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辛/刘晨/宋平明

2.“加油文化”——时代之问、大道之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晨）

3.由“加油”到“劝学”：张氏父子的教育报国梦（中国社科院博士，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平明）

秋天里，陪老同学老朋友去幼儿园接他的孙子。

幼儿园里正在拔河，一声声鼓励的“加油”“加油”从孩子们嘴里喊出来，显得清亮悦耳，不大的操场内一片欢腾。

接了小孙子出来，走出宽敞的弄堂时，小家伙突然向他的爷爷提出一个问题：“拔河的时候，大家为啥都要叫‘加油’啊？”

我的这位相交60年的老朋友一时答不出来，转过脸来，把“皮球”踢到了我的身上，说：“爷爷答不上来。你问叶爷爷吧，他是写书的。”

小家伙顿时把脸朝着我仰起来，乌溜溜的双眼睁得大大的，问我：“叶爷爷，你知道吗？”

我只得老老实实地摊开双手，对这爷孙俩说：“加油、加油喊了一辈子，我还真不知道呢。”

没有想到，今年的元旦，应邀到贵州的黔西南州去，走进黔、滇、桂三省区接合部的安龙县，意外地获得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安龙县我去过多次。知道这个近50万人口的县，在贵州、在全国属于不大不小的一个县，是首批被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一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却是“加油”最早让人喊出来的山地。

话得从晚清四大重臣之一的张之洞说起。1841年，张之洞的父亲张锳到此任兴义府的知府。张锳不仅是个官员，还是一位有思想、有追求、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道路遥远的黔、桂、滇三省交界之地，他一如既往地像在他处当官时一样，重教兴学。他认为要振兴中华、重振伟业，让中国摆脱积贫积弱，首先得有人才。而要出人才，就得兴教育。他在兴义府（治所在安龙）创建了兴义府试院，重建了珠泉书院，“劝捐”倡修册亨书院、普安的盘水书院。册亨、普安都是兴义府下属的县。

为鼓励贫困家庭的孩子潜心读书、刻苦钻研、认真思考，他令府衙里的小吏，挑着一担灯油，晚上在兴义府城（今安龙县城）的大街小巷里掌灯巡游。看到哪户街坊家里还亮着灯，就敲门进屋，只要见到屋里有人在挑灯夜读，挑着油担子的衙吏便会进屋去，给主人家的灯油瓶子里加满灯油，以此鼓励读书人挑灯夜读，不要担忧灯油会燃尽。

知府鼓励读书人添加灯油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地就传开了。一时在百姓中传为佳话，也成为家长们鼓励自己孩子读书的动力。用功读书之风蔚然传遍城乡，一时间，在安龙，在兴义府各县，出现一股旷古未有的兴旺学习景象。尤其是贫困的农家子弟，更是挑灯夜读成风。那些家庭富裕的人家，就更不用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本就是他们以后博取功名利禄之道啊！

我在安龙著名的荷塘边散步时，在夕阳西斜的招堤上，还遇到了两个身着清朝衙吏服装的巡堤人，他俩一人挑担，一人手中也拿着一把油勺。我不由笑问：“这是为什么？还要给小学生家里添灯油吗？”

说着，顺手打开了桶盖。桶里装的不是油，而是一些芝麻糖、花生糕、饼干、桃酥等零食。我笑道：“不加灯油，加的是点心啊！”

一位衙吏打扮的男子笑着告诉我，张锳、张之洞父子鼓励兴义府人添灯油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家喻户晓。这会儿不正是周围的中小学放学的时间嘛，我们每天在这时候到招堤上来，一是提醒贪玩的孩子们早点儿回家做作业，给他们送点心；二来呢，招堤国家湿地公园，本就是4A级景区，这当儿，又是游客们来得最多的时候，看到我们这身晚清时期的打扮，外来的游客们都会像你一样，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也正好宣传了“加油文化”。

好一个“加油文化！”

原来如此，一旁马上有当地人插话：“为自己加油，为他人加油，为正从事的事业加油，也是当今需要的啊！”

我当时就想到了上海老同学老朋友那个小孙子，加油、加油的出处，原来是在这儿哩！

不过，兴义府安龙县的“加油文化”，其意义不仅仅是回答了“加油”两个字的出处，更是有着深远的意义。

那是我走过招堤、步上半山亭时，看到亭柱上的一副对联时，联想到的。对联写道：携酒一壶，到此间畅谈风月；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

