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苗岭绽放的艺术之花

——记民族舞蹈艺术家伍曼君

□王明理

　　地处贵州省苗岭山脉、清水江畔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在这片民族风情浓郁、充满诗情画意的土地上，绽开着一朵绚丽的民族艺术之花——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歌舞团。从1958年正式建团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团的足迹不仅踏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苗乡侗寨，而且还走出了贵州，走向了世界，把丰富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受到海内外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誉。该团表演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反排木鼓舞》、《锦鸡舞》、《三鼓一笙》和《苗族飞歌》等曾经令世人惊叹不己。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演的经典剧目：歌剧《货郎与小姐》、《甜蜜的事业》、话剧：《雷雨》、《于无声处》、《霓红灯下的哨兵》、《在茫茫的夜色下面》《 救救她》、《深夜静悄悄》、《魂牵万里月》、《西出阳关》、《女市长》、以及所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剧目：《复活的尊严》、《中国军人》《镜子》《山林迷雾》《红星与十字架》等等、更是家喻户晓。

　　一个地方艺术团体何以取得如此丰硕的艺术成果并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反响?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除了贵州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外，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该团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拥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的优秀专家和青年学子。他(她)们构成了建设自治州歌舞团的中坚力量。

　　如今他们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且大部分都已离开了黔东南、离开了贵州，有的甚至离开了人世。但他们青春的足迹却留在了贵州高原的苗山侗寨。他们的名字也将永远镌刻在贵州文化发展的史册中。

　　我省德高望重的戏剧导演艺术家、也是我的授业恩师伍曼君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她为黔东南州歌舞团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5年12月，伍曼君出生于广西桂林市的一个中医世家。从小生性活泼、爱唱爱跳。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作为一名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宣传演出活动并在活动中展现出过人的艺术才华。

　　1940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抗敌演剧队”先后来到广西桂林进行宣传动员抗敌演剧活动。年仅十四岁的伍曼君不顾家里的劝阻，在老师同学的推荐下找到演剧队的领导，要求报名参加演剧队。第一次因年龄太小没有被录取，但演剧队的领导见其热情高涨、天赋不凡便鼓励她来年再报。还没等到半年伍曼君又找到了演剧队的领导，就在当年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经过软磨硬泡她最终说服了领导，被批准正式加入了“抗敌演剧队”。成为演剧队年龄最小的一名队员。

　　伍曼君最初所在的抗敌演剧二队原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四队，队长郑君里，成员有原左翼剧联盟员瞿白音、沙蒙、吕复、赵明、许之乔、舒强、水华、许秉铎、，还有参加过左翼戏剧活动的严恭、于因、田青、陈家松、王家乙和来自苏区的石联星，并吸收了青年演员刁光覃、夏淳、朱琳、江俊、高重实等。不久瞿白音、郑君里先后离去，吕复继任为队长，赵明为副队长。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活跃在我国戏剧影视音乐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者。(其中刁光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副院长;夏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朱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吕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现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院长)。

　　当时日军大举南进，形势危急，为了鼓舞前线将士奋力杀敌。演剧二队曾两次到湘北前线为军民演出，他们演出的《一心堂》、《卢沟桥》、《最后一颗手榴弹》《一年间》，和本队即兴创作的《挖公路》、《水车转了》《保卫大湖南》等剧目。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和民众的抗战决心。年轻的伍曼君正是在这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经受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随着广西的沦陷，1944年秋伍曼君所在的抗敌演剧队历经艰险辗转数千里从广西经贵州到达重庆。当时的重庆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精英，伍曼君一边忙于参加演剧活动一边在大师们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同时还参加了电影《成渝铁路的修建》的拍摄。1945年8月她和她的战友们在这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后、抗敌演剧队的主要任务从宣传抗日转为宣传民主运动。伍曼君随演剧九队离开重庆经武汉、无锡，最终到达上海。

　　在这一路上她参与了郭沫若、田汉先生创作的话剧《孔雀胆》和《丽人行》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47年4月24日，上海大公报曾刊出的一篇署名为何满子的文章《演剧九队于丽人行》中说：“田汉的新作《丽人行》首次在无锡上演。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型演出，也是中国话剧艺术史上的大事件之一。演剧九队以她的奋勇而严谨的尝试为中国的戏剧艺术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伍曼君除了参加戏剧演出外，还先后参加电影《遥远的爱》(导演：陈鲤庭)《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史东山)等电影的拍摄工作，在中国电影的经典著作中留下了她年轻的身影。

