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的探索之路

□龙志毅

　　我从1993年3月开始，当了十年全国政协委员，也就是全国政协的八届和九届。其中的前五年是双重身份，既为全国政协委员，又是贵州省的政协主席。因此对政协如何规范履职作了五年集中的探索。

　　在这之前，中央和省一级政协和人大的正副职任职年限都是七十岁。故有一种说法：“年纪大，不要怕，还有政协和人大。”这种说法的是非先不用去评论，确也是事实。当时省委书记和省长是六十五岁，副职是六十岁。故而安排到人大、政协，多少有点过渡一下的意思，上下都认为到了人大和政协，便算是“退居二线”了。但从我那一届起，正职仍然是七十岁，副职呢?用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的话说，是“削了五岁”，民主党派则例外，普遍比党内增加五岁。

　　我到省政协时，已经满过六十三岁，进入六十四岁。但精力充足，头脑够用，便下决心，不让这五年白过，一定要做出成绩，改变政协在社会上的形象。说到形象，当时也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做：“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这只不过是一种私心的发泄，而又不理解人大和政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形式的缘故。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政治协商却是中国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要立法，不举手;要建言，不发言还行?我过去担任省委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时，除主管组织人事外，还分管统战、宣传，联系政协和工交。深知，政协的发言(每年开全会时)和提案，是政协参与政事的两大形式，是好的传统，今后还应继续下去。问题是必须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才会对现实工作有所裨益。由于运转的时间已经很长，许多地方难免老化。例如有的发言或提案并不是那么有针对性，走过场而已。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一位副省长应邀到政协通报经济情况，自然带来了他的发言材料，事后省政府办公厅公然向政协索取工本费!可见当时政协所处的地位。我经过调研和思考，在第一次政协常委会上提出了：“解放思想，适应形势，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工作思路，受到了常委们的拥护。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工作思路?那时的想法是：正值改革开放之年，一切都已变了;只有解放了思想，不拘于某些已形成多年的程式，才能适应新的形势。但政协有一些好的传统，如提案和大会发言必须在改进的基础上予以继承。关键是要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大胆地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这一指导思想提出后，常委们不仅同意，有人还感慨地说：“像这样，新时期政协的工作就大有搞头了!”

　　这里存在一个从什么地方入手的问题，政协章程上规定其职能是两条：“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还没有加上“参政议政”。但这两条要真正做到就很不容易了。例如在“协商”方面，章程上明明规定“大事协商于决策之前”。这就是协商民主的实质，既不能走过场，更不能不协商。什么是大事?政府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但政协换届时，省人代会已经开过了，便只好等到下次。这时我便想到了先做点什么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贵州当时在经济建设中最急迫的事是扶贫。于是就以扶贫为切入点，由副主席蒙素芬和省民委联合，组织庞大的调查组去了麻山地区，与此同时，由常务副主席王思明带队去了瑶山地区，展开“两山”的调查。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蒙素芬副主席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还捞脚挽手地和大家一起，深入田间地头和贫苦人家，历时数月，又是摄像又是座谈，搞出了一个厚实的“麻山调查”。麻山地区涉及25个县，地跨安顺、黔南两个地州。“两山”的调查结束后，先在政协内部并请在两个地州担任过负责人的老同志金风等听取汇报，观看了麻山的录像。使人们大为吃惊，“解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些群众生活在如此贫困之中!”当时省委即将召开农村工作会，我便抓紧时机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让常委和有关领导听听“两山调查”的汇报，获得了常委的一致同意。

　　汇报会于农村工作会期间的一个晚上，在省政协常委会议室举行。参加的除在家的全部常委外，还有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有关厅局和黔南州、安顺地委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共约一百人。大家听了看了(录像)，不仅感到震动而且感到吃惊。当时刘方仁刚来贵州不久，他也激动地掉了眼泪，并当场表态!在他这一届里，非解决贵州的贫困不可。我听了暗自吃惊，事后对他说：贵州边、少地区的贫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能了解实情，坚持将扶贫工作做好，做下去。五年时间怕不行!他听了默然。后来省委、省政府立即制发了加快“两山”扶贫的通知，并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向“两山”献爱心的活动。蒙素芬副主席和有关同志，还应邀到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同样引起很大震动。第二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的职能正式列上了“参政议政”一条，并提出了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事实证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在以后的五年时间里，我们继续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做文章。先后提出了关于发展私营经济、关于发展中药材资源、关于保护和开发文物古迹、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建议案。都得到了省委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通过各种方式将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达到了参大政、议大事、办实事的目的。提高了政协在社会上的地位。在第一年中还办了两件有益的事：一是为民主党派申请了一批皇冠牌汽车(当时这种车已进厅局)，二是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到黄果树、龙宫和天星桥，现场题名和修改解说词，避免了重复和庸俗化，受到了社会的好评。现今的景点(特别是天星桥)，仍用那时的题名。