我在对联旁坐下来，浮想联翩：鸦片战争之后，正是所谓的“五口通商”时期，中国人在洋枪洋炮威逼之下，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民不聊生……在如此大形势下，张锳、张之洞父子先后兴办各种书院，留下广为流传的“加油文化”，其意义是远比这件事令人深思的。

加油、加油！我们不仅仅是在各类比赛中习惯性地喊喊而已，更是要脚踏实地地加油干呐！

 安龙县城远眺 姚胜祥/摄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5期」

大名鼎鼎的张之洞被不少人誉为“晚清四大名臣”。虽然“四大”是谁颇有争论，但“名臣”之说当无疑问。乃父张锳相较于张之洞，知之者不多，也不如张之洞的女婿、做过军机大臣的鹿传霖名气大。但古人云家有四事——家风、家道、家学、家业，张氏家族的“四事”实成于张锳而盛于张之洞。家学，是最奢侈的传承。张锳对张之洞影响甚深。

张锳在贵州历任知县、知府、道台，素以清正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称，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贵东道任上。他在贵州凡三十载，有功德于当地百姓。其中，张锳在贵州兴义府知府任内十四年，夜夜免费为全城备考、应考学子“添灯油劝学”的故事，被世人传为美谈，这也成为“加油”一词之来由。

前段时间读过《文史天地》杂志一篇名为《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的文章，该文不仅将一位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的传统士大夫精英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将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民族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揭示了“加油文化”的时代内涵。所谓“笃正守行，久久为功”，体现的是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在康庄大道的征途上，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华崛起，众志成城、团结奋斗，苦干、实干，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毫不动摇。其中的道理不必详说，凡成就大功业者，必有大精神，也必有大胸怀。这种精神或胸怀，于今天而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文化自信。

一、问几辈能挽山河

首先表现在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鸦片战争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战后，道光帝虽然也下诏练兵、造船、置炮，但这些诏令很快形同具文。统治者继续在天朝上国的残梦中昏昏欲睡，中国积贫积弱积弊的现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而另一方面，在列强的胁迫下，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一些内在变化，最终使新旧矛盾交织于一身，导致咸丰朝内外危机的总爆发，对内即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体的各地各族民众造反，对外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整个中国几乎成一片火海。虽然总体上看当时中国朝野一片死寂，但也有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等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人士、开明分子被唤醒，他们破冰醒世，发出了何以富国强兵的时代之问。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张锳的一句“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同样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问。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诞生之前，中国历史上不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家国情怀。北宋大儒张载即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步入近代，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成为当时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也就是说，对于起衰振隳，除弊去疴，当时的知识界和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方案。改良与革命之争由是而兴。这里既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也有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有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先驱，魏源则被称为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张锳则把“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作为践行“问几辈能挽河山”时代之问的正道。此一主张同龚自珍的呼吁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传统时代的旧官僚，饱经儒学熏陶的张锳并没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整个朝野局面一片沉寂，吏治窳败，文恬武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在传统时代官绅群体肖像中，像张锳那样发出时代之问，并为之践行者，仍是少数，难能可贵。

知府张锳的衙役给学子加油 国画 王万班绘

二、国势之强由于人

其次表现在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宝贵财富。张之洞在乃父的影响下，在强国的征途上迈得更远些。他重人才，办书院，奖掖后学，提出“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显然继承了张锳的衣钵。张锳认为，面对国家和民族危难，只有经世致用，才能救亡图存，只有崇尚教育、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添灯油劝学”的典故就反映了他持之以恒重教兴学、竭尽全力为国育才、呕心修志以文化人的治理理念。他在兴义府任上的政绩主要是培育人才。我们今天同样以科教兴国为国家战略，这是历史的传承。《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一文将张锳兴学概括为四个方面：扩书院办义学广泛育才；修兴义府试院择优选材——这是贵州省现存唯一保护完整的科举考试场所；激励学子力学问树功名；纂府志传文脉以文化人。这些政略践行的结果是学风兴盛，人才辈出，可见确具成效。

张之洞是后期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文化思维的桎梏中有所突破，无论是在湖北、广东还是在京城任职，他改革传统教育，创办新式学堂，仿照西洋例革新近代教育体系。除了办学堂、育人才，他还兴实业、修铁路、建城市、练新军等，开创了武汉近代工业和城市格局，将湖北建设成了影响遍及全国的洋务和新政中心，著名者如汉阳钢铁厂、湖北枪炮厂、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等。