　　1949年，伍曼君与演剧九队的战友们在上海迎来了解放。上海解放后，第二野战军为准备进军西南，特到上海招收一批学生文艺干部，伍曼君也由原抗敌演剧九队转调到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并随大军进军西南。

　　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首届导演专业招生，伍曼君在军区文工团的推荐下考入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歌剧导演班)师从马克、苏模等。与她同班学习的还有后来成为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的陈隅。

　　1954年伍曼君老师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四川歌剧舞剧院工作，并很快就担任了该剧院的导演。丈夫铁毅民时任西南军区八一中学的音乐教员。1958年初，铁老师为响应组织号召由部队转业来到贵州黔东南参加自治州歌舞团的筹建工作。适任自治州副州长的王耀伦先生得知铁老师的妻子是四川歌舞剧院的导演这一信息后，利用到西南局开会专门到四川歌舞剧院探访了伍曼君。并通过各级组织协调、正式代表州人民政府向伍老师发出诚挚邀请;希望伍老师能到贵州来参加黔东南州歌舞团的筹建工作。也许是州长朴实热情的话语和铁老师热切的期盼;使伍曼君当即决定，放弃条件优越的歌舞剧院的工作。于当年12月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来到了贵州。与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艺术院校、文工团的艺术青年投入到了自治州歌舞剧团的筹划建设工作中。伍曼君担任歌舞团的专职导演和艺委会副主任。

　　黔东南是歌舞的海洋，歌与舞是当地最具特色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艺术样式。如何能使这两种艺术形式进行有机的结合，以增强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伍老师关注思考的问题。为了创作出既能生动反映时代生活又能让观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歌舞样式。伍曼君导演了《夫妻识字》等一批经典小歌舞剧。在民族地区上演后、以其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等特点，受到了当地各族观众的热烈欢迎。歌舞剧的排演、不仅只是单纯的为了演出，而是大胆尝试把以说唱为主、载歌载舞的这样一种艺术样式注入到民族歌舞的创作中。这在今天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当时的民族地区观众来说它却是个全新的艺术样式。它的成功排演、直接影响了团里后来的民族歌舞创作。据伍老师讲，那些年是她一生中最忙碌、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

　　1971年经过“斗批改学习班”，“黔东南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将原歌舞团有问题的演职人员保留一批、遣送下放劳动一批;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的文工团。伍曼君因拒不承认反革命特务的罪行，与铁老师一起被下放到苗岭山区的剑河县。在该县的一所中学里两人一个教语文，一个教历史、地理和音乐。在近7年的中学教师经历中，他们不仅严于教学工作，还积极组织学校开展文艺活动，培养了许多热爱艺术的青年学生。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全州文艺汇演中，该县代表队演出的节目总是在评奖中屡屡获奖。这不免让很多人感到疑惑，后来才知道，这背后有伍曼君和铁毅民两位“下放人员”辛勤劳作，许多学生后来因此还走上了专业艺术道路。

　　1978年在原“抗敌演剧九队”老领导吕复先生的奔走呼吁下、在地方政府领导的关心帮助下，伍曼君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令人感慨的是伍曼君回到团里后，没有因为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抱怨。她不谈落难、不计前嫌、不吐冤屈。反而加倍地努力工作和学习，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1980年她被任命为州话剧团副团长，主抓团里的创作演出和青年演员的培训。印象最深的是伍曼君老师导演话剧《西出阳关》时的情景。进入排练之前她先组织演员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演员创造角色的相关理论学说。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伍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斯坦尼及其他的戏剧理论，并开始学习戏剧导演。

　　记得在她作导演剧本分析时，还特请铁毅民老师来讲话剧《西出阳关》的历史背景。我开始以为是简单的介绍，没想到的是，排练的第一天我们一进教室;只见整个教室里挂满了由他自己绘制的唐代疆域图。铁老师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讲到剧中的历史人物……深入浅出、细致入微，使全体演职员深受启发。该剧公演后以其剧情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气势宏伟、节奏流畅等深受观众的好评。使我从她的整个导演创作过程中，感受到了她们对艺术的的那份真情、执着与严谨。与此同时，伍老师还千里迢迢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请来了她当年演剧队的老战友稽启明先生(电影《烈火中永生》甫志高的扮演者。时任上海人艺导演、党委副书记)和崔可迪先生到团里来讲课培训，指导排练话剧《女市长》。通过该剧的成功上演使团里的创作演出迈上了新的台阶。

　　1984年伍老师因年龄关系退居二线。她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辅助和培养青年演员身上。1985年离休后，仍时时关心着黔东南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不断为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建设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