　　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修订章程，正式将“参政议政”纳入。这样一来，政协的职能就变成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条。其中难度较大的是政治协商(大事协商于决策之前)和民主监督两条。在大会后期进行的各省政协主席座谈会上，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两条。李瑞环主席当即号召大家自行探索和试行，成熟时全国推广。当时的情况是进入改革之年后，自上而下很注意民主决策。大凡省委、省政府需要出台的一些政策和法规，都要广泛地发到一些部门和地州市征求意见。政协也不例外：做法是送一个稿子或由起草报告的副秘书长来说一说，听听意见而已。这样的形式不能算作协商，只能算作征求意见。我考虑后决定协商先从这件事入手，加以改造，成为正式协商的切入点。那年因为省委一把手换人，省党代会被推迟至11月，故而我仍是省委副书记。常委会内外，我和新任省长陈士能接触较多，便开始了和他个别谈论这件事，用政协的术语来说，开展了个别协商。我们的谈话很多，归纳起来就是两条：他到政协会上说明规划情况，是支持政协履行职能，说明他是开明省长;二是亲自到政协说明并听取意见，说明他关心民众，是亲民省长。经过这样的谈判，打动了陈士能的心，于是决定每年召开人大会之前半月，政协召开常委会(专家列席)正式协商政府工作报告。省长亲到会上作说明，起草人作补充，组织一批人员到各讨论组作记录，并决定从当年起执行。经过两年的试行后，反映很好。认为这种举措是空前的，不仅丰富了报告内容而起提高了省长和政协的社会地位。顺利地执行两年之后，陈士能省长调回了北京，新来的省长叫吴亦侠。这样的大事协商，属于经验范围的探索，并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继续执行与否，因人而异。又快到了协商的时间，办公厅的同志问我怎么办?我要他们按常规正式向政府办公厅写报告，我则个别给吴亦侠同志打电话。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亦侠同志说：“他已经知道了，这样的方式很好，省委不是也发了纪要吗?”

　　到了开会的那天，我提前十五分钟左右到达会场。亦侠却已经先来了，正坐在角落里和几个委员议论什么。他告诉我，之所以提前来，是想请个假，到机场去接当天来贵州的一位部长，他先谈几句叫起草报告的副秘书长补充。我心里虽然稍觉遗憾，但也觉得完全应该。谁知他一谈便是一个多钟头，把该谈的全部谈了，然后才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去，负责起草的副秘书长只好补充了一些细微末节。这样的制度便一直延续下来直至现在。

　　政协的三项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中，当时最敏感的是民主监督。不是不能办而是难办。不言而喻，政协的监督，属于民主监督，也就是代表社会各界人士对各级官员的监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谁也都知道，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员的宗旨。省一级政协主席大部分是从党委副书记或政府副省长(少数)转过来的。这是不讲自明的简单的道理，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好办好。轻了不起作用，重了往往起负作用。每次在全国政协的省级政协主席的座谈会上，也是热门话题。尽管李瑞环主席一再要求各省(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探索，但根据我的了解，两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省探索出一点像样的经验。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偶尔听说李瑞环同志在天津任市委书记时，经常邀请各方面人士座谈，征求对市政建设的意见，听后很受启发，这不是一种监督的好方式?联系到贵州，锦涛在时也有相同的做法。经过反复琢磨，我们便试行了省长与委员座谈的方式。即每年中期(一般在七月中旬)由省长亲自带领秘书长和计委、经委、财政等有关厅局一把手到政协开座谈会。先由省长通报上半年经济建设和改革情况，然后面对面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政协方面参加的人，除常委外，吸收部分有见识的委员专家参加。故不叫常委会而叫省长和政协委员座谈会。那时陈士能还在，执行的效果很好。例如第一次座谈，委员们便比较集中地谈了投资环境问题。委员们联系实际，集中地谈了投资环境存在各种问题，例如不管外商内商，只要他想来贵州投资或签了意向合同，有关部门便急不可耐地采取各种名目“敲诈勒索”，进行“雁过拔毛”，弄得别人不敢再来，结果是意向成果多，实际引资到位少。也有从正面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工学院教授、政协委员郭真，根据贵州资源丰富特别是能源丰富，但资金紧缺(财政收入不到百亿)的情况，提出可以用资源化资金的办法加以解决，关键是改善“投资环境”、“资源变资金”成了一时间内的口号。

　　陈士能调走后，吴亦侠任省长时期继续执行。特别感人的是，吴在身患绝症，第二天便要去上海就医的情况下，他坚持带领十余位有关厅局长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对贵州的经济建设讲了一个多钟头语重心长的话。这是他最后一次发表的长篇谈话，他私下对别人说“思齐刚上台，我不去不好!”使大家都很感动。

　　这分明是一种监督形式，但那时大家都还不敢理直气壮地触及此一敏感问题，因此给它定性为：“融监督于协商之中!”全国政协看中了这种监督方式，指定贵州在全国经验交流会上发言，那已经是王思齐同志任内的事了。

　　探索无止境，在那五年中，全国“两会”之后，我们都要去一个省参观学习两三天，如去过山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去湖南时，听刘正(主席)同志介绍：每年全会期间，都要举行一次全面汇报会，请省委书记和省长参加听取委员们的意见(一般在会议后期举行)，我们觉得很好，便将它学过来了。至今似乎还在执行。

　　自从中央发出了加强政协工作和政治协商的通知后，为政协撑了腰，各省(包括)我省出现了一个一届干给一届看，一届接着一届干的局面。据我所知许多省已制定了三项职能的完整规范在本地试行，全国政协更是花样繁多，出现了双周协商等制度，可以想象协商民主将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一大亮点。

　　(作者系省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