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跨国受降”的远征军军医官

——中国远征军中尉医官张同友寻访录

□陈恒礼 杨进亮 周 渝

　　2014年4月18日，我们专程前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采访拍摄定居在这里的抗战老兵、民革党员张同友老人，听老兵讲述当年参加抗战的难忘历史，追忆老兵饱经沧桑的传奇人生。抗战期间，作为中国远征军随军医生，张同友曾赴缅甸战场，全力为英勇抗战的远征军将士提供了医疗救治服务;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又亲身经历了一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作为中国受降部队的一员，和战友一起从云南前往越南北部接受日军的投降。尽管已是90岁高龄，但只要一回想起当年参加抗战的一幕幕往事，张同友老人仍然是记忆犹新，心情激动，随着老人滔滔不绝的清晰叙说，我们仿佛也回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前路茫茫何处去

　　1924年9月12日，张同友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1941年10月31日，郑州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时年17岁的张同友，和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因为日本的侵略，遭受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命运。张同友被迫成为了千千万万流亡学生中的一员， 那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四个年头，中国东部的城市几乎已经完全沦入敌手，中原大地上人心惶惶，不知日寇的铁蹄哪日便会踏入自己的家乡。在未沦陷之前，许多地方的学校就做好了流亡的准备，青年学子们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宁可无家可归也不愿做亡国之奴!

　　郑老说：“在那个年代,家乡也没有了，就跟着学校逃难出来。”张同友选择与学校的师生一起踏上了流亡他乡之途。有位战地记者曾记下抗战时人们当时流亡逃难的情景：“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人，天桥上的人还是一个劲地涌来，月台上挤不动了，天桥上的人还是朝这边涌来，火车一进站，人们就拼命挤。不一会儿车厢挤满了，人们就往车顶上爬，谁也不怕掉下来......。又一列火车进站了，人们蜂涌而上，倾刻间就又上满了。有车就上，至于开到什么地方人们是不去过问的，只要能逃离这个地方就好。”

　　流亡岁月异常艰苦，没搭乘上火车的师生们只能靠双脚一步一步向西前行，当时天气已转寒，许多师生却只有单薄的衣服。除了饥饿和寒冷，还要日夜担心日本鬼子是否会追上来。张同友就这样随着流亡队伍，在饥寒交迫的恶劣条件下徒步行至西安。“学校带着学生逃到西安也不容易的，到西安以后，学校叫我们各自去找出路。愿意读书的，国家就供养你去读书;你愿意考其他学校、找个工作的也可以。”张同友还清楚地记得，流亡到西安后，学校让他们自己对今后的出路做出选择。当时张同友还不到十八岁，本该是读书的年龄，但这山河破碎、故乡沦丧，有家难归的惨景已使得他难以继续安心求学，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我想报效国家，我当时第一个就报考了空军，报考了西安的空军部队，也被录取了。我报的是飞行员。”

　　抗战时期的国军空军飞机还很落后，但日本空军已装备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机和武器，有绝对优势的制空权。虽然抗战物资极度匮乏，但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物资武器装备等问题，而是极度缺少人才。损失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只需短短瞬间的空战，但要培养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却要花费巨资和数年时间。张同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报考空军的，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为在郑州大轰炸中死难的同胞报仇，为牺牲了的战友报仇，驾战机翱翔于祖国的蓝天，将那些画有膏药旗的敌机全部驱逐出中国的天空。

　　张同友虽顺利报考上了空军部队，但万万没想到在体检这一关却遇到了麻烦，让他最终没有圆上“长空逐日”的报国梦。张老回忆说：“由于我当时是流亡学生，营养缺乏，身体素质太差啦!那个考官说，你这个身体不行，上空你可受不了，你先做地勤，两年地勤，把身体恢复一下，你再上空。我一想，还要再等两年，就不愿意了。”

　　张同友的愿望是要与日寇面对面真刀真枪较量。空军地勤主要任务是担任机场的警戒和保养飞机，虽然这个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但在空军地勤服役就意味着不能亲自上前线杀敌报仇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张同友最终忍痛选择离开。也正是在这迷茫之时，他恰好碰到了军医学校招生。“军医学校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比空军要宽松一点，那时候伤病员多，觉得当医生也很有意义，所以就报考并被录取了。”

　　军医学校的学习生活

　　张同友考入的是“西安军医学校”，学制为两年，基本课程分内科、外科等。张老说：“因为也是军事学校，入伍后有三个月的军事学习，要学操练和军事常识，实行军事化管理，也有队长、区队长、小队长，分别有人管理的。”当张同友进入军医学校刻苦学习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格局已发生巨大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蓄谋已久的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东南亚，香港、新加坡等地先后被日军占领，在缅甸的英军也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攻势，只得请求中国派遣远征军入缅助战。12月23日，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初，十万中国远征军踏出国门，出征缅甸。这一系列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西安军医学校，张老回忆说：“当时学校也讲，每个同学要有正确的思想，这就是准备要到缅甸去，你们这个班毕业后就要走。”