张之洞的新学理念，还通过严修传给雷廷珍、姚华、徐天叙，再通过三人接续在笔山书院传播，使得兴义府乃至整个贵州省重教兴学蔚为大观、蔚然成风。张之洞、李端棻、严修是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三个重要人物。其中，严修是张佩纶学生，与张佩纶、张之洞关系颇密。李端棻曾向光绪帝推荐其人。严修到贵州担任学政后，大力推行张之洞的新学理念，践行新式教育，开设贵州官书局，改革贵阳学古书院，以人才求自强自存，以讲学合众求育才励学，讲中学以经世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从张锳、张之洞父子再到严修等人，从兴文教、育人才到办洋务，60余年，守正笃行，锲而不舍，行稳致远，久久为功，使为国家图富强、为天下储人才的社会风尚延绵不绝，延续不断，这同样也是一种浓厚家国情怀、现实关怀的体现。

从重文兴教到经世致用，是张锳思想较同时代大多数士大夫的进步演化，其中自有其局限；从经世致用到兴办洋务，是张之洞思想从传统士大夫阶层窠臼中的嬗变，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展现了官僚士大夫阶层思想转型历程中的执拗与艰难。孙中山先生说过：“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这是在讲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延续性、承续性。但历史规律还有必然与偶然、客观与主观的区隔。事实上，张之洞办洋务与清朝覆灭的关系是历史的不自觉，是客观影响，而非主观愿望。

国家治理关乎国家兴衰存亡，是古今中外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大和今年两会都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应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历史的宝贵经验。除了倾心教育，关爱人才、重视知识，在张锳的人生轨迹中，我们还可以提炼出为官清廉、讲求实干、重视民心等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添灯油劝学”仅是张锳为政之道的一个代表，“招堤十里荷花”、张锳修路、捐义仓补粮缺等等故事也在贵州各地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特别是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张锳的清廉极为可贵，他到威宁任职的第二年，准备回老家过年，却只带了点威宁的荞酥、火肘回老家犒劳乡亲。

三、政之兴废在民心

最后表现在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张锳只是传统时代中层官僚士大夫中的普通一员。但是他懂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勤政爱民，提拔幽隐，奖掖后学，激励后人，是为官正道，是历史中国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语出《管子·牧民》。这就是时代之问的应行大道。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引用了该典故来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国泰民安，只有民安才能国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从几千年王朝兴替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政权要打江山、守江山，民心都是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我们评价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也只能以其对社会的改善与进步，民众意志的提升与实现具有怎样的价值来进行评判，只有放在这一标准之下，才能对其历史地位、价值和意义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总之，张锳的历史事迹虽然具有独特地域性——兴义府烙印，但却包含了厚重的历史性——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深具鲜明的时代性——具有现实启示意义。我们今天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所谓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撸起袖子加油干，不但是一种文化自信，而且凝结着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是《张锳“添灯油劝学”的文化价值》一文为我们深刻揭示出的“加油文化”的精神特质和主要内涵。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5期」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而对于一个人而言，读书使人明理，学习使人增智。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张锳对读书和教育的重要性则认识得更为深刻。

张锳祖上甚为显赫，其先祖张淮在明朝正德年间高中进士并官至河南按察使。此后，在明、清两朝，张家都有人在官府任职，给张氏家族留下了读书和出仕的传统。1793年，张锳出生了。然而，不幸的是，在张锳年幼之时，其父张廷琛即撒手西去，使得张锳的生活和求学之路陷入了困窘之中。张锳临终前曾回忆过这一段艰辛求学的历程：“予家世清白吏。及予少长，家益贫，自刻苦读书，厄于冻馁者，数矣！”然而，张锳的科举功名之路并不顺畅。1813年，年届20的张锳高中举人，此后，虽然竭尽全力且多次赴京参加会试，但均无功而返。因此，屡试不中的张锳只好暂时赋闲在家，晴耕雨读，以消时光。

但是，意外来了。这个意外就是从乾隆时期就沿袭下来六年一度的“大挑”。所谓的“大挑”，就是清朝为了给那些三次会试不中的举人一次晋升的机会，由吏部根据屡试不中的举子的形貌和应对来进行挑选，说白了就是看举子的颜值和口才来决定是否录用。如果是被吏部挑为一等，则可以放任知县，如果是二等，则一般可去官办的书院担任教职。张锳以高颜值和极佳的口才通过了大挑。道光六年（1826年），张锳以大挑知县赴黔，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清正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有治绩，升黎平知府。1841年署兴义府知府。

