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民族学研究在贵州历史上的记忆碎片

——读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有感

□任瑞羾

　　王建民，一位于1957年6月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的陕西韩城籍汉族男子。在1978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四年学习过程中，对新疆地区史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自己做起了相关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查阅了许多档案、史料，特别是清代的档案史料，使得他对清代的新疆地区史有了更进一步的兴趣。由此，他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于自己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与民族学研究的不解之缘。而那时的他对民族学专业完全不了解，直到他凭借着长期查阅文献资料所掌握的、较扎实的新疆地区民族知识，并带着什么是“志”?的疑问，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攻读民族学专业新疆民族研究方向硕士学位研究生，民族学这门在中国才有百余年历史的年青学科，才算正式地向他敞开了神秘而庄严的大门。而他也从此由一位对民族学充满兴趣与向往的学子，慢慢成长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由云南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9月出版发行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共计36万字，是王建民在职攻读民族学专业中国民族学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研究生时的学术研究成果。这卷书共分为十章，从早期的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主要民族学家的学术经历及其学说和观点、学术机构的活动与学科的教学科研情况及成果三个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和清晰地叙述了中国民族学的起源和创建过程，研究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和变化，探讨了民族学中国化等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中较为重要的问题。有中国“本学科史上的一部先锋之著”的美誉。

　　通过阅读，笔者认为该书的行文结构主要是按照中国民族学史的框架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然后进行梳理细分。从民族学的定义及其学科地位的理论研究入手，以中外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的观点对“民族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这一点可以从书后“附录”所列的38页码参考文献目录中可以看出，王建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广搜博采，深入到全国若干图书馆及科研机构搜集、整理出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并通过相关资料的分析研究对一些老一辈民族学家作个别访谈进行相关事件或线索的求证。以探索民族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背景为依托，对中国民族学的创建、成长、发展的细节，均作了详细的记录。在书的附录三和附录四中，王建民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的学术简历和中国民族学大事记(1895-1949)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记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王建民在学术研究中对前辈学者成果的尊重和对文献资料归纳整理的科学与严谨。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参考依据和研究线索，也为少数民族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和研究方法。

　　该书的信息量大、知识点多，成为该书的一大亮点。比如过去被我们所熟知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先生一直都是以一位著名教育家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知识视野中，但通过对该书的阅读，笔者才知道最早在中国提出“民族学”这一术语，并从概念上明确了学科定义的人竟然是蔡元培先生。他在1926年12月《一般》杂志第12号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通过阅读，笔者也知道了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章太炎、严复、郭沫若等人在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该书在民族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背景中，还提到了清康熙26至30年间任贵州巡抚的田雯所著的《黔书》，该书共两卷，书中记述广泛，有许多人情风俗介绍。所记贵州苗族各分支和其他民族的习俗多为实地采风而成。书中还提到清嘉庆初年贵州八寨理苗同知陈浩作、贵州督学李宗昉绘的《黔苗图说》，则更为专门，画有贵州的苗族及其他民族的各支系的82个文化群体人物形象，并附有简单介绍，在清代贵州各民族风俗的记录方面有重要价值。以上事实说明，中国是最早有较为丰富的民族学资料记载的国家之一，而贵州在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领域和历程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为此，笔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将书中所涉及到的那些在1949年前关于贵州民族学研究的较为详细的事例和资料进行简单的归纳整理，以重拾民族学研究在贵州历史上的那些记忆碎片。

　　书中记载，日本人类学的创始人鸟居龙藏，于1902年7月至次年3月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他到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调查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并根据调查的内容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苗族调查报告》后被国立编译馆译为汉文，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应该算是书中所罗列的外国民族学家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较早的事例。

　　书中还提到，大夏大学社会学系是1928年建立的，1931年吴泽霖在大夏大学开辟了社会学研究室，“专事搜集各种实际材料及调查图表，以供同学之研究”。抗战时期，大夏大学西迁至贵阳，吴泽霖和他的同事在进行民族学调查的同时，也着力于各民族文物的搜集，1941年他们大学校建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到1942年，共征集到苗族等民族的文物1000余件。1941-1942年间，他们还连续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

