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不辍　志始不渝

──读肖先治《史志撷英》有感

□傅汝吉

　　认识先治先生较早，真正走近是这十几年，常常在什么研讨会、评审会上不期而遇，且十分投缘，思相似，求相通。给我的感觉，好像这几十年他的从政生涯与“写”有不解情结，当老师写教案，写板书;当秘书写纪要，写总结;当官之后写论文，写评论;退休之后也不歇笔。55万字的大部头《史志撷英》即是余热。他在送我的书上写到“汝吉兄指正”，我懂，这是文友之间常用的敬词。说实话，我也是一个无名的“写者”，但先治热门的“史志”却是我的冷门，尽管也参加过《贵州文化60年》、《贵阳市地方税务志》的编写，那是滥竽充数而已。读了先治的这本书。受益匪浅，如若再参加编史修志的话，可能就会从边沿靠近内行一点了。

　　《论地方志的学术性及社会价值》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先治在长期从事史志工作中悟出的对修志深入浅出的认识，绝不同于许许多多教科书上讲的那么神秘深奥。开篇就告诉你，“编修志书，是中国所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可不是吗，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要不是古人一代代地辑史修志，后人拿什么来证明文明古国。先治说出这样的结论：秦汉以前已经初露志书渊源的方志，如《周官》、《禹贡》和《山海经》等，隋唐的《越绝书》、《华阳国志》，宋、元、明、清的诸多方志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几次全国性的修志成果，均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从古至今的方志，“为有关部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设计未来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为什么专家将方志誉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一方古今总览”!先治将其归为五点原因：

　　一、鲜明的地域性。无论新志或旧志，“都有一定明确的地域记载范围，不能越境而书。”

　　二、连续性。志书的连续性，表现在“从古到今，代代相传，从不间断。”

　　三、广泛性。大凡一地的社会、自然、人文、经济的重要史实均分门别类的载入。

　　四、资料性。方志强调“以资料取胜”，方志是寓论断、是非于论述之中，“述而不作”，因此，方志资料详实。

　　五、可靠性。我国方志编纂严谨。注重调查、求索、考证、精当、可信，无个人感情色彩。

　　方志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代代相继。身为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肖先治对本省的方志如何续修下去，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自己的观点，《从贵州历史政权制度变化谈新方志的编写》这篇文章，为贵州修纂方志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也可说是可学可用的方法。

　　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分析了“历代贵州地方政权组织存在多样性”这样一个特殊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战国至西汉，贵州出现过“夜郎”、“且兰”等先民仆人新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先秦及秦汉时期属“西南夷”，三国魏晋的“南中”。唐宋时期，又有彝族先民乌蛮新主之罗氏鬼国、罗殿国和自杞国。到了宋代，贵州境内建羁縻州达49个，元代土司达343个，纷纷建立各自政权机构，至明代，各种各级政权机构更加庞杂。上述历代地方政权的地方性、民族性非常明显，为此，先治认为，“多种多样的民族地方性政权加上不同时期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形成在贵州的出现、发展、变化，致使贵州历史上政权制度呈现多样性。”他认为，贵州方志编修，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面对这个史实。

　　此外，先治还剖析了贵州历代政权关系的复杂性。两千多年来， 不同形式的“流官制”和“土官制”一直在贵州并存，加之民族地区政权之内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何认识这些复杂性，从中探索出历代政权的足迹，把握方向，这些在贵州是编写方志的一个难点，先治主张，“在有关政权志的编写过程中，应对其兴替错杂变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如实清晰地进行记述，不应省略和简化。既要注意中央王朝在该地的设置，又要注意该地民族地方政权的兴衰变化，以体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史志撷英》第三篇，作者以他撰写的近百篇志书评论中精选36篇入册，应该说是志书评论文章的代表作，也是作者管志、写志、评志水平之一斑。

　　作者1985年调到省方志办公室以后，10多年间组织指导，评论方志、专志数百部，可谓志始不渝。从《史志撷英》中获知，他接触到的第一部志书是《贵州省志?金融志》，他曾与该志书的编纂者长久、多番切磋，十年磨砺，终成精品，先治以《潜心纂志书，刻意出精品》为题，高度美誉这本金融志“框架结构严谨，编纂方法精细，谋篇布局科学，章节设置合理，材料取舍恰当，特色鲜明，印刷装幀精致，堪称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上乘之作。”这里，引用作者浓墨重彩点评这本志书的序、凡例、概述的点睛之笔，“序中说明，这本志书从贵州金融业初始着笔，详细记载80余年贵州金融业的发展轨迹与兴替变革，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贵州金融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还可以增强对金融业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他还指出，该书概述极为吸引读者的是，明弘治三年(1490)，贵州就奉命铸制“弘治通宝”钱币，后又获制“万历通宝”和“崇祯通宝”钱币。先治将一本志书的“序”称为“窗口”和“精髓”。我尚未读到这本金融志，但读了先治这篇书评，我即通过“窗口”，了然该书的梗概。

　　浏览先治在《史志撷英》中36篇评论文章，看出，他对《正安县志》评价较高，称之为“笔留青史，鉴古知今”。正如文中所说，省社科院的几位专家到该县考察制定经济发展方略时，读了这本志书，称之为地方性资料库中的“富矿”，为他们提供了许多详实、可靠、准确、可用的资料。

　　过去，由于贵州地域的闭塞，文化及经济的落后，尽管早在明、清之前就出过几百举人、进士，然而时人乃视而不见，一概认定为物非人非的“蛮荒”之域。而汉代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大学者尹珍即先于斯生于斯。先治评说，《正安县志》对尹珍家世的考证、求学成儒的研究，办学授业的影响，以及尹珍遗迹文物，轶事传闻的发掘等作了详尽的介绍，使“尹珍文化”在这本志书中烁烁生辉。

　　我特别欣赏先治对每一部县志一句话式的点评，很精确，很到位， 还颇具文采。比如评价《普定县志》“夜郎湖景美，城乡气象新”;称《贵阳市南明区志》“书南明春秋，展强区风采”;喻《铜仁市志》“逸群故居耀千秋，锦江飞虹景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