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示未来的社会坐标

——生态文明理念全球传播及贵州实践回望

□本报记者 田锦凡    

　　这是触目惊心且令人感伤的现实：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家园，仅剩300余万平方公里适宜居住，不足三分之一。较之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口翻一番多，水土流失及荒漠化土地却都翻了约一番半——这意味着，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国人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至原来的五分之一。
　　不止是在中国，由两次工业革命诱发的各种生态危机，及其在全球引发的其它社会危机，正成为一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首屈一指的世界议题。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严重荒漠化，警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已经迫在眉睫。
　　困境可以“倒逼”新生，蕴涵生态文明理念的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然而，这一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其酝酿与形成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美国“寂静的春天”
　　1962年，一位名叫蕾切尔·卡逊的女生物学家出版专著《寂静的春天》，立即在美国工业界、政界和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其书中观点展开的争论，直到两年后卡逊在精神和病痛的双重折磨下辞世仍未停息。
　　卡逊在书中揭露了五六十年代因大量使用杀虫剂，给美国乡村、森林、河流造成的生态灾难。她用寓言式的笔触写道：“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坚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它鸟鸣的声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
　　造成这个寂静世界的罪魁祸首，是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杀虫剂DDT。卡逊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论证，揭示了这些剧毒农药对动植物和人类深层而持久的危害，她因此遭到以农药制造商为代表的工业界的强烈反对和围攻。他们雇佣一些学者反驳其观点，甚至用最恶毒的语言对这位女科学家进行人格侮辱和谩骂。卡逊奋战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精神唤起了人们的良知和对生态恶化的关注。时任总统肯尼迪呼吁国会展开调查，自此美国开始对杀虫剂的使用制定标准并立法。
　　DDT只是工业时代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标志性产品之一，尴尬的是其发明人曾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卡逊关注的显然不仅在杀虫剂本身，而是整个工业化生产与环境的矛盾和冲突。她由此启迪并开辟了人类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新境界，即方兴未艾的生态及环境保护。不仅如此，卡逊的贡献超出了生态学的范畴，还具有人类学的价值。因此，世人将其著作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划时代意义相媲美。
　　到1970年，美国成立了首个环境保护局，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地球日”也正式诞生。

地球“增长的极限”
　　就在《寂静的春天》面世十年后，又有两部标志性的著作出版：一部是《生存的蓝图》，系一群英国科学家根据世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数据所写的研究报告；另一部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组织——罗马俱乐部成员所著的《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运用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提出的全球模型，对影响人类发展的各种因素及相互关系进行动态分析，最终确认决定和限制全球增长的五个基本要素——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100年中发生。”这个如今看来有些耸人听闻的结论，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进一步提出：“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
　　1972年6月，由联合国发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14个国家代表联合发布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并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是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重视的开端，环保自此逐渐成为一项全球运动，“环保主义”也一跃而为当代最显赫的意识形态之一。
　　有趣的是，1985年中国社科院编译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没有极限的增长》，选自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作为乐观派，西蒙的观点与罗马俱乐部针锋相对：“人类的资源是无限的，生态环境日益好转，粮食问题将不成问题，人口将在未来自然达到平衡。”不过，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交锋，恰恰说明了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成果。

走向“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美国农业科学家布朗在其1981年出版的著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如是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成为全人类普遍的共识。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在其调研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
　　1992年6月，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齐聚巴西里约热内卢。在《环境与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中，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要求以国际合作来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可持续的生产及消费方式，并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会议通过的另一个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率团出席这次“将使人类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会议。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参与制订《21世纪议程》，且在会后迅速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于1994年在全国颁布。1996年，我国正式宣布“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通过了旨在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2003年7月，我国制订和发布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全民行动。

“科学发展”的试验
　　在中国，最早直接秉承“可持续发展”概念精神实质的，莫非贵州毕节试验区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倡导和实践的三大主题：“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抑或说，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进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探索，其主题和经验本身即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及成果。
　　毕节偏居云贵高原结合部的乌蒙山麓，乃西南贫困带的核心区域。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沿海沿边地区各显神通迅猛发展，而毕节党政官员却还在为百姓的温饱和生存环境问题辗转难眠——那里群众生活贫困、生态环境恶劣、人口压力极大，曾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
　　从1985年春到1987年下半年，在两年多时间里，以时任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为首的贵州省党政班子一直在探寻当地脱贫致富的长远发展模式。在广泛调研及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应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走非传统模式的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彼时，恰逢中央下发文件规定“允许地方建立综合改革试验小区，区内可以突破现行的政策和体制”，这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提供了政策支撑。
　　1988年4月，胡锦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在京邀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支持。随后，中央统战部组织专家学者赴贵州开展了为期13天的考察。当年6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毕节试验区。
　　那时，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将贫困、生态、人口问题统筹考虑，并制定完整的治理方案在大范围内实施，全世界尚无先例。“开发扶贫的核心是启动价值规律，生态建设的要害是取之有道，人口控制的关键是教化民众。”原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杨继红在其所著《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中，如此阐述试验区的三大任务。
　　中科院研究员、贵州籍经济学家薛永应认为，毕节试验区对社会系统、自然系统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发展系统进行了通盘考虑和统筹安排，这一超前探索和实践，正是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科学发展观的雏形。
　　历经20多年对“科学发展”的不断摸索与总结，如今毕节试验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石漠化地带建起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已成为贵州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之地，如同一只雄鹰在乌蒙高原展翅翱翔。

“美丽贵州”在共建
　　这是“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地方突围，也是生态文明视野下全球发展的必由路径。
　　199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理念首次进入党的行动纲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十个方面描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从此，“生态文明”理念在越来越多的公众心中生根发芽。
　　得益于过往的试验，生态文明建设在贵州的践行更显“美丽风景”。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构建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体系，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政府主导、企业践行、公众参与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态势，在全省已然形成。
　　贵阳市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在全国首创成立生态文明建设专门管理部门，并出台全国首部建设生态文明的地方性法规；黔东南州在全省率先实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是贵州开展市（州）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设的第一个州；毕节市始终坚持“生态立市”战略，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发展之中……
　　省环保厅组织研究制定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体系；省林业厅出台《贵州省林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提出努力构筑“两屏五带”的生态安全格局，建成功能完备的“两江”上游生态屏障……
　　贵州企业积极转变生产方式，开展节能减排。近几年，开磷集团为实现节能减排投入技改资金近15亿元；中铝贵州分公司完成LNG油改气技改项目，每年减少重油使用量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减少烟尘排放240吨……
　　这个位居西南一隅的欠发达省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大刀阔斧式举动引来全球聚焦，而始于2009年夏天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可谓居功至伟。如今，其已成为国内外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等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探索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初，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准，会议升格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乃中国目前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