　　通过阅读本书的相关史料，笔者发现在抗战前很少有人对贵州进行民族学的实地调查，贵州基本上属于民族学实地调查的一个盲区。而进入抗战时期后，众多的研究者云集在西南地区，因此在西南地区中，具有多民族风情和文化特色的贵州被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们列为较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区域。

　　由于，大夏大学的教授吴泽霖、陈国钧等在抗战前期曾经对贵州境内的民族进行多次调查。1939年2月，大夏大学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是年春，受当时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委托，经过初步的调查后，考察团派员分别赴安顺、定番、炉山(今凯里)等处进行实地调查，历时八个月，根据内政部所指定的调查要点，考察团成员将调查结果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三种呈报，每种约20万字，内容翔实。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受贵州省民政厅的委托，对贵州各县苗族、彝族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并派出两名助理研究员随团从东路和西路分别赴地处边远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调查，最后将调查报告呈送给贵州省民政厅。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在此期间还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如贵阳城区劳工概况调查、贵阳“二四”灾情调查等。考察团成员陈国钧在专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将经几年搜集所得的布依族、苗族、侗族、水族等民族的1000首歌谣编成《贵州苗夷歌谣》。1940年，岑家梧在吴泽霖离校后，担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他和陈国钧等继续对贵州境内的各民族进行调查。其间，岑家梧曾到黔东南荔波的水族聚居区作实地调查。

　　另外，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抗战期间组织了学生暑期服务团等社会调查组织对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其中，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的主任张伯怀还专门到贵州的惠水、黄平两县苗族地区进行调查。

　　在抗战期间，也有一些外国的人类学家和留学生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如德国的人类学家布克莱尔1940年来华，曾在贵州对苗族、仡佬族进行过田野调查。他调查过的地区包括贵州的安顺、镇宁、郎岱。回国后写成了关于贵州仡佬族的研究论著。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皮尔的学生、中国非汉语研究的创始人李方桂20年代末留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抗战爆发后，他开展了对贵州侗族、水族语言的研究。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仡佬族的体质。美国学者米凯于1946年到贵州的贵定一带对苗族进行民族学调查，著有调查报告《贵州的海坝苗》。1948-1949年间她又第二次到贵州的龙里地区开展田野工作。

　　在抗战开始后至1944年4月的期间，中央研究院对体质人类学进行专项研究，并拟定了《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等研究课题。该考察组对贵州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汉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并将体质调查、测量和民族文化调查结合在一起进行，题目是《贵州苗夷体质与文化之调查》。考察组中的吴定良、吴汝康及张洪夔等人于1941年8月开始，调查了安顺、镇宁、普定、织金、贵阳、龙里、平坝等县的60多个村寨，调查的民族和族群有“青苗、坝苗、水苗、补陇苗、仲家、龙家、打牙仡佬与披抱仡佬”等。该考察组在调查中得到体质测量材料2000余份、指纹与血型材料1000余份及民族文化和人口的相关统计资料。1942年，吴定良又和技术助理张洪夔到贵州的大定(今大方)、毕节、威宁、纳雍等地，再次调查苗族支系中的大花苗、小花苗及彝族的不同支系等族群的文化与体质。最终，考察组将所调查的情况形成了《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贵州仡佬之体质》、《贵州仲家之体质》等研究成果，分别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

　　通过书中所记载的以上事例 ，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在中国民族学史早期的研究历程中是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对丰富中国民族学史的内容和研究成果是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本书的作者王建民教授作研究很扎实细致，资料引证和例证相当详实和丰富，涉及的学科跨度大。他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史料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较好地把叙述和评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融合在全书的各个部分中。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和评价早期的中国民族学工作者的学术成果和经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中的问题。可以说，王建民教授在经过十多年搜集、调查、采访，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把生僻的民族学科史引上了一条光明的学术坦途，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而这本倾注了他才智与心血的著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建设中国民族学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今后的民族学研究者了解这段历史和借鉴前人的经验有着意义深远的参考价值。

　　作为生于贵州、长于贵州的少数民族同胞，了解并回顾这一段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民族学研究历史，也是意义重大和深远的。希望我们能以前人的探索精神和坚强毅力为榜样，更执着、更努力地继续去发现和挖掘我们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资源和民族特色，力争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繁荣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民族学史》

王健民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