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和微博不再勤奋更新，想发就发、无话可说就不发。不追求影响力、不说改变世界，“顺其自然一点”。而过去，李开复把运营微博视为人生一部分，把获取粉丝当成游戏。

李开复告别“大V”

□翟文婷

　　一个经历了生死一线的成功投资人，会怎样看自己以前的过载生活?

　　3年前，李开复去欧洲出差，16天飞11个城市，见45位投资人。每天千篇一律的行程雷打不动：4点起床，赶7点早班机，9点落地，平均每天见3拨人。看到行程单上待办事情一项项被划掉，他满脑子弥漫着很世俗又很抽象的东西——“成就感”。

　　行程即将结束，李开复右眼上方长出一片奇怪的东西。他有些惊惶，跑到医院查证，却一无所获。回到北京，协和告诉他一个坏消息，这是疱疹。同时他被警告，因为已侵入眼帘，如果病毒再凶猛一点，眼睛会有失明的危险。

　　李开复现在回想，那是身体给出的一个警钟。当时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且没有规律的作息，他早已感到不适。最明显的是，除了脊椎，后背还长出一根与之平行的“类脊椎”。几乎所有的按摩师触摸之后都摇头：无解。那是因为肌肉痉挛而扭作一团的不明组织。尽管如此，他半夜躺下时仍满脑子是工作，心有不甘，经常又爬起来开电脑回邮件。

　　创投圈的人都知道李开复对工作热情，他努力把“拼命”当作自己的标签，与人比赛“谁的睡眠更少”、“谁能在凌晨及时回复邮件”。青年人会说，连李开复都那么拼命，我们有什么理由懈怠?他不止是发掘前沿科技的领跑者，更是成功学的布道者，被戴上了“青年导师”的光环。

　　“遗嘱写得早了点”

　　所幸，最后疱疹消除了。医生嘱托李开复休息14天。第10天，他确定病情已被控制，不会传染给他人，迫不及待地出院、奔回办公室。

　　身体发出的报警声被他忽视，后果是身体很生气。一年后，它满腹怨气地再次试图发声警告——这次，它按下的选项是“癌症”。

　　2013年9月5日晚10点17分，李开复在微博公布：“世事无常，生命有限。原来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随后，创新工场合伙人王肇辉证实李开复患病。

　　他不是第一个通过微博告诉粉丝罹患癌症的投资人，且在创投圈有多位病友。2011年，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名声鼎盛，却突然患癌，在微博上喊了一嗓子：“哥们也得癌了。”不管是与之亲近的人还是素不相识者，纷纷在微博寄送祝福。社交媒体似乎成为治愈癌症的一种心灵偏方。另一位创投圈熟知的投资人也在几年前患癌，但没有在媒体散播消息，只是像普通人那样治疗、静养。至今，只有小范围的人知道这一消息。

　　李开复在医院里等待做PET/CT。这项技术的大概原理是：肿瘤喜欢吃糖，所以将糖和辐射注射进身体扫描。如果体内没有肿瘤，被注射进的两样东西就会自然散掉;反之，片中发亮的区域很可能就是癌症。负责拍片的是一位年轻大夫，李希望能从他那里快速得到结果。理论上只有主治大夫才有最终判定的权力，犹豫片刻后，对方勉强答应了。

　　拍片结束后，他急切询问对方结果。年轻大夫双眼紧盯地面、不愿抬头，两腮肌肉颤动，却又把话吞回去。对方的紧张情绪引起李开复的猜疑，他请求看一下片子，发现视线中光亮的区域很大，主要集中在腹部。

　　“比较吓人的不是它告诉你肿瘤有多大，而是有多亮。看上去，它非常的亮，像鸡肚子里的一颗颗鸡蛋。”李开复被告知，其体内大概有20多颗肿瘤。此后，经过复杂痛苦的一系列检查，被确诊为淋巴癌四期。王肇辉说，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都很难过。

　　李开复知道结果的第一反应是立遗嘱。依照台湾法律，遗嘱必须本人手写，全文没有一个错别字，写错就要撕掉。最后他花一天半时间，写了差不多50页纸，才完成24页的遗嘱，一份6页、一式4份。他说，除了读小学时的作业，这辈子可能没有手写过那么多字。

　　如今，他坐在北京创新工场的办公室里，平静地讲述与病魔交手的经历。李开复说，之所以能开口，是因为都过去了。言语轻松，但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

　　面对病魔，一开始他想：“有没有可能不是我，不会是我吧?不该是我吧?”然后自问：“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什么事了?”甚至逐步天人对话：“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我不做了，会不会就让我好起来?”

