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政部第四临时教养院成立始末

□文/图 杨涛声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肆无忌惮地攻占我华北地区。“西安事变”后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军民奋起反抗日军侵略，保卫国土，驱逐倭寇，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据史料记载，当时国民政府以自愿从戎，征兵招募，派兵抓丁等多种方式，不到两年，便征集兵员1100余万人。这些人除少量留守后方外，绝大多数都穿上军装，手握枪械，分配到国军各兵种，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寇正面作战，以落后装备，劣势技能和传统战术，与武器精良，战术先进和气焰嚣张的日军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拼杀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日军所向无敌，长驱直入。国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为救治抗日伤残官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简称军政部)于1938年设立了“军政部中央管理处”，负责管理对日作战负伤的残废军人。

　　1940年，“军政部中央伤兵管理处”更名为“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残废军人”改称“荣誉军人”。截至1943年1月，总管理处下设的荣誉军人教养院有8处，临时教养院20处，临时教养所2个，校官教养所1个，盲残院1处。分驻于湖南、四川、陕西、福建、江西、广西、甘肃、贵州、江苏、安徽等10个省，共收养伤残军官49510名，伤残士兵38818名，住疗养院者8113名，总计51882名。从1939年至1945年，各类教养机构收容国军伤残士兵总计约7万人。抗战8年，国军伤亡总数达320多万人，其中阵亡131万余人，负伤176余万人，失踪120余万人。从以上数字可见，收容国军伤残人数与伤亡总数相比，悬殊极大。

　　全国20处荣誉军人临时教养院分部很广，其中第四临时教养院(简称临教院)设在贵州省镇远专署所在地的镇远城内。临教院主要收养国军二、三等伤残和轻重机障官兵。因此镇远第四临教院也全都是收养的二、三等伤残军人。据说第四临教院原打算设在湖南芷江县城，因芷江地处抗战前沿，时有战事发生，安全没有保障，不宜国军伤残官兵静养。黔东镇远深藏于湘黔两省交界的峻岭峡谷之中，地理位置险要，水陆交通便利，生活条件较好，社会相对稳定，故军政部放弃芷江，选定镇远为第四临教院驻地。

　　1939年10月，国民政府军政部第四荣誉军人临时教养院在镇远正式设立，这是全国20个临时教养院当中的一个，也是贵州省唯一的一个训教疗养国军抗战伤残官兵的临时机构。镇远是一座古老的边城，沅江支流氵舞阳河从城中流过，北岸称府城，南岸叫卫城。第四临教院总部设在卫城南门沟一座高墙耸立、戒备森严的四合大院内，下设机构较全，有总务股、政工室、工艺股、管教股、诊疗股、后勤股等。每个股室人数不等，少则5至7人，多则10几人，最多的是诊疗股，有行政、医务人员30余人。各股室设股长、主任各1名，副股长、副主任2至3名;设院长1名，副院长2名，首任院长名叫任洪刚，山东人，四十多岁，国军上校军衔。

　　一位年逾九旬、至今仍健在的原第四临教院伤残士兵王国文老人回忆：21岁时他在家乡湖南武冈参加国军，在国民党第十九军十三团四连二排当一名普通士兵。1941年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他手握一支上了刺刀的美制步枪，和十几名战士紧跟排长刘和生向日军占领的一个高地猛攻。在残酷的激战中，他们击毙了七、八个鬼子，但刘排长却被敌人射来一发炮弹击中，当即阵亡。此刻王国文怀着满腔怒火，跃出战壕，挺身朝山上的敌人冲去。突然一串子弹呼啸而来，将他击倒，头部和手腕鲜血直流，顿时昏厥过去，因伤势较重，被抬进了战地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转到后方镇远第四临教院疗养。那是1941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辆军车将王国文送到离镇远以东五十里的三穗县八弓镇第四临教院第四大队继续进行治疗修养。他在这里治疗了半年多时间，伤病痊愈后转调到镇远第四临教院第二大队过着自在悠闲的疗养生活。王国文现今已是耄耋之年，但身体仍然康健，精神矍铄，记忆力尚好，当年第四临教院的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且能清楚地追述。可以说他是迄今原第四临教院极少或唯一幸存的见证人。他在记述中提供了第四临教院鲜为人知的不少真实史料。

