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着妙棋安天下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观后感言

□李光平

　　最近，中央电视台在一台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功绩和时代风采，作为邓小平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受惠者，我对此电视剧倍感亲切，观看之后不由得不从心底发出这样的感慨，邓小平同志真了不起，在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五着妙棋就安了天下，定了乾坤。

　　第一着妙棋是恢复高考。高校招生实行考试选拔，择优录取，这是中国自从有高校以来就实行的基本制度，而这一基本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翻了，改成从原来的考试选拔为从所谓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推荐选拔。被推荐上大学的对象只要家庭成分好，“根正苗红”，文化程度高低并不重要，小学毕业生也可以进一流大学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工农兵学员总体上文化素质是较低的，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便将无从谈起。1977年7月，在“文化革命”中两次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就向中央主动请缨主管教育和科技工作，而抓科学教育工作的第一着妙棋就是决定恢复高考。这着妙棋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而在当时却是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原因在于，将大学招生由考试选拔改为“推荐选拔”，这是毛主席在文革中的决策之一。恢复高考，自然就是改变了毛主席的决定。而且，小平同志更大的气魄是，他毅然作出决断，高考的政审不要搞得太复杂，不要以“家庭出身”好坏决定能否升学，只要本人表现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就可参加考试，凭成绩择优录取。当教育部有的同志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时，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同意中央决策的就执行，不同意的就改行。就这样，停止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小平同志这招妙棋，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如他所预想的那样，恢复高考后头几批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将成国家栋梁。事实的确如此，以当年我就读的贵州民族学院1977级而论，当年所招的政治系、中文系三个班的120余名学生中，现在就有副省部级干部两名，厅局级干部20余名。

　　第二着妙棋就是推动真理标准大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组织人修改并最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似一个哲学问题，实际上是有着重大政治背景的政治命题。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帅的支持下，以一代雄杰的非凡气魄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抓了起来，正式接了毛主席的班。但问题在于，由于毛主席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毛主席在文革时期的错误路线，而这一点，华国锋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在给中央宣传部的指示中就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坚决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怎么行呢?由于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文革中有千千万万的老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如果按照“两个凡是”，这些人岂不是要永远成为冤死鬼了!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是坚决反对的。1977年初他就给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提出要准确、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搞“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复出不久，就指示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要组织一些人认真研究理论问题，力争在理论上对“两个凡是”所设置的禁区有所突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耀邦才组织人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大文章。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真理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无论是马、恩、列、斯还是毛主席说的、做的，只要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都要纠正过来。这篇文章尤如一颗巨大的精神原子弹，在我国思想界、理论界掀起巨大冲击波。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先是理论界的笔杆子们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后是各省区市党委书记，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们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这一观点。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现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三着妙棋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紧接着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又走出了一着妙棋，这就是在全国大规模评反冤假错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直接负责评反冤假错案。他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很快为一大批在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地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接着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平了反。这些人平反后，成了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生力军。比如，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关了多年的习仲勋同志平反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在中央的支持下创办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的朱镕基同志平反后，因为出色的工作业绩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理。

　　第四着妙棋就是推行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家庭联产责任制。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极为困难的农村经济，为了吃饱饭，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名叫小岗村的农民主动搞起“包产到户”，全队20余户农民悄悄按上手印，大家都表态说如果他们的生产队长因为搞包产到户而被抓去坐牢，全村每户人都要出钱养活他们的家属。该生产队因包产到户而实现了粮食产量翻番，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深受感动，率先在安徽推行了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放宽农业政策的重大举措，安徽农村经济很快得到重大发展，民间出现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歌谣。在贵州的关岭县顶云公社，农民也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等领导也支持这种做法，但当时争议很大，很多领导干部认为这是在走回头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长远规划时，他在听了姚依林关于放宽农业政策，对耕地少而贫瘠的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的意见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意见，象贵州那样的省区要放宽农业政策，可以搞包产到户”。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一场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1982年元月，中央发出[1982]1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这一着妙棋很快解决了困扰农村的饿饭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城乡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着妙棋就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城乡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文革时期，个体、私营经济是绝对禁止发展的。在农村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城镇要“堵死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做的结果是城乡经济一下子就捆死了。经济不发展就业无解决，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只好“上山下乡”。这些知青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对农村生产、生活均不熟悉，到农村吃尽千般苦头。另一方面，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农民自己都不够种，知青下乡客观上形成了与农民抢饭吃的局面。面对困局，邓小平同志毅然提出要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农村和城市都可以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观点。这样一来，城乡经济迅速活跃起来，不仅一千多万下乡知青因经济发展而回城就业，而且，几年之后，连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转向城市找出路，形成了当年城里知青下乡，如今农村知青进城的大好局面，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一大举措。

　　邓小平这五着妙棋，就使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值得历史学家大书特书，也值得文艺界大写特写。因此，我衷心地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拍手叫好。当前，我们国家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号。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同志那种敢于改革，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抓实抓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