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第五届贵州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总结和梳理了近年来贵州青年作家的创作成果，交流和研讨了青年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创作的新情况。与会者认为，近年，我省文学界涌现了一批很具潜质的中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使贵州文学正呈现出独特的地域色彩和审美质感，与多元迅猛发展的全国文学现象形成了呼应。

贵州文学的青春脉象

——第五届贵州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曾 丹

　　青年作家贵州文学的生力军

　　2月25日，100多名青年作家从全省各地汇聚于贵阳党校，参加第五届贵州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这是时隔6年之后，省作家协会再次组织的全省性青年文学活动。

　　“这是一部关于贵州文学梦的青春交响曲。”在这次大会上，聚集了一群“70后”和“80后”作家，他们，成了贵州文坛的亮丽风景。

　　“从大娄山到乌蒙山，从红水河到清水江，无数心怀文学梦的青少年破土高飞，演绎和丰富了高原的文学青春脉象。”会上，大家以地域为参照，对贵州的青年文学创作作了一次全方位的梳理。

　　“让本地区的青年作家集合成一个强大的阵势，以发出中心城市应当发出的时代强音。”贵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王剑平说，目前，贵阳市大约有三四十人的青年作家群体，虽然水平不甚整齐，但潜力甚大。代表人物肖江虹是贵州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至今已创作7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而在肖江虹的影响下，一批新人开始崭露头角：蒋莉萍、武明丽、许金玲等青年作家的作品频频见诸报刊。同时，贵阳高校的文学评论也大放异彩。这方面以贵州师范大学的颜同林、贵州民族大学的庄森为代表。颜同林的文学理论专著《被召唤的传统:百年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形成》,庄森的文学理论专著《胡适的文学思想》，在圈内皆产生较大影响。

　　“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反映当下城乡的生活景状，黔北风味十足。”这是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姚辉对黔北青年作家群的印象。他认为，当下，遵义青年作家的代表是肖勤、钟华华、夏青、何育薇、李德谟、陈从忠、邹德斌等，他们才华横溢，给贵州文学界带来不小的惊喜。

　　如：“‘80后’作家群是毕节市文学事业发展的一大特色，单是省以上作协会员就有30多人。”毕节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彭澎在谈到黔西北的青年作家时，自豪地说，外界熟悉的黔西北青年作家，“80后”占三分之二，这些青年作家在《人民文学》、《诗刊》、《山花》、《中篇小说选刊》等核心杂志上不断奉献佳作，形成了特色独具的黔西北作家群。

　　“铜仁主要以散文和诗歌创作为主。”铜仁市文联副主席刘照进就是从沿河走出来的青年作家代表。他说，铜仁地区的青年文学一直在发力，单是沿河一个县，加入省作协的作家就有12人之多，其中45岁以下青年作家10人。

　　“黔东南的青年作家群以甘典江为代表，姚瑶、顾涛、刘美、杨桂梅、莫屈等青年作家，近年来呈现出勃发的姿态。”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席陈亮介绍说，从今年起，黔东南将恢复政府文艺奖，这个奖项的恢复，将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这对于培养青年作家来说，尤为重要。”

　　努力走出坚守与创新的困境

　　前段时间，由省文联、省作协组织的“坚守与创新”小说创作研讨会在修文县举行。与会作家、评论家围绕会议主题，就当前贵州小说创作情况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会上，有专家指出，目前，贵州小说创作队伍基本完成新老更替，过去的老作家大部分都停止或很少创作，一批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成为中坚力量。这批作家创作热情很高，在各大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呈现出自己的风格，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和全国作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状是作家不少，缺大家，作品不少，缺精品。

　　“贵州是一个文学资源很丰富的地方，从总体来评价贵州文学现状，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何向阳说，赵剑平、冉正万、王华、曹永等一批中青年作家，是贵州小说创作的骨干。他们的作品同全国比很具优势，成绩非常大。他们关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乡村文明，对农业、农耕、农民、农村的关注，突出了贵州特色。

　　“新世纪以来，贵州文学新人正在以自己的实绩宣告贵州文学的重新崛起。”评论家徐成淼指出，上世纪末，一批年轻作家成为黔军重新崛起的主力，进入新世纪后，他们更成了贵州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新进贵州作家的崛起，首先在于文学意识的现代性觉醒，出了一批“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小说”。