　　镇远第四临教院总部下设六个大队：第一、二、三大队分别驻在镇远城内的北级宫、天后宫和令公庙，人数约1000余名;第四大队驻三穗县八弓镇，人数约300余名;第五大队驻施秉县城，人数约500余名;第六大队驻铜仁县城，人数约400余名;总计人数达2200余名。各大队正副队长多由副团职或正副营职担任，一般为一正二副，也有一正一副或一正三副的。大队下设分队，正副队长由正副连职担任。分队下设小组，正副队长由正副排职担任。第一至五大队都是二、三等伤残官兵，完全享有治疗修养的特殊权利。第六大队伤员因伤势恢复较好，有一定的生产自救能力，便集中整编为生产大队，从事力所能及的生活用品、工艺制作和军工产品的生产。

　　第四临教院的伤残军人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除西藏、新疆外，其它二十多个省的人几乎都有。不同地域的语音方言五花八门，灰谐奇异，妙趣横生。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十七、八岁，最大的五十多岁，参加的国军部队番号有几十个，分别在不同的兵种服役，但绝大多数是陆军步兵和炮兵，其中多半是国军第74军的官兵。74军军长王耀武，字左民，山东泰安人，黄埔三期生。他足智多谋，果敢善战，曾参加过松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南昌会战，多次重创日军，深得蒋介石赞肯和信任。1939年他在长沙会战中功绩卓著，被任命为74军军长，后升任第24集团军中将司令。在三次长沙会战与实力强大的日寇拼杀中，74军官兵伤亡极为惨重，部分伤员先后送往黔东镇远第四临教院疗养。1942年春节期间，王耀武没有忘记这些为抗战负伤的弟兄们，曾派人带着丰厚的慰问金和物资赴镇远看望74军的伤残荣誉军人。此事轰动一时，使第四临教院的全体伤残军人深受感动。

　　从1939年底开始，抗战期间每年都陆续有数量或多或少、年纪或长或少的国军伤员离开抗日前线，直接送往镇远第四临教院。他们中间有多种伤残类型：如眼瞎耳聋，缺肢断腿，脸歪嘴斜，背驼佝偻等等，实在令人不忍目睹。因其抗战有功，卫国负伤，军政部给予他们较好的疗养条件和生活待遇。一日三餐吃喝不愁，居住就寝安逸舒适，看戏打牌娱乐随意，逛街串巷逍遥自在。此外每人每月按军阶发饷(大洋)。校、尉、士、兵饷钱差距很大：校官每月30至50元，尉官每月15至20元，士官每月5至10元，兵卒每月3至5元。那时的大洋很值钱，一块大洋可买30斤菜油、50斤大米。即使饷钱最少的普通兵卒，比起镇远城里平民百姓的生活也要宽裕许多。正因为这些荣誉军人(老百姓叫伤兵)在驻地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经济收入，镇远、三穗、施秉、铜仁城里许多年轻貌美的平民少女都争着嫁给他们为妻，生儿育女，过着衣食无忧、舒适宁静的生活。

　　由于第四临教院伤残官兵待遇优厚，又清闲自在，便期盼和追求过一种养尊处优的多样化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爱好娱乐活动。当时镇远商贸昌荣，街市繁华，常有地方士绅、达官贵人和富贾豪商经常邀请湖南洪江、安江、辰溪等地的湘戏、辰河戏班到镇远唱戏，少则三至五天，多则十天半月。抗战期间还有从内地西迁路过镇远的外地京剧、豫剧、曲剧、皮影戏剧团也作短暂停留进行义演。每当各戏班或剧团在府城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公场或全城几个戏园子演出时，除地方党政要员和社会名流前来捧场外，第四临教院的伤残官兵理所当然地应邀观赏，且成为主要观众及座上客。演出前，戏班主或剧团负责人都必须向伤残官兵致敬，并带头鼓掌对这些抗战功臣表示慰问。这时台下的官兵们兴奋至极，忘乎所以，歌声和尖叫声混杂在一起，引起全场观众震耳欲聋的阵阵欢呼。因受艺人们的感染，不少伤残官兵自发成立戏剧票友会。总部工艺股经常组织票友在内部或参与地方上的京剧、辰河戏票友会进行演出，以达到宣传抗日和自愉自乐的目的。此外，他们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制作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到市场上出售;有的则热衷垂钓，清澈湛蓝的氵舞阳河鱼多肥美，这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然而，有不少伤残官兵却沉醉于纸迷金醉的奢腐生活。有的进餐馆大吃大喝，挥霍无度，常见醉鬼蜷缩街头;有的进赌场狂赌，输得一干二净，四处躲债;有的进烟馆，昼夜吸食鸦片，弄得骨瘦如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进妓院，是青楼常客，性病吞噬着其残弱的躯体，最终人财两空，结局悲惨。虽然这些人为数不多，但他们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抨击，老百姓骂他们是国民党的烂伤兵。从而败坏了第四临教院在镇远乃至黔东地区的名声。