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担任兴义府知府开始，张锳坚持每天晚上派出两名衙门公差在街上巡逻。一名公差打着灯笼，一名公差则挑着桐油篓，看见哪家学子在深夜仍亮灯苦读，便驻足在学子门前，高呼：“府台给相公添油啰！”听到呼叫声的学子打开房门，拿出灯盏，公差便将学子的灯盏加满桐油。随后，差役会继续喊道：“府台祝相公用功读书，获取功名！”给深夜点灯苦读的学子加油，张锳一直坚持了14年，直到他在咸丰五年（1855年）迁任贵东道道尹为止。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说的“加油”这个词的来源。其原本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慢慢才演变成我们给他人或是自己鼓劲、鼓励或是助威之时的日常用语。

其实，给深夜读书的学子加油鼓劲，这只是张锳尊崇教育和为国育才的一个小小表现。在兴义府，为重教兴学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带头捐款扩建了府城的珠泉书院并大力兴办义学，以便能够为本辖区民众提供高水平大范围的优质教育；旧有的试院过于狭小和破旧，为满足本府学子考试所需，筹款白银三万余两兴建了可容纳千余人读书和应考所用的新试院。

当然了，张锳对本地学子的教育极为重视的同时，对本家后代子侄的教育也极为重视。他对其子侄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汝当力学，树功名。”他遍邀名师为其子侄授业解惑。比如，在张之洞4岁时，张锳就聘请了学养深厚的何养源先生作为张之洞的启蒙老师。张之洞开蒙结束之后便进入了兴义府学继续深造。张锳给张之洞以及其他孩子们请的业师均为当地名流士子，其中有一些老师有举人或是进士的功名在身，张之洞甚至还曾经向父亲的好友胡林翼请教过经世致用之学。张锳还“竭俸金购书十橱，置诸子学舍”，供学子阅读和学习。

如果说张锳14年如一日给深夜读书的学子们添加灯油是直接明了的“加油”的话，那么他给兴义府学子提供优良的读书环境和学习条件则可视为更为宏大和深远的“加油”，其功效更为长远，更为持久，更为强劲；而为整个国家带来更为强劲的教育动力，完成给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加油”的任务则由张之洞来完成。

武汉大学（原为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一角

1850年张之洞顺利取得原籍生员资格。1852年9月，张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举人。1862年3月，张之洞赴京参加会试，仅仅被挑取位眷录第三名。但是，胸怀治国安邦大志的张之洞不满足于这种抄抄写写的文字工作，遂进入担任河南巡抚的族兄张之万的幕府，为其草拟各种奏章和文书，初步显示了其治国理政的才能。1863年3月，张之洞再次参加会试并在殿试中获得二甲第一名。殿试三天之后，慈禧太后看到了张之洞的试卷，对张之洞的文章大为赏识，遂将张之洞由二甲第一名拔擢为一甲第三名，即我们所熟知的“探花”。不久，张之洞又通过了翰林院庶吉士的选拔，以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成为翰林院编修。

1866年，张之洞被朝廷选任为浙江乡试副主考。作为副主考，张之洞可谓是殚精竭虑，他“勤于搜遗，乡试卷全阅，小试卷十阅其七，得人甚多”。被张之洞选中的举子当中，有后来做了两广总督的陶模，还有外交家袁昶、徐景澄以及著名学者孙诒让等人。1867年，张之洞又被任命为湖北学政，成为主管湖北一省教育的主官，承担着在湖北省内为国家培育和选拔人才的重任。甫一上任，张之洞向湖北的士子们发布文告说：“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在张之洞看来，作为一省学政，其不仅仅要考察学子们的文章，更要帮助学子们向圣贤们看齐，成为国家栋梁。1869年，在时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的支持下，张之洞专门筹款在武昌火星堂文昌宫修建一所新的书院，初名文昌书院，后改名为经心书院，吸收了大批的湖北士子前来求学深造，为湖北的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73年9月，张之洞又被朝廷委任为四川学政。在四川学政任上，张之洞采用霹雳手段整顿了四川科场的糜烂风气，并用菩萨心肠在四川为国家培育和选拔人才。比如，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就是张之洞从四川绵竹挖掘出来的维新人才。在时任四川总督吴棠的支持下，张之洞为四川创办了尊经书院，并捐出自己的俸禄为书院购置四千卷图书以供学子阅读。不仅如此，为给四川学子指出正确的求学读书之道，张之洞专门撰写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成为四川学子科举功名之路的实用指南，且已初步体现出其对西学的重视。后来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对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的政绩评价说：“先是川省僻处西贩，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骛，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指张之洞）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士……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1876年，张之洞结束了四川学政的任期，回京任职，结束了其10年的学官生涯。