　　“贵州建省六百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文化板块，缺少精神内核的矛盾多面体直接形成贵州文化的复杂性，影响一代代贵州作家原创力的开发。”省作协副主席赵剑平指出，原创力的开发，首先是精神的确立。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写作，使相当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精神，低俗、庸俗、媚俗，甚至恶俗的文化现象泛滥。文学的成败不是以获奖为标志的。开发原创力还要突破地理文化的影响。贵州多山，贵州作家写景状物得心应手，但塑造有冲击力的人物还有一定距离。而大平原上的作家少了山的遮蔽，便一门心思琢磨人琢磨社会。而小说创作就是以人为表现对象的，贵州作家如果在这方面转移一下着力点，情形是会大有改观的。纵观贵州小说家的创作情况，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从乡土文学民间叙事中走出来的，遗憾的是，这种民间叙事几乎都不是本土化的叙事。语言本身应该成为表达那一方乡土的符号，贵州作家要改变这种状态，就要从单一的民间叙事中走出来。只有努力拓宽自己的路子，才能走得更实在，也更远。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青春小说家。”80后作家曹永认为，韩寒、郭敬明一类作家是文学明星，更像活动家，他们把小说创作当成了成名谋利的工具，为迎合市场而无病呻吟，丧失了文学本真。如果说，贵州的小说是因为地缘的边缘化而受到一定忽视，所谓的主流评论界更倾向于发达省份的文学创作，那么，一定还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他认为，贵州虽然在地域上较为边缘化，但恰恰是这样的边缘化，才有生活，才有灵感。他的创作方式是朴素的，从不去刻意创作，从小处着笔，大境界也不难出现;主流评论往往会给青少年阅读群以误导。

　　“21世纪的贵州小说，没有形成全国性、持续性、广泛性影响的‘群体效应’，也没有诞生具备高度关注度和争议性的文本范例。”作家阳正午认为，这并非贵州小说的软肋，这反而是优势所在：一是贵州位处边缘地区，作家们可以与“时髦写作”拉开适当距离;二是贵州有着独特的、丰富的地域文化，可以转化为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三是贵州发展滞后、缓慢，“现代化”洪流的冲击暂时有限，还保有传统乡土文化的自然形态，宜于作家冷静审视生命、存在的本体、本真状态，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及恒久价值源。但是，如果这三点成立的话，无异于把贵州和写作的关系简单化了。大众媒介实际上已消除了地理意义上的距离;贵州地域文化，未必受作家们青睐，文化隔阂和所谓的“文化优越感”很容易消解这种珍贵的写作资源;贵州留存的世界级的古朴人文形态，通常被视为“落后”、“猎奇”。我们发现，贵州作家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挖掘，远不如人类学家们来得深入和地道。我认为，就小说写作而言，贵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也没有合法化的“优势”可言。它取决于作家本身的文化视野、天赋、思想和世界观。

　　“贵州作家。可以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的，不去赶热闹，不被潮流左右，呆在这个偏僻的地方练好自己的内功。”作家冉正万说，作家必须向读者呈献自己的生活，说出你自己对这些生活的感受，否则，你的创作动机和目的就值得怀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创作看得更神圣一点。我们生活在这里，这片土地既然让我们活着，自然也能产生文学。这片土地不会要求我们表达什么，而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人，必须表达自己的感受。文学创作必须回到正道上来，必须走正途。随意性的写作只会导致失败或者自讨苦吃。

　　长篇小说创作需扶持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也出过一些好的长篇小说，其中以叶辛的《蹉跎岁月》、龙志毅的〈政界〉最为知名。”在今年的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彭苏对我省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认为，这些年来，贵州的长篇小说只有欧阳黔森借助电视剧的影响，推出了《雄关漫道》，还有一位女作者在《当代》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才使得贵州的长篇小篇说在国内有一席之地。其他众多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贵州作家，虽然也创作出来一些长篇小说，仅从长篇小说的力度来说，还远不能超过叶辛的《蹉跎岁月》和龙志毅的〈政界〉，贵州的长篇小说创作整体上在全国居于较为落后的状态。

　　“我省长篇小说创作‘含金量’不高。”彭苏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我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青年作家，其长篇小说创作“含金量”不高。具体表现在：一是其作品多数只能在贵州境内的出版社出版，因为其中有人脉、地缘等多因素的方便。二是得到作协、有关部门或是地方政府等相关部门的“资助”才能出版;三是不少作家只能自费或是多人共用一个书号在省外出版。真正在省内外凭借自身作品实力，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下，将作品推向市场的作家和作品不多。

　　“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我省作家要去掉虚荣心态，沉下心来创作好作品。”我省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千人左右，还有数量更多的市、地、州一级作家，加上县一级的作协会员，人数不下数千人。其中不少作家从事长篇小说创作或是准备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然而，一些作家的创作还浮在面上，没有深入生活寻找创作基础和灵感，自然难以创作出好作品。

　　“关部门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重视我省长篇小说的创作，制定我省长篇小说创作的规划，要着重推动反映我省重大历史和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彭苏建议：对有潜力的作者作品，要给予帮助，但不能靠单纯用钱来“资助”作者出的举措。在贵州长篇小说的扶持、宣传方面，要尽力争取做到提高评价水平，专认作品质量。同时，有关部门对我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专业作家，应有明确的创作验收指标。专业作家不能用了国家的创作经费，到期后自费或公费出版作品应付了事。专业作家应将作品要推向市场。否则，贵州长篇小说的创作，永远只是吃奶的孩子。

　　“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将长篇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已成为了一种正常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彭苏建议，省有关部门应当将长篇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