　　国民政府并没有给全国各地临时教养院的伤残官兵明确任何特殊政治待遇。但伤残军人却认为自己抗日有功而自行赋予某些特权。据王国文说，1941年蒋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曾派慰问团赴镇远第四临教院犒劳全体伤残官兵，送来了不少高级进口营养品(王本人享用了几盒美国食品罐头)。这件意想不到的新闻轰动了各个临教院和所在的地方政府。这无形中提高了伤残官兵的身份和地位，使其趾高气扬，不可冒犯。镇远、三穗、施秉、铜仁几地的党政官员也要对他们敬畏三分。老百姓更不敢招惹他们。1942年暮秋，黔军一支正规部队路过镇远，他们歧视和讨厌第四临教院的伤兵，满口污秽地说这些人都是兵油子，无功受禄，坐享其成，应该退出军界，削职为民。一天夜晚，黔军一个排长带着两个兵公然在镇远城东青龙洞万寿宫戏楼寻衅闹事，肆意殴打一名伤残士兵，随即引起第四临教院全体官兵的极大公愤，几百名伤残军人手持各种武器、铁器和棍棒，将滋事排长所在连营团团围住，大闹了三天三夜。黔军部队长官知道捅了马蜂窝，事情不妙，如事态扩大，闹出人命，上峰追究下来，肯定脱不了干系。为平息事端，黔军部队一位营长亲自捆绑滋事排长到第四临教院总部赔礼道歉，当众打了他四十军棍，并撤销排长职务，这才将事态平息下来。另有一次，一地方官员在一家烟馆吸大烟，与同屋吸烟的两个伤残军人因口角之争大吵起来。这官员破口大骂伤残军人是无功受禄、光吃闲饭不干事的烂伤兵、臭兵痞。此话激怒了第四临教院的全体伤残官兵，镇远府卫两城三个大队的七八百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县政府，要求严惩肇事官员。县长害怕惹火烧身，乌纱难保，派人速将肇事管员抓来，令其跪在地上当众向被辱骂的当事人和所有的伤残军人作揖瞌头，再三求饶，并发誓今后不再冒犯抗战有功的荣誉军人，最终才得以逃过这一劫。像以上这样的事例几年间时有发生。镇远第四临教院伤残官兵用维护自身人格和尊严的大胆行动确立了在抗战后方的特殊待遇和地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取得了完全胜利。这一天，第四临教院伤残军人和镇远城民众敲锣打鼓，挥旗燃炮，欣喜若狂地走上街头欢呼庆祝。伤残官兵们满以为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夙愿和梦想很快破灭。从1946年开始，国民党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的全面内战。蒋介石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地区，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本无意顾及全国各地临时教养院的伤残军人。1946年11月，镇远第四临教院被迫解散，六个大队的两千多名伤残官兵茫然无措，无所适从，恍如掉进无底深渊，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寂浪人。总部及各大队当官的闻讯早已携带家眷和钱财离开镇远各奔前程。其他的人只领到两块大洋和二十斤大米自谋出路。愿回原籍老家的占大多数，愿留居当地的也不少，其中留在镇远的就有二百三十多人，多为连级以下的普通军人。他们绝大多数都与当地妇女结婚生子。为了生存活命，养家糊口，他们从事各行各业。如当教师、卖杂货、开饭馆、开旅社、赶马车、当掮客、补皮鞋、磨豆腐、搞搬运、做木工等等，足迹遍布镇远城乡。这些来自内地各省的伤残军人已融入了当地社会，完全靠自食其力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对镇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尽了绵薄之力。1949年，第四临教院定居在镇远的伤残军人和当地民众一起，迎来了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如今，第四临教院的伤残军人几乎都已离世作古，但他们的子孙后代仍活跃在改革开放的不同建设岗位上，有的还成为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

　　纵观抗战历史，镇远第四临教院和全国各地的临教院伤残军人是可悲的，因抗击日寇付出了终身残疾的沉重代价。他们也是光彩的，因背负民族希望奋力杀敌，英勇负伤而无比荣耀，可载史册。然而他们更是幸运的，因数百万国军阵亡将士血洒沙场、尸骨无存时，他们极少数人却能幸存于世，过着正常人的恬静生活。综上所述，镇远第四临教院这段经历是整个抗战史实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值得追述和记载。

第四临教院荣誉军人结婚照

第四临教院纪念章

第四临教院部分荣誉军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