　　慢慢地，他清醒了。现实就是如此，该治疗就治疗。

　　李开复像研究科技那样查证医学资料，试图找到病毒的特征。结果让人欣慰，肿瘤没有6公分、没有侵入骨髓，两项关键指标问题不大，比较棘手的是肿瘤数量较多。这时他意识到，遗嘱写得早了点。

　　念念不忘的“影响力”

　　病愈后的李开复首次公开露面是在台湾。今年1月14日，在“2015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上，他作了题为《数位革命：创新创业的黄金时代》的演讲。从照片看，他跟之前变化不大，还是一头浓密的黑发。最重要的是，他与舞台浑然一体，完全没有脱离感。

　　春节，他去了欧洲。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留学生知道后，邀请他做一场关于择业、创业的演讲。300多位留学生塞满会场，有的从剑桥、牛津乘火车，甚至从西班牙坐飞机前往伦敦，只为聆听李开复说话。

　　国内创投圈很快也见到李本人。3月2日，他作为首期嘉宾，在《科技创新大讲堂》演讲“数字革命与新创业浪潮——从创新工场实践看中国科技创业”。身为创新工场最佳代言人，李开复与科技创新的关联度，在17个月后依然如此紧密。

　　王肇辉曾调侃他：“刚回国时，大家叫他李博士;在微软时，大家叫他KFC;在谷歌时，大家叫他开老师;到创新工场后，大家叫他@李;今天，大家叫他李康复。”

　　李开复能做到在任何语境下，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且让人舒服地接受。在他退出公众视线17个月后，以迭代著称的科技圈依然念念不忘;当他复出时，空出的舞台依然对他期待。有多少人苦心经营影响力，开个小差回来就发现没了自己的位置。

　　然而，生病期间李开复反思最多的恰恰是“影响力”，令他重新认识最为深刻的也是这三个字。面对复出后扑面而来的热情，他含笑接受，也提醒自己不要沉醉其中。

　　事实上，追求影响力是李开复过去极力倡导的，亦如此践行。因为他相信，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取决于其有多大影响力。这个逻辑如今看来似乎也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一个人行事标准都以影响力做标尺，单纯地追求影响力，会是什么情况?过去有学校请他演讲，场地只能容纳200多人，这个数字令他犹豫，最后还是婉拒对方。去某地演讲，有学生追着车子要送他礼物，司机问要不要停下来。他说，不要。有创业者跑到创新工场，很执着却判断不太靠谱，被他拒之门外。

　　“今天要不要见这个创业者，取决于他的公司有多大潜力;见哪位记者，通过他们面向的读者群多少来决定。”李开复说。

　　“请不要把我的抵抗力伤害掉”

　　2013年10月，徐小平、蔡文胜和杨向阳一行去台湾佛光山探望病中的李开复。他们每人手上都有数个价值几亿美金的公司。但这次，大家没有谈太多投资和项目，而是与星云大师做了一番关于财富和影响力的长谈。

　　此前，李开复曾与星云大师做过闭门讨论。他把自己的困惑托盘而出：“如果一个人觉得追求影响力就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不断追求，把这个当成主要甚至唯一的追求，是否会陷入名利的怪圈和负面循环?”

　　星云大师在公开场合总是待人和善，那次却直言不讳：“说这个话是自己骗自己，人真的没有办法剥离这种名利。”李开复听后犹如当头一棒，其实真相并不复杂，只是有时自己不愿接受。

　　“一场演讲没有一千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一千粉丝我就不开心。”这其实就是一种对功利世俗的追寻。所谓影响力和改变世界的关系，因夹杂各种因素，有时很难厘清。星云大师的一句话点醒了他。现在只要有缘相识，时间和身体等条件允许，不管是谁找上门来，他都乐意交流。

　　心态也随之变化，此前太过用力的地方他在极力避免。朋友圈和微博不再勤奋更新，想发就发、无话可说就不发。不追求影响力、不说改变世界，“顺其自然一点”。而过去，他把运营微博视为人生一部分，把获取粉丝当成游戏。

　　李开复病愈后前往欧洲，同样的16天，只见了15位投资人。他在微博、朋友圈晒美食、美景，很满足地说“吃胖了”。与3年前不同，他现在要求：“请你们不要把我的行程排得太满，请不要把我的抵抗力伤害掉。”

　　即使重返工作，按医生建议也只拿出50%的精力。其余时间，他会放空自己，爬山、跑步、喝茶、读书，陪伴家人。他经常去朋友家，只知道门前有棵桂花树，如今他惊讶于桂花竟如此香气扑鼻，生病前却毫无察觉。

　　复出后，李开复主要负责创新工场的三个方向：一是团队战略;二是对外沟通，包括社交媒体;三是多参与已投较大规模的公司。这是他擅长之处，自然会继续做下去。只是相较之前，力度更温和了。

　　此外，越来越多中国互联网公司走向海外，寻找新的市场机会，更希望输出影响力;至于硅谷，对中国投资界的一举一动充满好奇和兴趣。但他们却彼此陌生、没有交集。李开复觉得，自己很适合充当连接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