　　还未等到张同友毕业，就传来了缅甸战事失利的消息。中国远征军一部经野人山撤回国内，损失惨重，另一部由孙立人将军带领撤往印度，成为了“中国驻印军”。尽管初战失利，但盟军并未放弃缅甸，中国国内亦为重组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积极准备。为了适应战局需要，军医学校的课程也做了相应调整。张同友老人回忆说：“在我们毕业前的半年时间内，学校又增加了两门功课。这是由美军直接来教的，一门是战地英语，第二是化学兵器，是必须要懂的。不管打仗不打仗，这化学兵器一定要知道，怎么去预防，虽然我们不放毒气，但是敌人会放毒气，那就要晓得怎么处理。”

　　张同友告诉我们，这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增加的两门课程，因为对作战实用，同学们对这两门课都很感兴趣，大家都认真学习。他说：“当时学校这课很生动的，别的班也有来听的，都愿意来听课，甚至外边的也有人来，别的学校也有来听课的。由美国人教，还有翻译，大家感觉效果很好。”

　　在缅甸救治远征军将士

　　毕业之后，学校集中将学员们带往昆明陆军总部报到，接着便将学员们分配到相应的部队或野战医院。此时，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战火在缅北蔓延。张同友记得，当时在昆明报到后，很快便接到“第二天要坐飞机运到缅甸”的命令。

　　初到滇缅前线野战医院的张同友只知是自己工作的单位是“第八后勤医院”，院长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东北人，名叫王维俊，除此之外，他对当地的情形一无所知。张老回忆说：“反正那里不是市区，都是在大山里面，谁也没有到过那里，都不敢跑出去，跑出去那缅甸人讲话你也不懂。当时候医院那边也戒守，缅甸也不那么安静，远征部队到那里去也不怎么受欢迎，因当地人不知道你来干什么的，所以也不怎么合作。人生地不熟的，经常会丢人，也不知道是被野兽吃了还是被抓去了。”

　　尽管野战医院的环境条件并不理想，但张同友和战友们无暇多顾，而是全力投入到了抢救伤病员的工作中。当时，张同友的军衔是中尉军医，他与他的战友们每天都会救治大量不同的伤员。 “每天的病人都不一样，来的都是三百、五百的，黑夜白天都有,不分时间，都是汽车拉过来的。”张老告诉我们，他当时所在的野战医院离前线还有三道火线的距离， “第一线的很紧张，第一线我们(刚毕业的)不会是派去的医生，第一线去的都是有经验的，战场上有负伤的就拉下来，先进行简单的必要处置;到第二线才检查伤员的具体情况，并给伤员们贴上伤票，指出受伤的部位、等级等等;到了三线才有车子，可以用车把伤员运到医院来，在第二线还是靠担架运伤员。”

　　“我们到那里一段时间后，再接到伤病员时，就没有开始的害怕和畏惧思想了，想想来了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了。害怕也不会表现出来，也不嫌脏不嫌累，而是全力以赴、认真细致地做好救治工作，像打绷带都是技术活，要找准一定的位置，脑部绷带还要打得有规矩。”异常残酷的战事不仅练就了张同友过硬的心理素质，随着救治伤员的增多，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医疗技术也得到快速提升。

　　想起自己救治过的伤员，张老对我们说：“都是炸伤的多，被子弹打中的枪伤还不怎么多。因为都是在山区里作战，看不清敌方人员具体位置，基本上都是扔手榴弹、炸弹，所以炸伤的伤员比较多。”张老表示，枪伤、炸伤对人体的伤害都很大。拿枪伤来说，虽然只有一个小孔，但它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一发步枪子弹命中人的头部，可以打掉半边脑袋;子弹打中胸腹部，则会击断体内的大动脉，损坏内脏大出血;子弹射中了胳臂或大腿，弄不好还得截肢。炮弹、手榴弹爆炸的威力对人体危害更大，炮弹近距离爆炸能把人炸得粉身碎骨;手榴弹爆炸后的碎小弹片呈大面积散布击中人体后，人体就会身体大面积插入碎小弹片，血肉模糊，清创手术也有很大难度。

　　张同友就这样在缅甸前线野战医院每天不停的救治伤员，他们的工作中除了伤员还是伤员，有时也会看到孙立人等高级将领来到医院看望所属部队的伤员。这种昼夜救治远征军将士的日子，一直到入侵缅甸的日寇残敌被盟军部队基本肃清完毕才告一段落。

　　亲历“跨国受降”

　　战事平息之后，张同友和战友们便接到了回国的命令。回国的历程让张老记忆犹新，他说：“那时是走路回来的，跟着部队走，部队走哪里我们就走哪里，走到什么地方了我们也不太清楚，也不容易跟老百姓接触，再说接触后他们讲话你也不懂。后来走到腾冲了,我才晓得我们回国了,到腾冲就是走滇缅路，是从滇缅路上回来的 。”

