“申请遣送安徽凤阳原籍之难胞应专册备报”，因凤阳人太多。

　　难民还乡救济规定很多办法，如“每人每天发伙食费500元，赴湘发5000元，赴桂发3500元”，“指定龙里、贵定、镇远、三穗为食宿站”，“可容300人住宿之公共房屋，于门口悬挂明显标识，派员管理”，“各饮食店优待办法切实予以折扣”等等。复员遣送期间，三穗县长刘可宗趁机贪污救济款，搁置登记调查报表，难民谭金敖、陈守之等告到省府，称：“……履行登记手续，静候疏远，讵料刘县长将此救济要务压置不报，致延误疏远期间，回家无日……”省社会处长周达时为此专门给三穗下了训令：“迅速具报，以凭核发。”县长刘可宗贪污属实，被罢官查处。

　　根据救济总署方案，贵州省政府称：“自抗战军兴，历年以来所有各地避难入黔之难胞，前经先后安置于本省各县。复员以后，本省轸念难胞疾苦，经拟县难民还乡救济计划，电请善后救济总署，于贵阳难民疏送站办理本省疏送事宜。”程序是，各县将难民调查登记表送省，由省指定难民集中地点，由贵阳疏送站定期派车，发给食宿费，依次疏远。疏送地点，湘省限于长沙、衡阳、常德，桂省限于柳州，如须前行，由该两省救济署继续远送。《西南川湘两公路中途站难民疏送办法》还规定，乘车者自付部分车费，酒精车每公里25元，木炭车每公里20元。其实，派车疏送，补贴优待食宿等，只是官样文章，数十万计的难民有几个能享受到规定的待遇。加上国民党忙着抢收地盘，准备打内战，根本不重视难民的疏送救济工作，多数难民是靠自力更生，步行出境的。三穗有牛树德、苗顺清等30多户因经济困难返不了家，只好长期定居下来，以做手艺或小贩为生，有的是解放以后才实现了回老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