从1877年到1881年，张之洞先后任教习庶吉士、国子监司业、左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无权无责的闲散官职，是所谓的清流派。张之洞巧妙地给慈禧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并于1881年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随后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正式成为封疆大吏的一员。此后，张之洞有了更大的舞台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也能在更大的范围之内为教育的发展提出自己独特的解决之道。

张之洞到任山西巡抚之后，在整顿山西政务和经济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山西的教育事业，并创办了令德堂书院，为山西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当时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张之洞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截至目前所办的教育培养出的只是一些通经学古的传统士子，但是洋务运动更需要的是精通西学之才。因此，在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之后，张之洞意识到，山西教育的发展方向甚至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中学和西学互为结合，而且必须加大力气去兴办西学。因此，1883年5月，张之洞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并要求洋务局官员广为招募熟悉天文、算法、水法、格物、公法、兵械、船炮、矿务等洋务人才，及时购买各种洋务书籍，开办各种洋务课程以培养新式的洋务人才。可见，到任山西巡抚之后，张之洞很快就从京师的清流派变成了倡导西学的洋务派了。

清末，卢森堡专家在汉阳铁厂留影

但是，张之洞在山西并没有待太长时间，于1884年5月卸任山西巡抚而署理两广总督。此时，中法战争正在全面展开，清廷需要张之洞前往两广筹措海防并抗击法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过程中，张之洞越来越认识到兴办洋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张之洞在1885年5月25日上呈朝廷的《筹议海防要策折》中提出了三条筹策：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而尤以储人才最为紧要。在张之洞看来，战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更是人才的较量，而人才的较量的本质则是教育的较量。因此，张之洞认为，培育更多的先进人才是兴办洋务运动的首要任务。1887年8月，张之洞向清廷上《创办水陆师学堂折》并获得清廷允准，随后不久，广东水陆师学堂正式创办，开设了各种西学课程。正是在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的过程中，张之洞开始形成其流传后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他要求学堂的学员“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

1889年8月，清廷令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在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大兴洋务，创办了诸多洋务企业，使两湖地区成为洋务事业的一个中心区域。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兴办洋务的成功，使其更有实力和信心对本地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两湖地区以至于整个中国培养出了更多熟悉中西学术的先进人才。1894年11月，清廷又令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张之洞坚定了国家必须“变通陈法”以自强的想法。1895年7月19日，张之洞向清廷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九条“中国安身立命之端”，其中涉及教育的主张有两个方面：广开新式学堂，多派留学生出国深造。1896年3月，张之洞卸任两江总督并返任湖广总督，遂在湖北又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并推动更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深造。

1898年7月24日，正当戊戌变法处于高潮时刻，张之洞向光绪帝呈上了自己从甲午战败之后就开始酝酿写作的《劝学篇》。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试图在中学和西学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既能博采西学之所长为我所用，又能守中国传统学术之精要以固其体，并劝导民众对中学和西学都要有更为清晰而准确的认知并全面系统学习之，以进而推动中国的全面发展。其实，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在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提出自己的变法强国方案，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氛围下，可谓是一种让各方都能满意的最佳方案。因此，光绪帝对《劝学篇》大为赞赏，认为张之洞“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一时间，世人争相阅读张之洞的《劝学篇》，以至于十日之间三易其版，前后刊印竟达二百万册之多。因此，凭借《劝学篇》，张之洞终于能够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提出自己的教育报国的理想，唤起了读书人的忧患意识，劝导全国上下都要兴学育才。

自张锳从1841年开始给兴义府的学子们“加油”，再到张之洞于1898年写就《劝学篇》，张锳、张之洞父子二人重教兴学，并不断为中国教育注入新的内容，坚持为国育才，为国选才，为国举才，为国家的自强和求富培育了大批的各式人才，试图以教育强国，并最后完成他们各自的教育报国梦。因此，无论是“加油”还是“劝学”，张锳、张之洞父子二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和应对时代难题的解决方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5期」