　　部队经过腾冲、大理后，继续往昆明的方向行进,当部队途经禄丰县城时,只见城区的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的欢呼、放鞭炮，张同友向当地人打听才知道是日本投降了。由于事先并没有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张同友和战友们开始还不太相信，“为什么我们部队都不知道老百姓会知道?没有过多久，大概是中午到晚上的时间，有电报来了,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大家才相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张同友与他的战友们的任务并未结束。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很快，中国陆军总部下达命令，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奉命入越受降，司令官卢汉担任此次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战区共16个受降区，越南北部受降区是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区，因此历史上又称入越受降为“跨国受降”。

　　1945年9月8日晚，以云南将士为主体的20万中国大军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当时担任警卫团医官的张同友幸运地成为了这次“跨国受降”的亲历者。对于这次特殊的任务，张老记得很清楚：“第一方面军的司令长官带我们部队到越南受降，那个时间都是走路，没有车嘛。去越南我们以前没有走过，都是大山，走到山上没有地方住，那时的条件很辛苦。”张老说，大山晚上还有瘴气，有一次他自己差点就成了瘴气的受害者，“那时由于好奇心我就跑去山下看，到山下发现下午四点就没有人了,各家都上山走了,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走呢,他们说在这里夜晚瘴气来了要死人。我不太相信就呆在山下睡了，一到半夜醒了，那个味道不行，空气太稀薄了，我赶紧跑到外面去透透气，跑到山头上就好了。”

　　部队到达越南后，张同友发现当地的日本兵早已不复昔日的威风，就象斗败的鸡，一个个军容不整、灰头土脸、神情忧郁。张老告诉我们说：“在河内的时间，日本兵见到中国人就赶快站好，动都不敢动。”不过，张老回忆说，日本人在河内修的军营倒是挺不错的，“还有淋浴，在当时算修的特别好的了，我们以前都没有看到过。”

　　1945年9月28日，这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仪式顺利举行，原日本第38军团向我军无条件投降，该军团一切官兵不再受日本本土政府任何牵制，只接受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全权节制指挥。“日本人受降要签字移交枪支，然后只身回到兵营，不许出来。然后有船只送走他们，中国军队解押他们，他们有不愿回日本的，就在越南下乡。”时隔多年，张同友老人依旧难以忘怀这次荣耀的“跨国受降”经历。抗战胜利后，张同友先后获得了三枚胜利勋章，可惜后来毁于文革时期。

　　坎坷的战后人生

　　二战的胜利对许多国家而言代表着和平的到来，但在苦难的中国，却爆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1949年初，解放军已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国军兵败如山倒，国民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当时在国民政府警卫总队担任军医的张同友再一次面对人生的抉择——留在大陆或是撤往台湾。

　　“这时母亲来南京找到我了,事先都没有联系的，当时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哥哥在台湾，正在考虑要不要带上家眷去台湾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那边也不好。于是我就跟队友去云南金三角，到金沙江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去到金三角很难。”张同友回忆说，“走到都匀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留在了这里。当时自己开个诊所也不容易，于是就给开诊所的人打工，好在维持生活还算稳定。”

　　当时，张同友没有选择随国民政府迁台，而是准备跟随部队重返缅甸，但行至贵州时因身心疲惫而脱离部队，就地定居。后来，那支前往缅甸的部队并没有如计划那般成为“反攻大陆”的先头部队，而是在缅甸的大山丛林中与缅甸政府军打了数十年的游击战。而随着海峡两岸对峙局势的稳定，这支流落在缅甸的“异域孤军”也彻底被遗忘在异国的茫茫大山中。台湾方面的补给断绝了，孤军只能自己维持生计，其中一部分人流落金三角沦为毒贩，而另一部分人后来被泰国政府收编，只是他们依旧过着没有国籍的生活，在今天的泰北，这些孤军老兵所居住的房屋上依旧书写着“还我国籍”的字样，这是内战造就的另一个悲剧。对于张同友个人而言，没有跟随部队前往缅甸，或许是他的幸运，尽管他之后也遭受了15年牢狱之灾。

　　度过动荡岁月，历尽坎坷辛酸，晚年的张同友又重新走上了“救死扶伤”的行医之路。他始终以“救死扶伤，医者仁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日本的侵华战争，直接影响了老人的一生。今天，抗战胜利已近70周年，但90岁的张老对那场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对自己当年抢救伤兵，参与抗战救国斗争的亲身经历，始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怀。时至今日，看尽浮沉的他还常颇有感慨的说：“只有抗日那几年没有杂乱的思想……”

张老面对镜头，口述往事

采访前的交流

张同友夫妇和工作人员一起查看刚按下的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